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作为一种文体，只存在于唐代。 指继先秦汉以后的奇句单行的文字，与骈文相对。 秦汉以前，并无骈文与骈文之分。 从东汉开始，散文在词、赋的影响下逐渐转变为骈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逐渐形成。 这种文体主要由双句（又称立库、连句）组成。 最常见的是采用四、六个字间隔排列或交错排列，称为并四六六文（简称四六文），并讲究发音。 节奏、对立、修辞的华丽和典故的使用。 由于南北朝时期注重文学形式和艺术手法的文学观念的影响，骈文逐渐取代了散文。
唐初，骈文较为盛行，多用于歌颂美德、粉饰和平，内容日渐空洞、浮夸。 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和不满，主张文学和文体革命。 从四大家开始，散文的骈文倾向越来越明显。 陈子昂的政论文质朴平实，成为散文复兴的先行者。 安史之乱后，李华、元结、萧应时、独孤吉、梁肃、刘冕等人认为，国家动乱的根本原因是古代儒学的衰落，儒学的衰落是由于儒学的衰落。轻狂文风盛行，于是纷纷起来反对“礼”，主张三朝两汉的文风，并写下了大批体现这种文学思想的散文。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古文运动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然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他们都未能推出一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优于骈文的新文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愈、柳宗元认识到，要复兴古文，首先必须创新古文本身，自觉承担创造新文的历史使命。 他们相互呼应，共同倡导，以各自的创作成就达到了唐代散文的顶峰。
第一节 “古文运动”与韩愈散文
“古文运动”是现代人的一个概念。 指发生在公元八世纪末的一场风格革命。 其口号是“文一明道”，要求用散文阐明古代儒家的宗旨，摆脱骈文体裁的束缚，使文章的形式为内容服务。 由于参加人数众多、目标明确、理论指导、创作实践广泛，形成了大规模的文学浪潮，因而被称为文学史上的一场运动。 “古文运动”不仅是文风、文风的改革，也是日益壮大的乡地主阶级为了恢复儒道思想，以反对富裕地主，力争复兴的改革运动。 。 这是文学中政治创新和经济创新的顶峰。 反映。
“古文运动”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主张文道合一。 道是目的，文学是手段。 文与道的统一，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学为道服务。 韩愈提出：“治治以古道为本”（《欧阳胜哀铭后》）； 柳宗元提出：“文人能悟道”（《复魏忠礼评道祖》）。 然而，两人所提到的“道”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 韩愈以儒家自居，强调孔孟正统儒家之道，而柳宗元作为维新派，则强调“养时物之道”（《复吴武陵非国语书论》）。
二是倡导文体创新。 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反对骈文，崇尚先秦两汉古文。 韩愈提出“不敢读三汉之外的书”（《复李亦舒》），柳宗元提出“近代文学尤瑰，无如”。 《汉代西京之志》（《刘宗志西汉序》），他们提倡复古风格，目的就是创新。 2、注重“文学”的作用。 柳宗元提出“言无文则浑”（《复吴武陵论《非国书》》），韩愈提出“唯述言事”（《复李亦舒》），“唯古”。词必已发表”（《复李亦舒》《范绍书墓志铭》），主张原创语言和词序，使他所主张的古文继承并区别于先秦汉文。 3.对作家创作的要求。 强调需要认真的态度和自身修养的提高。 韩愈提出气盛时言语要适当的观点：“气盛时，言语短长皆宜，声音高低皆宜”。 （《复李亦舒》）要求言语要受气势的控制。 他还提出“培育其根源，一旦真实，添加其恩膏，希望其光明”（同上）。 柳宗元还要求作家“以行为为本，以诚为先”（《陈秀才避师名书报袁俊》）。
三是提出议论不公的思路。 《孟东野序》：“万物不平则歌唱，草木无声而风吹，水无声而风吹。它跳跃，或刺激；它的潮流，或者遏制；沸腾，或者燃烧。金石之声无声，或者听起来像是敲击。人的言语也是如此，他们只有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才说话。他们的歌也人有思想，哭声也有感情，凡是从口中发出来，变成声音的，都是不公平的！” 他认为古圣先贤之言或百家之学都是那个时代不公平现实的反映。 正是因为韩愈不仅具有关心国家命运、民生的相对进步的政治态度，而且自觉地把古文与现实联系起来，才能突破正统儒家思想和狭隘思想的束缚。 “识字明道”的壁垒，使古文得以反映现实。 这也是他的散文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最大的散文家。 苏轼说他的“文字始于八朝衰微，而其道学助天下淹”（《潮州汉文公庙碑》）。 刘熙载说：“朝鲜文字始于八朝衰落，实集八朝”（《一概·文概》）他的贡献在于，他不仅恢复了古代文学传统和历史地位先秦两汉的盛行，也大大扩展了散文的功能，使这种原本主要用于写作的文体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多种功能的语言工具，可以自由地交流思想、描述事物、抒发情感，从而开辟了散文创作的广阔天地。 同时，由于他十分注重文学特色的表达和文学手段的运用，创作出了优秀的文学散文，提高了散文的审美品格，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有散文三百多篇，内容十分丰富。 大致可分为议论文、散文、记叙文、抒情文四类：
