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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不烦二主;一客不烦二主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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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一客不烦二主(第848集)

一客不烦二主这个成语故事出自于清·李绿园《歧路灯》第二十七回:“事要恰好,话要凑巧,冰梅也腹痛起来。这宋婆生意发财,一客不烦二主。”

一客不烦二主,比喻一位客人不用麻烦两个主人接待。也比喻一件事情由一个人来完成,不用找其他人帮忙。

《歧路灯》是清代李海观(李绿园)撰写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大约成书于清乾隆后期。

《歧路灯》以祥符世家谭府为中心,讲述了世家子弟谭绍闻在父亲去世后,经受不住匪人的诱惑,逐渐堕落,一步步地走上歧路,以致家业败落,后又浪子回头,重兴家业的故事。

一客不烦二主这个成语就出自于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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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不烦二主:只是方便了“客”,“主”却苦不堪言

文 | 柳雪敏(思想碎碎念)

这是发生在两个同事之间的故事。

女同事是个电脑盲,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电脑总是隔三差五出问题,不是莫名其妙黑屏死机,就是特别卡,打开一个网页都得好几分钟。

于是,她经常请一位男同事给她帮忙收拾,完了过几天给他带早餐或拿几袋茶叶,作为酬谢。

活儿虽不大,但总得耗时,时间久了,男同事有些不耐烦,他自己一天都忙得昏头转向呢。

有一次,他正忙着,女同事又来请他帮忙看看电脑。他皱着眉头:“姐,能不能让别人给你看看,小王小李他们都可以的,我这会儿没时间,抱歉!”

“没事,不着急,等你忙完了再帮我看!”

“不是,你为什么总让我帮你看电脑!办公室这么多人,其他几个年轻人都挺精通电脑的,你让他们帮你吧,我也不是什么都会!”

“哎呀,看你说的,一客不烦二主! 我的电脑一直是你帮我看的,你比我还了解我的电脑,处理起来相对容易,也快,当然要找你了!”

想着都是同事,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位男同事只好勉强答应了,但他非常不认同那句“一客不烦二主”。

在他看来,这话简直岂有此理!

对此,相信很多人都深有同感。

那么,我们为什么请人帮忙时,总喜欢秉承一客不烦二主这种想法呢?

一言以蔽之:这符合“客”的根本利益。

首先,烦的“主”越少,“客”酬谢的成本就越低,欠的人情相对就越少。

一件事,找一个人帮忙,你只需感谢一个人;若找三五个人帮忙,你就得感谢三五个人。感谢的人数增多,范围加大,求助者投入的精力成本和酬谢成本自然增加,那不如尽着一个“主”麻烦就好了。

省时,省力,省心。

其次,总烦一个“主”,他轻车熟路,有利于问题的快速解决。

因为你总烦一个“主”,那么他势必对你的个人状况比较了解,帮起忙来快、稳、准,对“客”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这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总喜欢找给自己看过病的医生,因为他了解我们的身体状况,知道我们以前的病情,无需你多言,他就能找出病因,对症下药。

若每次都是新医生,那就会很麻烦,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最后,受“帮人帮到底”观点的影响,认为“烦人烦到底”也是一种美好的品行。

很多人都觉得“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是一种善始善终的美好品行,所以他们尽量这样要求自己,同时希望别人也是如此。

那么,由此类推,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麻烦了你一次,那索性就继续麻烦,一烦到底,把“麻烦你”这件事做得有始有终。

这于己来说,做事的惯性会无形中削弱人在开口求助时的不好意思和难为情。反正求一次是求,求N多次也是求,求多了就跟债多不愁一样,无所谓了。

总之,单从“客”的角度来说,“一客不烦二主”对他们是有利的。

但是,设身处地从“主”这个角度来看,“客”则太自私,而“主”就太惨了。

平心而论,帮人一两次忙可能没什么,但是十次八次,一直帮一个人忙,是不是会有点不耐烦呢?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帮了一两次忙,以后不忙,这人可能就“得罪”了。为了巩固他对你的“好感”和感激之情,你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帮他忙,唯恐一次不帮就“前功尽弃”。

所以,你其实有点“被绑架”“骑虎难下”的意思。

正如那位男同事,他心里应该早就烦透了,但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他巴不得那女同事能找别人帮忙,多烦几个“主”,而不是揪住他这一个“主”往死里麻烦。

