白叔是三爷和三奶的独子，因其皮肤白，小名叫白小，我喊他白叔。三爷去世得早，我记事起，三奶和白叔两个人过。
白叔是个能人，补胎、编席、扎纸扎，都会。他还有一项别人不能及的手艺——烧窑。多年前，村里有一座烧砖窑，谁家要盖房，自家拓好砖坯，晾晒干装了窑，就开始请白叔烧窑。白叔烧出来的砖，要色有色，要声有声，蓝莹莹的，敲敲叮当脆响。烧窑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儿，因此，白叔是村里的香饽饽，农闲时很少沾家，不是这家请就是那家叫。请白叔烧窑的人家，手头再紧，每天也小酒不断地供应着，但烧窑期间白叔从来没有喝醉过。
白叔喝醉酒，是在出窑的时候。我家和白叔家合住一个院子，什么时候白叔上摆下摇，嘴里唱着“咱夫妻好比鸳鸯落在沙滩地，是何人棒打鸳鸯两分离”回家来，我就知道白叔又烧好了一窑砖。
白叔刚进院子还是在唱，到歪倒在床，唱就变成了凄切的念叨，“棒打鸳鸯两分离——棒打鸳鸯——两分离——”声音渐渐低沉下去，泪在满脸的褶子里蜿蜒。
我问父亲：“爸，白叔唱的是哪出戏呀，他只会唱这两句？”
父亲拉着我出了门，叹道：“别人烧砖盖房娶媳妇，你白叔错过了，还是个光棍。”
我不懂：别人烧砖盖房娶媳妇，跟白叔喝醉酒就唱有啥关系呢？父亲有时候生气了也训斥喝醉酒的白叔：“大气候你能掌控得住？耽误的也不是你自己！”
母亲则感叹：“人啊，走到哪一步都是命。”
后来，村里人盖房开始用一种新型的免烧砖，没人再请白叔烧窑。白叔却越来越离不开酒，三奶去世后，白叔一个人过，他闻不得谁家飘出酒香，闻到了就蹭过去赶酒场，逢酒必醉，逢醉必唱，以至于村里人有事摆酒席都不再叫他，嫌弃。
白叔还是在喝酒上吃了亏。
一个夏日，烈日炎炎。太阳老高了不见白叔出房门，父亲过去把门擂得震天响，依旧没有动静，父亲喊人来一起破门而入，房间里酒气冲天，白叔歪坐在床头已没了呼吸，手里紧紧抓着一副旧鞋垫。
母亲就边哭边数落：“那么开通的一个人，咋就在一件事上榆木疙瘩死脑筋啊！”
只有母亲知道白叔临终舍不得放手的鞋垫是谁的。
白叔大高个儿，浓眉大眼，长得帅气，手又巧，能干，年轻时很受姑娘们青睐，同村有个叫秀菊的姑娘暗地里跟白叔好。
有一天，母亲正在做饭，白叔到灶房围着她嘿嘿地笑。
“傻笑啥？有事快说，有屁快放。孩子们都饿了，等着吃饭，别在这碍手碍脚。”
白叔笑着说：“我放，我放。”
倒把母亲给逗乐了。
白叔从腋下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双鞋垫在母亲眼前晃——大红的底子，七色丝线绣了一对活灵活现的鸳鸯。
母亲问：“谁的？”
“秀菊送我的！”白叔笑得合不拢嘴。
母亲当天就把白叔与秀菊的事告诉了三奶，三奶高兴得不行。白叔虽说是个人尖，但在他谈婚的年龄，成分论盛行，我们家成分高，没有几家的爹娘愿意把闺女嫁给地主的后代。三奶备了厚礼，托媒人去秀菊家提亲。秀菊的爹娘死活不同意，还怕夜长梦多，急匆匆把秀菊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根正苗红的瘸子。
母亲说，其实，白叔后来还是有机会娶上老婆的，村里的一个寡妇曾愿意“下嫁”给白叔，白叔不乐意。
“嫂，我忘不了秀菊。”
“忘不了人家，忘不了人家，人家是一大家子了，你苦哈哈地等，有啥用？”眼看着白叔一年比一年往老里走，母亲替白叔着急。
村里人曾见白叔和秀菊在一起赶集，白叔买了一大兜东西放在了秀菊的平板车上。秀菊家就秀菊一个劳动力，四个孩子，生活过得艰难。
母亲问白叔是不是真的。
白叔红了眼圈，不说话。
白叔死了。秀菊到白叔坟前烧纸，并不避人，放声号啕大哭，直哭得天昏地暗，树上的乌鸦都惊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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