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底指的是什么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自己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被后来多次引用，并借此来阐述《史记》一书的价值高深。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最近重读《中国史学史》的秦汉部分，才对这三句话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就结合自己的见解，将之写下来。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人在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一个问题。这里的“天”并非是大自然的意思，因此这里的天人关系也并非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商朝时期，“天”也就是“帝”，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因此，这里的天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它具有神秘的力量。天的意志被称为“天意”，天的行为法则被称为“天道”、“天理”。
三代时期，中国人认为天帝主宰万物，因此有了祭祀、占卜等迷信活动，由此也出现了“泄露天机”等词汇。从周代以来，民本思想崛起，中国的主流思想从“尊天事鬼”变成了“尊天事人”，民本思潮出现。到了春秋时期，先进的思想家不太重视对“天道”的探究，而是重点探究人类和社会。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龟兆原意为占卜时龟甲受炙灼所呈现的坼裂之纹.
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们并非否定天命，而是不去探究。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就是承认天命、天道的存在。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天命学说又开始被重视起来。就连从不说天命的儒家也开始说天命，如荀子就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也就是强调国君要利用天命为自己服务。荀子的学说实际上就开启了新儒学的先河。
董仲舒
汉朝时期，儒家开始大量吸收其他学派的学生，其中就包括阴阳学派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董仲舒就是这一种学说的继承人，他的《春秋繁露》也就是让天命为君权服务。司马迁生活在这个时代，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司马迁作为太史，具有记载历史、观测天象的职责，因而探究天人关系也是司马迁的一大目标。
司马迁的天人观主要反应在《天官书》一文中，该文记载了当时的天文学知识，也在探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司马迁未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认为天上和人间的确有对应的关系，并且认为天有法则，也就是“天命”，他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载大变……为国者比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无疑是继承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观。
但是，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他的严谨态度又使得不能完全相信所谓的天命，甚至某些时候也对天命表示怀疑。他讽刺秦皇汉武的求仙问药、封禅祭祀，反对将人间的兴亡都归因于天，例如在《项羽本纪》中，他对项羽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评价到“岂不谬哉”。这样说明，司马迁虽然承认天命，认为天人之间有联系，但是也反对过分强调天意。他的思想还保存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思想那种较为朴素的精神。
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通史。司马迁之所以要写通史，就是为了探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在历史发展的面前应该如何面对。在此之前，各大学派都在提出自己的看法。
比较保守的儒家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越古老的时代越美好，产生“复古”的思想。道家也不同样怀念过去“小国寡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原始社会。法家则相反，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人应该主动变法以适应变化，商鞅曾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从战国后期开始，儒家的荀子也接受了因时而变的思想。
儒家美化的禅让制
司马迁生活在三代到秦汉的大变革完成时期，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之间的发生的变化。例如贵族瓦解瓦解，官僚兴起；分封制被郡县制逐渐取代；礼治被法治取代等。为了突出时代的变化，司马迁写下了“十表”，其中《十二诸侯年表》主要表现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六国年表》表达从大分裂到大一统的变化；《秦楚之际月表》表现秦朝灭亡到汉朝兴起的过渡；《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表现汉朝“诸侯废立分削”，加强的变化。
司马迁提出了“承弊通变”的命题，也就是有了社会出现了弊病，才会引起变化。因此，他认为主动的变革就是试图除去过去的弊政。他肯定法家的变法图行为，对商鞅和吴起的变法做了较为积极的评价。他认为秦朝灭亡，汉朝兴起就是因为秦朝的弊病太深，需要汉朝来调节改变，所谓“故汉兴，承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也”。
司马迁还提出了一个“见盛观衰”的法则，也就是一个事务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其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从而逐渐衰落。在《平准书》中，他记载了汉朝“无为而治”带来的繁荣，但是也看到了背后的危机，提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此后，汉武帝上台，推行了“独尊儒术”，开始实行大作为，改变了过去的弊端。但是司马迁同样看到了汉武帝时期出现种种弊端。
司马迁对每个时代的兴衰之因做出了解释，给人以垂训思想。当然，司马迁处于西汉时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治一乱的循环历史观之中。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
