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读故事 |《鸡毛信》的记忆
文 | 陶玉山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姥爷独自一人在西门附近的太平寺街住，离我家有大约十来里地。姥爷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爸爸妈妈每天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忙碌，没有时间照顾伺候姥爷，所以就让当时十来岁的我隔个十天半月的去姥爷那一趟，陪着老人家过几天，顺便带去一些吃的喝的。我对此事乐此不疲。因为除了能吃好吃的，自由自在没有人约束我玩耍打闹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每次去，妈妈都会给我一两毛的乘坐公交车钱。我呢，总是步行去，省下车票钱买小人书。
那时，泉城路的新华书店在百货大楼东侧路南的一座外表灰呼呼、甚至是脏兮兮的毫不起眼的二层木楼上。大家路过这里，不是格外留神都可能注意不到这是新华书店。在我记忆里，那座二层木楼年代非常久远，一楼是经营领袖著作毛语录，以及样板戏宣传画什么的，小人书书架在二楼。一条很狭窄、陡峭的楼梯连接了一楼和二楼。楼梯挨着南墙，黑乎乎的没有灯光，走在木制楼板上，脚下“吱吱”作响，走一步响一声，让人不由地心惊胆战。生怕那木质板在自己不当心的时候会突然断裂，使得自己猝不及防而摔着受伤。
小人书书架隔着一排柜台，你需要什么书，得先开票交钱，请服务员从书架上取下来给你。每次到那儿，我都是趴在柜台上仔细端详大约一米开外的那一排排令人眼花缭乱、垂涎三尺的小人书，思忖斟酌半天才决定买哪本。因为我手中的钱只能买一本。心仪已久的小人书一到手，我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摩挲着彩色的封面，走出店门，就迫不及待地随走随看，脑袋撞在路边的树、电线杆上的事儿是时常发生的。
那时，各家各户的生活条件都差不多，由于收入少，每月领了工资先买粮油煤球食盐什么的生活必需品，根本没有闲钱购买别的。小伙伴们大多是到街头租赁小人书的摊位，花上二三分钱租一本小人书看。所以谁要是有钱买小人书，小伙伴们是非常羡慕高看的，无形中，也就有了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资本。
记得我的邻居家有个比我小两岁、小名叫三儿的小伙伴，对看小人书非常喜爱痴迷。可是，他家里人口多，大人挣钱少，生活条件很差，甚至连租本小人书的二三分钱都很少有。他父母下班后，还要糊火柴盒挣点苦力钱贴补家庭开支。买小人书那是连想都不敢想。每次我从姥爷家回来，三儿听说后都会兴高采烈地跑到我家里，手忙脚乱、找活干，那份发自内心的殷勤劲儿，就是再苛刻吝啬的人也会被激动感化。
当然，他的用意目的不言自明。每次我买了新的小人书，三儿往往是第一个读者。有一次，我攒了两次的坐车钱，买了一本大家都向往已久、却不知讲的什么的《鸡毛信》。三儿见了，两眼放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又是扫地，又是擦桌子，最后实在没活干了，竟想俯下身子让我当马骑……我慷慨地许诺他可以拿回家看，条件是不能弄脏了，明天午饭前一定还给我。三儿实在没想到我会如此大方。激动得脸色发红，什么也没说，像怀揣着宝贝珍物一样将《鸡毛信》揽在怀里，一溜烟儿地跑了。可能他生怕我过一会儿反悔呢。
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平时非常守约的三儿，这回却失约了。第二天我等了他大半天，也没见他来还；过了午饭点好久了，更是连人影都不见。气得我浑身发抖、七窍生烟。因为这本小人书也是我特喜欢的，好不容易攒钱买到了，我自己还没看够呢。平时很实在的三儿怎么会这么不讲信用呢？越想越郁闷恼怒，心头的那股无名火压抑不住了，就气冲冲地上门问罪。
虽然时隔四十多年了，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得一清二楚，就像发生在昨天。当时三儿见了我，眼睛看着别处，不敢和我的眼光对视，用懦弱的语气，怯生生地说到晚上还给我。我听了更加恼怒，劈头盖脸地数落训斥他，并且恶狠狠地威胁说，因为他不讲信用，愚弄了我，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他看小人书了。也许是三儿从来没有见我这样生气，就吞吞吐吐地告诉了我实情。