阐述清楚地体现了他的“明道”思想，重点阐述了他对儒道思想的基本思想。 例如，《元道》阐明了他对“圣人之道”的基本观点，树立了尧、舜、文武、周公、孔孟的理想。 正统的。 《破原》指出，士大夫之间的嫉妒、诽谤等恶习，是古道推行的主要障碍。 《师说》批判了士大夫羞于求师、轻视学问的陋习。 这类文章雄浑奔放，论据雄辩，纵横开合。 善于通过对比、排比、比喻、反讽等技巧增强文章的论证力。
文章主要揭露官场的丑恶和官僚制度的腐败，讽刺各级官僚，批判士大夫的各种陋习。 《告别李渊归盘古序》生动地揭露了权贵的嚣张、放荡、跋扈的行为和小人奔走豪门、追求名誉的尴尬。 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人才的。 《孟东野序》一文指出“物不平则怨”，主要怨人“才不为世所用”。 《杂评四》用“千里马难遇伯乐”这句话来批评朝廷和当权者不识才、不能任用人才。 也有抒发愤慨和不平之情的，如《金雪解》，抒发对自己才华横溢的怨恨，《辞别董绍南巡河北序》、《辞别《穷》表达了他有德有才但处境艰难的感受。 。
叙事继承和发展了《史记》、《汉书》记事写人的传统。 他们善于选取典型的真实事件和细节来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客观的叙述中体现作者强烈的爱恨情仇。 如《张忠诚传跋》记载了张勋、徐渊保卫睢阳的事件，夹杂着议论和抒情。 其中有明代南霁云冲破重围，向贺兰求救的一段。 寥寥数笔，形神相似，南霁云是一位慷慨悲壮的英雄。 图像已准备好出来。 又如《大理试事王君墓志铭》，以王氏自以为异人，欺骗婚姻的故事，表现他的好逸恶劳、不作为，而且写得生动、传神。 《刘子侯墓志铭》深情地颂扬了柳宗元高尚的品德、杰出的才华和文学成就，并创造性地采用墓志铭的体例，生动地描绘了柳宗元的光辉形象。 它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成为后世的象征。 理解和评价柳宗元的重要文献。
抒情散文主要见于纪念文和书信中。 这些作品集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情感强烈，艺术感染力强。 比如《十二郎随笔》就突破了追悼词中使用四、六韵的刻板印象。 他以含泪的文笔回忆了自己的身世和家庭生活，委婉而深切地表达了他对养育之恩的兄嫂和十个兄弟姐妹的感情。 二郎的悲痛与哀悼，生动而曲折地描述了接到二郎不幸去世的消息后，从震惊到怀疑，怀疑到相信，再到巨大的悲伤和哀悼，乃至沉思和叹息的心理过程。 它是“祭祀文本中千百年来的独特曲调”。 韩愈的散文情感饱满，风格豪放，文笔犀利，语言铿锵有力，形成了独特的磅礴奔放的气势和丰富的逻辑力量。 故皇甫潼曾说他的著作“如长江清秋，万里长流，波涛汹涌，浩流不息”（《玉液》）。 苏洵又说：“韩子的文字，就像浩浩荡荡的长江，流淌着磅礴的江水，充满了鱼鳖。 龙，皆奇惑。”（《上欧阳内寒书》）雄浑深邃，气势磅礴，篇幅宏大，是其散文的基本风格。不同的文章，风格各异。总的来说，既富有个性，又色彩缤纷。用心良苦，构思巧妙，创意十足，独具匠心，这些也是朝鲜文的显着特点。但有时过度追求新奇，对晚唐散文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韩愈的贡献很大首先，在他的努力下，散文从应用转向了文学。先秦两汉时期，历史、哲学、文学并未分离，文学性主要指文学技巧，如细节、情节、隐喻等；南朝文学与学术分离，但文学性主要体现在诗歌中，而散文则多用于政论和文学作品。 另一方面，叙事手法直白，变化较少，抒情功能无法充分发挥。 一方面，韩愈用散文抒发情感和感情，如《宋琼文》、《金雪洁》； 同时，他从学者、史传、小说中汲取养分，极大地丰富了古文的表现技巧，如《张忠诚》《毛英传》《毛英传》等，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此外，他还创造了“解”、“杂评”等文体，全面改造了序言、金石、碑文等传统应用文体，大大增强了散文的文学性。 其次，韩愈在继承先秦两汉数百部经史的基础上，广泛吸收辞赋、骈文、当代口语，彻底创新了散文的语言和结构，形成了简洁、通俗易懂的散文语言结构。鲜明、生动、准确的语言风格，并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和习语。 韩国人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议论、叙述、描写、抒情、解释等多种表达方式以及比较、排比、比喻、反讽等修辞艺术来增强散文的艺术表现力。
