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春天，风的威势有多大？
1974年3月底，我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农场的十八连接受“再教育”。十八连紧挨着沙漠。第二天，沙漠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
正值春耕备耕之际。早晨，童连长说：“不出工了。”
我们待在宿舍里，闭门关窗。可是，沙粒还是从门窗的缝隙里钻进来。仿佛有一群汉子要进门，又是敲又是推。门窗不断响，用毡子蒙住窗户，玻璃像要破碎一般，风携带着沙子、石子敲击。屋顶落着石子，还滚动。
沙暴刮了三天，突然停息。室内所有的平面都覆盖着一层沙子。嘴里也含着沙子。抖一抖被子、床单，一片沙尘。
我的家乡在浙江，江南水乡的春天很温柔。浙江人在上海常有亲戚。十八连有百十个上海支边青年，其中一个叫朱安康，跟我有曲里拐弯的亲戚关系，算起辈分，他是我的远房舅舅。
朱安康说：“现在有防沙林带了，我们1966年刚到这里，无遮无拦，刮起大风，连个抓的东西都没有，风可以吹跑人。”
1966年，童连长这个南泥湾大生产的垦荒英雄，接到团部的命令，要在沙漠的边缘建个连队，团里分配了110名上海支边青年。那年3月8日，朱安康同一批上海青年，从上海辗转来到军垦农场，在场部招待所休整了三天，童连长赶着牛拉的大轱辘车去接，老牛慢车，傍晚来到了十八连驻地。
当时，起了沙暴。沙暴席卷过来，昏天黑地。牛车停在连部前的一片空地，其实，仅仅平了沙包，连部不过是临时挖的地窝子，看去也是大沙包，只不过竖了一根高高的杆子，是没挂旗的旗杆，那是连队唯一明显的标志。朱安康已抱住旗杆，风几乎要把他刮得脚离地面。
童连长命令：“全体卧倒。”
朱安康受不了，松开了手。
沙暴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个多小时后，沙暴莫名其妙停止了。大家纷纷从沙堆里面拱出来。沙漠似乎要掩盖所有的活物。
天色已黑。童连长立刻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三个人。
于是，本来用作欢迎的锣鼓，不是集中，而是分散，遍野敲锣打鼓，还伴着一声声呼唤。连队前边凭空增加了几个沙包，沙漠似乎又重新收复了它们的地盘。
安顿了其他的上海青年。童连长组织了连队的老职工，继续敲锣打鼓。夜深了，还是没找到失踪的三个人，其中就有我1974年认的舅舅。
童连长急了，那么远来到边疆，根还没扎下，在一场沙暴中失踪了，怎么向他们远在上海的父母交代？他拿出一盏马灯，灌足了油，叫了个能爬树的职工，说：“把马灯挂上去。”
旗杆的顶端挂上了一盏马灯。
童连长一夜没睡，亲自在旗杆下边站岗。他用砍土镘，轻轻地刨连部前边的沙包──那是沙暴的成果。沙包里仅仅埋了行李、包裹。
天亮了。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了太阳。太阳给一群沙包镀上了金黄，平静得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离连队驻地不远，一个沙包顶端还留着红柳的细枝，沙包增大增高了许多。朱安康从沙包里拱出来。好像一个帐篷在动，随后，沙包里又钻出来另外两个人。三个人出来，沙子像秃头泼了水一样，顺着身体流下来，然后，显出人形。
昨晚朱安康松开旗杆，手脚乱动，总想抓住什么，却像游泳一样漂移，身不由己。他说：“幸亏被沙包截住了，不然，不知要被吹多远。”
三个人仿佛被沙子塑造过了，灰头土脸，吐出的唾沫，是一团沙子，像浓痰。
童连长握了握他们的手，说：“昨晚，你们没看见亮光吗？”
旗杆上的马灯仍亮着，但是，阳光强过了灯光──那一点儿光亮躲在灯罩里。
朱安康说：“风刮得我糊里糊涂晕头转向了。”
童连长说：“你们三人昨晚看电影了吧？”
马灯已从旗杆上取了下来。
朱安康说：“啥电影？”
童连长拎着马灯，说：“《红灯记》呀。”
那一天，马灯就交给了朱安康。童连长说：“大风的纪念。”
沙漠边缘出现了绿洲──我想象不出多年前还是一片荒漠，好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抠出了小小的一块，不过，每一年春天起沙暴，刮得遮天蔽日，沙漠总是趁机要把十八连这一片绿洲夺回去。
播了稻种，朱安康拎着马灯春灌。春夜的田野，一点儿一点儿的亮在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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