原来，昨天晚上，他一边糊火柴盒一边偷偷地看《鸡毛信》，糊的火柴盒缺角少棱不合乎要求，甚至成了废品，气得他妈火冒三丈，一把夺过小人书，扔进了炉子里……“山哥，你放心，我以后有了钱，一定会买本新的《鸡毛信》赔你。”三儿哽咽着抹着眼泪，一字一字、信誓旦旦地说。听了他断断续续的叙述，我有些吃惊，更感到难受，当时什么也没说，低着头掉了魂儿似的离开了他家，好几天心里郁闷烦躁不安什么都做不下去……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先后几次迁居，三儿也早已失去了联系。每每想起年少时的这个和小人书《鸡毛信》有关的事儿，常常是语不能及，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时常发呆似地望着远处痴痴地想：我那年少时的好伙伴三儿，你还好吗？我真的、真的很想你……
作者简介：陶玉山，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济南人，山东省作员。1981年2月在《济南》副刊发表文学处女作。迄今已在国内一百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一百多万字，作品多次在市级以上文学征文中获奖，有多篇作品收入到文学作集。
壹点号山东金融文学
天天讲故事 || 有声教育绘本《鸡毛信》
小布导读
时期，儿童团员海娃在送一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时，与日伪军相遇，海娃机智勇敢，将信藏在莲蓬里，最终安全把信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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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海娃13岁，是村里的儿童团团长。小家伙很机灵，不但站岗放哨，还经常帮助游击队送信。
有一天，海娃去给住在张家庄的八路军王连长送信，这是一封粘着鸡毛的信，海娃送过这种信。
他知道，只有十万火急的信才粘上鸡毛。
海娃走过村外的池塘边，发现池塘里的荷花马上就要凋谢了。一个个大莲蓬仰面朝天站在水里，海娃好想采几个莲蓬。
“不行！”海娃马上打消了自己的想法。“这封信太重要了，我可不能耽搁时间。”
海娃正要赶路，忽然听到几声枪响。“不好！有情况。”海娃马上察觉到危险。
他站到一块大石头上向传来的方向一看，发现一队日本兵迎面走来。
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海娃急坏了。“这可怎么办啊！日本兵一搜查，鸡毛信就会落到日本兵手里。”
他到处想找地方把信藏起来。
他跳下石头，想把信压到石头下面。但石头太重了，他用尽力气，也没能掀动大石头。
已经听到日本兵叽哩哇啦的说话声了，海娃急中生智，扑通一下跳进池塘，弄破一个莲蓬，把信藏到莲蓬里。
然后，海娃采了几个还没成熟的莲蓬，爬到岸上，装作有滋有味吃起来。
他刚剥开一个莲蓬，日本军官就过来了，“喂！小孩，你在干什么？”日本军官一边问，一边拔出军刀吓唬海娃。
“我——我——我饿，来采——”海娃装作害怕的样子，哆哆嗦嗦地说。
日本军官拿着莲蓬左看右看，海娃发现日本军官根本不知道莲蓬怎么吃，就故意拿着一个莲蓬咬了一口。
那个日本军官学着海娃的样子，也拿过莲蓬，“咔嚓”咬了一口。“哇！”日本军官马上把咬进口里的莲蓬吐出来，原来莲蓬又苦又涩。
“小孩，良心大大的坏！”日本军官非常生气，把海娃手里的莲蓬，全抢过来丢在地上，还狠狠地踩了几脚。海娃马上大叫起来，“我的莲蓬！我的莲蓬！”
日本军官踹了海娃一脚，海娃顺势躺倒在地上。日本军官这才带着队伍走了。
等日本兵走远了，海娃急忙爬起来，跳进池塘，采下藏着鸡毛信的莲蓬，爬上岸，飞快地赶往张家庄。
海娃及时地把信送到王连长手里，八路军根据这份情报，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了一队前来进犯的日本军。
大家都夸海娃聪明，还给海娃做了一朵小红花呢。
电影《鸡毛信》故事，真真走火，真爆破炸伤大导演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我国影坛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这些电影之所以出色，是因为它们正好处在一个转型期的初期，在这个阶段，电影行业的创作思路、拍摄资源以及人才储备都是空前的，而且创作热情和敬业程度也处于最好的阶段。