第二节 柳宗元的散文
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 现存论文有 400 多篇，其中大部分是政治和哲学论文。 这些文章从法规制度、季节惩罚、天人关系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圣人之道”的理解。 他们从对历史事件、事实和传统观念的重新审视出发，对先秦以来的各种历史事件进行批判和分析。 国内政治理论总结了一个国家兴衰的教训。 例如，《封建论》讲帝王受命于人，而非天。 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权力”的必然，并对封建世袭制度进行了批判。 《六对策》批判了维持旧等级秩序和裙带关系的思想是混乱的根源，并指出贤能政治是“选君臣之道，治天下之根本”。 ” 都表现出作者敏锐的眼光、严密的逻辑和敏锐警觉的风格。 这类文章往往直接从要点出发，提出正反两方面的问题，从而很容易得出结论。 同时，它的构思奇妙也令人着迷。
柳宗元还写下了许多文学散文。 有的抒发政治失意的痛苦，有的讽刺封建统治阶级的丑陋人性，有的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和赋税剥削的严重性，有的歌颂敢于主持正义、为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人们。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他善于从小事看大，从根本上推理，用话题从平凡的生活事件中揭示各种尖锐的现实矛盾。 简洁的叙事框架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比如，《捕蛇人的故事》通过蒋介石捕蛇的一生的故事，生动形象地控诉了“暴政比虎还猛”的真实悲剧。 《愚人溪上的沉闷》又笑又骂，还说些讽刺的话。 幽默中隐藏着深深的不满。
柳宗元的寓言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先秦时期，寓言主要作为一种议论存在于士人的散文和谋士的言辞中。 一般一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一篇文章可以用几个寓言。 柳宗元将寓言独立成章，每个故事都包含着他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 他善于用各种动物来拟人化、夸张某些特征，使读者既能理解作者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寓言和批判意图，又能结合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经历，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其丰富性。角度。 意义。 这个比喻很贴切，比喻选得好，而且含有警告的意味。 《三诫》、《蝈蝈传奇》、《朱论》、《隼论》、《谪龙论》等都是如此，比如《贵州驴》 《三戒》中通过老虎从怕驴到吃驴的过程，讽刺了无德无能、外强内无的人或势力。 《草蜢传奇》揭露了贪图钱财的亡命之徒的丑恶嘴脸。 全部寓意新颖，寓言生动，幽默犀利。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成就也很高。 其中许多描述的是下层工人。 他经常以题材通过对某些下层人物的描写来反映唐代中叶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黑暗的现实，讽刺丑陋的社会现象。 达到一般历史传记所无法达到的深刻的思想意义。 在艺术上，他十分注重人物的精神品质和形象的真实性，善于选取典型材料，细致描写。 《段队长轶事》通过三起事件，刻画了段修士沉着机智、不畏强暴、心系百姓的优秀品格，谴责了嚣张将士、残暴官吏残害百姓的恶行。 《子仁传》、《植树郭腊陀传》、《通区传》、《宋清传》等都是写下层人物的传记，歌颂下层人物的传记。他们的高贵品质。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最精彩的部分。 他对山水游记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此前，南朝山水游记多为骈文，以表现声色之美为主。 初唐的亭台楼阁山水笔记多以刻石记功，缺乏作者的真情实感。 真正能称为山水游记的作品并不多。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大部分写于他被贬永州期间。 他的观察细腻，描述准确，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对被贬、被抛弃的悲伤和愤怒。 代表作是《永州八记》。 一方面，他用精确的语言、细腻的描写，展现了物质与精神并重的风景画卷； 另一方面，通过主观感受的强烈介入和生动表达，营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提高了山水散文的创作水平。 它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而确立了山水散文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