我们对“一家之言”感觉有点误解，因为经常有人评价我的文章“只是一家之言”。其实“一家之言”并非是自己的学问、意见。这里的“一家”和“百家”相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各派思想家相互争论，难分高下。到了秦汉时期，由于国家走向大一统，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合流的局面，人们将大一统称为“一”，这里的“成一家之言”就是要让文化符合大一统的趋势，融合百家。
东汉太学讲学画砖像
战国到西汉，百家思想的河流是非常明显的，代表人就是荀子和董仲舒。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写下了《论六家要旨》，对各家思想进行综合的评价，并且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思想，对各家思想都综合评价，吸收各家之长，融为一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他读书的范围很广，不仅涉及史书，还涉及五经、天文、地理、医学、占卜等，这使得他有“博古通今”的实力。他还游历全国，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倾听各个阶层的声音，扩宽了自己的眼界。
在《史记》中，司马迁为大儒列传，写下了《儒林列传》《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等，表达了自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钦佩之情。同时也为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文学家等列传。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都为试图统一百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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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有了文字，人类就开始按时间来记人记事。但记录的同时，一定要求理解，无论是人还是事，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这些理解，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人们，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甚至是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这也就是研究，即便无研究之心意。
但是，即便真诚追求记录客观真实，这种记录/理解/研究仍会有至少两个重大但不易自觉的制约。一是记录者与其同时代人分享的对世间万事万物关联性的理解和判断。另一是受制于记录者的生命跨度，这限定了可能进入记录者视野的人和事，无论是亲身经历的，还是基于前人的记录。这会限制记录/研究者对众多人和事之间相关性（因果关系）的理解和判断，因为有些相关性的时间跨度大大超过了一位甚或多位记录者的视野。
例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中，虽几次提及董仲舒及其著述，却并未有董仲舒相关建议的明确记述，也没提及汉武的相关决策。有可能是司马迁不了解详情，但更有可能，在当时，司马迁看不出，也就不认为，此事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汉书》则记录了董仲舒极为严厉甚至极端的建议，也记录了汉武帝的决策，还记录了汉武帝的相关决策对此后汉代社会文化的影响。这表明班固已清楚意识到了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建议的现实意义。但班固还是不可能察知、预判或理解，这一决定的最重要功能或许是，如本书试图论证的，划定了文化精英选拔的考试范围，从而成为国家发布的鼓励民间文化投资的一项指南，并为700多年后全国实行科举制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决策的宪制意义，在我看来，大大超过了多年来通常认为这一决策“禁锢思想”的效果。事实上，这类“效果”即便有，也很难真正得到可靠的经验验证，更多会是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概念中推演出来的。因为，我们首先就很难完成一个反事实想象：没有这个“罢黜”或“禁锢”，汉代以及后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大致又会怎样？
我也不是说，独尊儒术的效果就是划定考试范围，这个说法更“真”。我只想借此指出，随着历史的延展以及记录的积累，人的视野才可能开阔，对世间万事万物相互关联会有更多新的，并筛选着各种，猜测和想象。超越个体生命的时间跨度，超越一代甚至几代王朝，研究者在更大时间跨度中重新理解一些人和事，对历史或许有新的理解。这就意味着，必须弱化，甚至不再以稳定、均质的时间序列来组织自己看到、获悉和理解的人和事，而可以借助其他组织结构方式来记录和表述研究者关心的一些人和事。这本身意味着研究者对历史更多主观勾连、解构和塑造。借助他自己认定的，也必须是他的时代可能接受和认可的，关于过往的人和事之间的联系，来阐述表达他对历史上许多人和事之间关联的主观和系统理解，包括一些基于这种主观理解的编织和创造。这也许就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的文字干扰便有多大……”其结果就是，“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忍不拔的努力已变成满纸谎言。”只是别对这里的“谎言”做道德贬义的理解。
从《左传》到《史记》就有这种变化。在《左传》中，时间是组织结构作者眼中一切人和事的自然架构；作者把对人和事的理解、分析、判断，其中自然有作者的世界观或理论，都隐藏于编年史的时间自然序列中。在《史记》中，具体的人和事仍按时序展开，但时间的组织结构、人和事的功能已开始后撤，司马迁更多按他认定的一些道理或事理来筛选、组织和表达他掌握的那些有关往昔的记录和信息。陈涉早年务农，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一定很多，不会只有“苟富贵，无相忘”或“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之类的。我甚至不相信陈涉真的说过，这顶多是传闻证据。我还相信，司马迁把这两句话写入《陈涉世家》，不大可能是他考证确认，陈涉确实说过此话；更多会是，司马迁认为，这些言辞与陈涉作为秦末重要人物的行为和性格重要相关。换言之，他更可能认为陈涉应当，甚至最好，说过这么一句话。
尽管一直被视为历史学家，司马迁明确表达的追求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更像是一位注重经验的社会理论家的学术宣言。他似乎想尽可能抽身于日常生活情境和利害之外，从“道”或“永恒”或类似“上帝”的立场和眼光俯瞰世事沧桑，发现、理解并讲清其中的道理。在这种视角下，历史，无论有关一人、一家、一族、一国，相对于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甚或人类历史相对于“道”或“永恒”，其实一定是“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当挤干了或剥除了时间，对历史现象间之因果的这种个人化的系统理解和叙述，就是一种理论。
本研究追求的就是对历史中国构成/宪制的这样一种理解，从现有历史记录中挤干或剥除时间。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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