再进一步来说,十次八次一直帮一个人,你对他的“恩情”就算挺重的了,他不报恩则已,要报肯定是要报大恩的。

可是人有时候偏就很奇怪,对方不感恩,你会不甘心,觉得人家没良心;对方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也不能十分安心,总觉得有点过了,承受不起。

这就跟欠别人钱和被别人欠钱一样,只要数量一大,感觉其实差不多,都不怎么好。

所以,“一客不烦二主”的事还是少做为好,这会给帮你的“主”带来很多压力和麻烦。

可以的话,尽量多麻烦几个“主”,每个“主”都轮换出点力,平摊那些“麻烦”,不至于让多人太闲,一人忙死。

这样,即便事后感谢起来,每个人只需感谢一点点就好,不必每个都重重有谢,既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别人也好承受,你还能同时与多人建立密切友好的互动关系,何乐而不为?

吴威亚:时期在军民合作指导处任职前后见闻

引子

*本文摘自《浦城文史资料》第九辑(1988年9月),作者吴威亚,原标题《在军民合作指导处任职前后》

图文无关,仅作示意

正文

军兴,当局为了加强军事指挥,曾将全国划为五个。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先后攻占浙江省会杭州及江西省会南昌后,第三长官部由浙江撤退至上饶市辖境皂头镇。长官顾祝同的资历较深,又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一些地方实力派中的军政大员都被调入或安置在该隶属之内。武将诸如集团军总唐式遵、上官云相、刘多荃等,大吏有浙江省黄绍竑、安徽省李品仙、福建省刘建绪、江西省曹浩森及苏省王懋功。当时内连年只有小规模战斗,敌我双方形成了长期对峙状态。一个时期中,所辖各省称为江南乐土,呈现着一派畸形繁荣景象。

1942年春,浙赣战役揭开了序幕。四月中旬,铁路沿线的县市城乡集镇遭受了一次人间空前浩劫,敌伪军兽性大发,恣意放火,我方乘机掠夺,鸡、猪、衣物、细软,见者不放。广大战场烽火连天,哀鸿遍地,惨状不忍卒睹。

笔者当年(1942年)在东北军第19军部工作,驻防浙江诸暨、义乌,敌伪兽蹄践踏所至,我军望风撤逃。有川军第26师,虽隶49军建制,因多次作战“有功”。成为长官部直接指挥的机动。师长刘广济,跛一足,出身绿林。他的属下官兵相见,一律以“哥子”、“兄弟”相称。排长以上官佐及卫士、传令等亲近主官的班长,都可带同“太太”随军同行。一种两人抬的轻便卧式竹轿叫做“滑竿”的代步工具,成为该师的独有装备,多为“太太”所专用。竿伏全部由内行里手的辎重营士兵充任,一旦有行军运输任务,就要抓捕民伕代劳了。遇有紧急情况,即或是教师、公务员也难幸免。刘师长如此关心部属家眷,自有他的玄机妙用。那就是长官下达战斗任务时,刘师长即召集全体官佐,作简单而又扣紧人心的动员讲话道:“本师奉命应援某地,你们这些要好好打赢这一仗,老子大大有赏,否则别的不提,你们的娘子都要去慰劳皇军罗……”。进入战场,他亲临一线,选择要害高丘,令工兵挖好单人掩体或壕沟,然后集中所有“太太”们于此险地,每当有来犯之敌或我方主动出击,两军相接,官兵还须高声嚎叫“杀东洋鬼子哟!”山丘娘子们相应高呼:“捉活的罗!”以鼓噪激励夫婿。敌伪碰上如此罕见的奇特战术,竟愕然失措,该师则收到先声夺人的效果,但是该师的军纪却弛废已极。援浙,则军车满装大米而去,援赣,又带大批浙盐同来。这次浙赣大会战,烽烟纵横千里,刘广济部的“哥子老弟”所至,无不翻箱倒笈,声称搜捕汉奸敌谍,实则满载而去。

同年(1942)七月,浙赣两地的敌伪侵略军同时撤回原防,我军分头“收复失地”,沿途所见,惨状叫人心悸鼻酸!时值盛夏,所经之地,滨、溪、塘、井几乎无一不有被民的尸体,阵风过处,腥臭气息难闻,大家用手帕涂抹“万金油”代替口罩,这是国家之恨,更是我们的奇耻大辱,笔者寸衷赧愧,曾将战前战后亲见的虐民抢夺及敌伪的残暴兽行,如实致函于部中将邓文仪。