柳宗元散文的基本特点是文风古朴高远、立意新颖深刻、逻辑思维严密、论证犀利、文笔细腻凝练。
“古文运动”的参与者中，影响最大的是韩愈的弟子李敖、皇甫潼。 李敖的代表作有《复朱载言》、《寄狄政词典》等，阐述了韩愈的道观，强调文学可以阐明道。 他的散文简洁易懂，发展了韩国人“先写后言”的特点。 皇甫诗的代表作有《复李圣书》（三篇），要求“思想新”、“词高质量”。 他的思想和创作实践发展了韩国文学独特的一面。
第三节 晚唐散文
韩流倡导的“古文运动”的成功，导致中晚唐散文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是应用散文的大众化。 绝大多数作者改用散文，写散文、题词、序言等各种实用文章； 其次，韩流创作的杂记、传记、序文已成为中唐作家常见的艺术形式，文学散文大量增加，有的文章已接近传奇。
但到了晚唐，散文创作逐渐衰落。 这是因为：从外部因素来看，由于豪门地主、藩镇、宦官等腐朽势力的阻挠，儒家传统无法恢复，旨在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 ; 从“古文运动”本身来说，虽然有一批支持者，但并没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另外，由于过度追求怪异，汉族弟子逐渐误入歧途。 韩愈死后不久，散文衰落，晚唐骈文又复兴。 惟其散文继承了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作家的代表作有皮日修的《皮子问搜》、卢龟蒙的《丽泽系列》、罗隐的《谗言书》等。 鲁迅称赞他们的作品“乱中带锋”（《南北刁刁文集之危机》）。
晚唐小品继承和发扬了古文运动批判现实、传达真理的传统。 他们的讽刺之尖锐，见解之深刻，甚至比韩流还要胜一筹。 在形式上，它发展了韩、刘散文幽默的一面，打破了唐代古文过于严肃的枯燥局面，将散文主题拓展到日常生活琐事、杂情等方面。 文体趋于轻快明快，诗、题、谏、赞等散文文体由并行向散文创新，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法。
皮日修散文的代表作有《鹿门吟书》。 他善于用散文的形式，以古叙今，论彼。 他的思想锋芒呈现出明显的叛逆色彩。 在《读司马法》中，他批判了历代统治者“以人命夺天下”的罪恶； 在《鹿门藏书》中，他揭露了封建官员盗贼的反动本质和暴君的罪行，严厉批判了贪官污吏。 讽刺不良风俗。 文笔热情、深刻、犀利。
罗隐（833年—909年），原名衡，字昭俭，号江东升。 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阳）人。 着有《谗言书》五卷。 它尖锐地批判了皇帝的狂妄淫荡，以及宦官的专权、藩镇的跋扈、官僚的尸横、社会风气的腐败。 表达了有才华的人受到羡慕的抱怨和怨恨。 鲁迅评论说：“罗隐的《诽谤书》几乎全是反抗和愤怒。” （《散文的危机》）罗隐的文章语言犀利，论点深刻。 他善于在文章和故事中嵌入真理和观点，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讽刺现实，起到了启蒙聋子、启蒙世人的作用。 在艺术上，罗隐善于联想。 无论史实、传说、文字片段、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能信手拈来，立论议论，谆谆告诫。
鲁龟蒙（？——882），字鲁王，姑苏（今江苏苏州）人。 自号江湖散人、天穗子、符离先生。 有散文集《丽泽泽系列》。 他的文章涵盖了广泛的主题。 材料新颖，文笔犀利，深刻而警惕。 或借物讽刺，或举类比方，以多种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晚唐黑暗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集团。 其代表作是《野寺碑》，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身居高位、享受财富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的封建官僚，极力笑骂。
散文的衰落和骈文的复兴，导致晚唐赋的数量急剧增加，题材和内容也随之扩大。 中唐以前，主要是歌颂功德，歌颂美德。 它发展到包括念诵对象、记忆事件和推理，其技术也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随着温庭筠、李商隐等骈文大师的出现，骈文又重新获得了部分地位。 杜牧的《阿房宫赋》以知性的文采和议论的气势而闻名。 它基本保持了古赋的形式，但将赋中常用的四、六句改为散文句式结构，句与句之间大量使用相对排比，极其精巧但又没有叠起来的缺点，措辞宏大而不浮夸，有一种朝气与活力贯穿其中。 它是这一时期新散文的代表，为后来的散文创造了经验。
【考研政治：唐代散文古文（十章）第九章】相关文章：
2.米颠拜石
3.王羲之临池学书
8.郑板桥轶事十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