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一段时期，每逢星期天，伯伯伯母、叔叔婶婶、堂兄堂弟、堂姐堂妹，都会聚集在我们家，共享晚餐。
主炊的，便是父親和母亲。
我清楚地记得，父母从菜市场回来时，好像两棵走动的圣诞树，左手臂和右手臂，还有左手和右手，都层层叠叠地挂着鸡鸭鱼肉和瓜果蔬菜。
之后，两人就像两架风车一样，转呀转的，在厨房里不休不歇地忙着。父亲主炊时，充分地展露了他做事富于条理的性格。蒸炸煮炒烩焖烘，各就各位。气定神闲的他，总是先把汤熬了，在汤咕嘟咕嘟地喋喋不休时，才不慌不忙地切肉、洗菜、剖鱼、剥虾；之后，有条不紊地焖肉、炸鱼、煎虾、炒菜。母亲充当他的助手，两人合作得天衣无缝。
当暮色蓬蓬松松地肥胖起来时，亲友也陆陆续续地到了。
这时，一切菜肴都已准备就绪。分设几桌，丰盛的菜肴摆满桌面，笑声像长了翅膀的鸟儿，在膨胀着香气的空间里飞来飞去，那种花团锦簇的热闹，是记忆里根深蒂固的榕树。
过了许多年后回想，當年家里没有请佣人，单凭父亲、母亲的两双手，在短短一日内，怎么能够弄出大大小小几十个人吃的菜肴呢？他们请客，不是偶尔的一次两次，而是周周如此，乐此不疲。
答案其实就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那就是：分享的意愿。
父亲喜欢和至亲的手足们分享人生一切美好的滋味。
坦白说，我实在没有父母当年在家开数桌宴席的能耐，可是，我在结婚后也常常烹制各式各样的点心与朋友们分享，每当看到朋友津津有味地品尝美食的笑脸，便有大朵笑花从我心里茂盛地绽放出来。这种“分享就是快乐”的心态，其实就源自父亲当年潜移默化的影响。
炊烟里的哲学
在烹饪这一码事上，有些细节，父母是很坚持的。父亲认为食物和人一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我们必须顺其性子而行，才能做出最佳的滋味。
比如说，处理辣椒和蒜头，他们不喜欢用搅拌机代劳。辣椒，必须用传统的杵臼，一下一下用力地舂；蒜头，必须用大大的菜刀，一下一下重重地剁。父亲说，辣椒和蒜头，都不能舂得、剁得太大或太细，必须粗中有细、细中有粗，咀嚼时，尝到一些小小的颗粒，辣味和辛味才能像涟漪一样，一圈圈地在舌面上荡开；如果使用搅拌机的话，电源一接，哗啦哗啦一阵响，辣椒和蒜头，都成了一堆面目模糊的“泥浆”，用这些“泥浆”去烹饪，味道平平，无法造就那种“扬起千堆雪”的层次感。
父亲说：“每种瓜果蔬菜，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我们要让味蕾切实地感受到生命强韧的味道。”
成长后，我才发现，在父亲的炊烟哲学里，其实蕴藏着许多教育孩子的道理。
每年的大年初一，父亲总在阳光还没有泼到床上便早早地起身了，为全家大小烹煮罗汉斋。白菜、发菜、腐竹、面筋、冬菇、竹笋、黑木耳、胡萝卜、白果，等等，一股脑儿放在大锅里熬煮，腐乳浓郁的香气像霏霏细雨密密麻麻地落满一屋，饥饿的空气里孕育着一股等待的感觉。
中午，煮好了，所有的孩子端坐桌前，每人一大碗罗汉斋。在袅袅的香气里，父亲要我们每个人说出新年的愿望。
小孩子嘛，无非就是说说希望学业进步或是要听父母的话这一类讨喜的话。可是，父亲不要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也不要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他要我们切切实实地想，旧的一年我们的大毛病是什么，新的一年要朝什么方向努力。
孩子经过一番努力思索之后，总能说出一些比较具体也比较诚恳的话。比如，我就曾经这么说过：“以后，爸爸妈妈骂我的时候，我必须在开口之前，先想想我的过错是什么，再想想怎样去纠正。不经思考便胡乱顶嘴，是没有礼貌的，也是不对的。”（“顶嘴王”是我童年的绰号，我不分青红皂白地顶嘴时，反应之快，无人能及；而顶嘴时所用的词汇，也犀利得像刀、像剑。坦白地说，这样的行为，无异于火上浇油，常常把原本已经生气的父母惹得跳脚。）
这时，父亲听了我的“忏悔录”，频频颔首，微笑应道：“自己说过的话，一定要记得啊！”这些话，就像是“紧箍咒”一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严格地管束着我，每每我要张口顶撞时，这个“紧箍咒”便会适时地跳出来，封住我的嘴。起初当然是不习惯的，就像有人刻意在我张口时用毛巾捂住我的嘴巴，有一种难以透气的感觉。可是，渐渐地，这便成了我的一种“自我反省”的方式，而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帮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铸造一个新的自己。
父亲在大年初一让我们吃斋并畅述新年感想，应该是含有“心斋口斋、心诚意诚”的意思在里头吧。
父亲没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但是，一进厨房，残缺不全的音符便会跌跌撞撞地从他的喉咙里蹦出来，它们无比快活地跳进锅内、跑入汤里、落在盘子中，叮叮咚咚，铮铮。这些音符，活泼地穿梭在沾满了油的烟气里，像吸尘器一样把厨房的许多杂音都吸掉了。肉啊、菜啊、海鲜啊，里面掺和了快乐的音符，因而也变得神采飞扬，散发出熠熠的光彩。
混沌初开之际，我便已经明白，烹饪是一桩舒心惬意的事儿。
父亲把食物的香气注入我们生活的同时，也把快乐的元素掺杂在内，镶嵌在我们长长的一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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