同年(1942)秋,长官部从福建建阳迁回上饶,各省地方行政机关纷纷将劫后灾情,特别对普遍掠夺民财、鸡犬不留的罪行,作出控诉。顾祝同、邓文仪等对各方反映情况,碍难置之不理,同时又认为“法不加众”,几经密商,乃高级党政军扩大联席大会,决定在赣、浙、闽及皖南部分县、市组设军民合作机构,省设指导处,县市设分处,分处长由各该县县长兼任,副处长由县处荐派,分处以下设军民合作站,主办供应过往所需粮秣、副食、军运、伕役等兵差。一面严令各不得直接向民间提出要索,否则严惩不贷。长官部相应设立军民合作指导室于部(在上饶汪家园),着手拟定省处、县分处及基层合作站的组织编额人员表及办事细则,另指定上饶、广丰、铅山、弋阳、横峰、浦城、崇安、建阳等十县为直属示范县。

1943年春,各省军民合作机构次第组成,笔者奉令出任直属弋阳分处中校副分处长,从此过境很少发生骚扰地方的违纪。浦城,当闽、浙、赣三省之要冲,历代兵家莫不视此山城为战略要地。期间,大军云集,兵差任务繁重,笔者于1943年11月奉令由江西弋阳县调任浦城县军民合作指导分处副分处长。弋阳县移交手续未毕,即赶来浦城,协商借用民房,备办各部办公室桌椅,委托代雇民伕,请求平价供应副食等代办事宜,纷至沓来,我发现对兵差的负担,竟十倍于弋阳。

当年浦城县除了32集团军所属各外,还有以安宁和耿威廉为正副团长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原驻建阳的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那时亦已迁来浦城。特别是第三休养院更有大批来浦长期住院休养的伤残员兵。而驻浦城的上列军事机关和,互不统属,其主官又有各自的有力背景,军民合作处站周旋于各方之间,要索与供应的争议,当年确有难言之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李默庵为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将领之一。英国军事代表团正副团长,军阶虽分别为中校和少校,但是同盟国援华使团。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中将指挥官钱东亮乃蒋介石侍从室上将钱大钧之侄。第三休养院院长杨大明虽然军阶只是上校,但他曾受光绪、宣统两朝盘龙的委令,人们无不尊他为“老前辈”。浦城县长兼军民合作指导分处处长王 武 岳,年仅三十,即出任百里王侯,国内颇为罕见。他的叔父王震南是蒋介石的嫡堂娘舅王贤甲的儿子。

英国军事代表团所需副食如鸡、肉、鱼、蛋等倒也公买公卖,很少争执。第三休养院的残伤对县长不敢小觑,心存畏惧。地方每逢民族传统节日,必赠送慰劳品,所以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只有32总部副官处少将白某,作风粗暴,借用民物要求好,征用民伕嫌年老,买猪购鸡嫌瘦小,谈及付价他就跑。连将级军官的公馆也要各军民合作站派出民伕小心打扫。浦城县治设有三个镇,较好的民宅都被各单位的军官借用一两间作公馆,当然公馆中的家具陈设也是“一客不烦二主”,拣好的搬将过去;再不满足,便由军民合作处站设法商借提供。

至于民伕,城内有一所相当宽大的城隍庙,经常有三百余名来自四乡的农民食宿在庙中,听候各单位随时调遣,而乡区三个军民合作站(在九牧、临江、石陂),每天提供过往及32总部所属驻扎四境的各单位,他们的要索还不在其内。严冬来临,取暖的木炭数以万篓计,烧炭民工真的是“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他们不仅要砍木、砌窑、烧炭和编篓,还要荷负沉重的山地运输进城任务。还有仙楼山上李总的私邸,火力发电的能源,木炭的供应则不限于寒冬,而是四季必备,不可一日缺少,使得怨声载道。

副食品供应,除了英国军事代表团外,其余各军事机关无不七折八扣九五找,要求货真价廉半买半奉送,军民合作徒具虚名。1945年春,笔者呈请辞职,由于自愧有亏职守,临行曾将白处长的不法行为及虐待、讹索浦城的具体事实备文向长官部揭发,两造对簿法庭,公文往返查证,历时七阅月,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案。四十多年过去,往事历历在目,印象犹存。

资料来源:

《浦城文史资料》第九辑(198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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