在解放前，我国的电影行业中心在上海，电影制作已经具备相当高的水准，但主创人员在创作思路上还是以北京、上海等地的市民阶层为主，其电影市场也主要是几个有限的大城市。同时，各大电影公司各铺一摊儿，在资金、人才和资源等方面都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解放后，八大民营电影公司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资金、人才、资源甚至包括宣发都不用考虑太多，因此电影人可以对一部电影精雕细琢，这样电影的精品率就极高。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电影就是《鸡毛信》，这部电影制作周期长达两年，光拍摄就花了一年多，其成片却只有70分钟左右，但不论从哪方面看，该片即使放在现在也属于上乘之作。
本文就讲讲《鸡毛信》台前幕后的故事。
一、鸡毛信和消息树
《鸡毛信》的故事曾入选小学课本，剧情并不复杂，其主题“鸡毛信”并不是我国时特有的东西，在古代就有类似的军事文书，叫“羽檄”，文书上的羽毛代表着紧急程度。
在时期，鸡毛信也不是根据地特有的，在全国都有出现，但被发扬光大还是在1939年以后的根据地。
对于鸡毛信，各地的说法稍有不同，有说带不正规信封的，也有说不带信封而采用特殊折叠方法的。相同的地方是，鸡毛越多表示内容越急越重要。一根鸡毛是一般，两根鸡毛是特急，三根鸡毛就是十万火急了。也有一种解释是，一根鸡毛代表不得延误，两根鸡毛代表快速送达，三根鸡毛表示火速送达。据回忆，有些极其重要的三根鸡毛的信，甚至要派一个连队的正规军护送。
消息树是山区根据地使用的类似烽火台一样的消息传递工具，每个村在山坡上树立一个，一个村子发现鬼子就放倒自己的消息树，然后其他村就会看到并进行传递。
这种方法比较隐蔽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同时也省了点燃烽火的时间。
二、上影厂立厂之作
在八大电影公司合并之前，文华和昆仑等公司拍摄的一些影片如《关连长》遭到了批评，等到并入上影厂，该厂决心以一部崭新的高质量的电影献礼，《鸡毛信》就被选中了。
为了这部电影，上影厂精英尽出，当时最好的演员和导演石挥亲自上阵，搭配的副导演则是青年才俊谢晋，制片也是著名演员顾也鲁。
在《鸡毛信》的拍摄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剧组几乎所有人都没到过北方农村更没有在根据地工作过，他们对根据地的情况了解很少。
解决方法就是深入体验生活，导演和演员都在河北农村呆了几个月，和农民吃住在一起，向他们学习种庄稼、收庄稼和放羊。
由于该片拍摄周期比较长，到了冬天山坡全被大雪覆盖，虽然参与拍摄的一个营的战士主动承担了扫雪的任务，但几座山的扫雪工作太过于繁重，关键是你今天扫了明天再下雪还得扫。
为此，谢晋提议到南方拍摄，于是全体剧组人员又转场到湖南拍摄了余下的戏份，最后在上海郊区又补拍了打炮楼。
由于体验生活、转场及各种意外，该片最后的拍摄周期接近一年半，制作周期长达两年，这在当时也是比较罕见的。
除了两位导演大神之外，该片的两位配角也值得一说。
饰演海娃父亲的是舒适，这位大帅哥当时刚从香港回来，从来没见过民兵的他要演一位民兵队长，这实在是太有挑战了。为此，舒适跑到河北农村，在一位当过民兵队长的村民家里住了几个月，终于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位“土生土长”的民兵队长，从片中他的走路姿势就能看出来。
饰演伪军“歪嘴”的是程之，他之前一直跟着石挥，在演反派方面不仅有自己的理解还有石挥的言传身教，因此他饰演的伪军成了该片中的一个亮点，台词和表情非常到位“老子吃的就是这个嫩劲儿”。
三、一切都是真的
导演石挥对于拍电影非常偏执，他要求凡是镜头中出现的东西必须全都是真的。
于是，剧组真在拍摄地种了一片庄稼，然后再由演员上阵收割。
片中鬼子烧村子时，剧组就真的烧了几座房子。
海娃是放羊娃，那剧组就真养了三十只羊，而且跟着剧组一路从河北跑到湖南。
鬼子要吃海娃的羊，石挥就让剧组真的杀了几只羊。
这还都是小事，关键是石挥要求演员必须用真，这样才能拍摄出真正的打枪效果。
虽然制片顾也鲁为了安全考虑坚决反对，但最后还是拗不过石挥，结果我们在片中看到的所有开枪画面全都是真。
尤其是像鬼子用机关枪扫射房屋这种镜头，顾也鲁每次都是提心吊胆担心误伤老乡或者发生跳弹误伤自己人。
千算万算，剧组还是发生了两次意外。
一次是饰演民兵小队长的曹铎（《西游记》里的黄眉妖王），他随手提起一挺想看看，结果刚把提起来就发生了走火，一连串朝着摄影师和摄影助理两个人就飞了过去。
好在，摄影师命不该绝，四发结结实实打在了摄影师脚边的地面上，没有误伤也没有跳弹，但确实把全剧组吓了一跳，从此石挥规定，剧组里任何人都不许玩枪。
这么容易就发生走火，笔者估计曹铎当时玩儿的可能是歪把子。
剧组在上海郊区拍摄爆破炮楼一场戏时，石挥要求务必放足，结果爆炸现场石头瓦片横飞，其中一片正中导演石挥的腿，将他的腿打成了骨折。
三年后石挥蹈海自尽，又过了一年半，石挥的遗体在海边被发现，确认他遗体的证据之一就是尸体的腿骨骨折过。
该片在服化道上也是极其用心，我们看鬼子小队长身上的这些“零碎”，该有东西一样不缺，不该有的东西也没胡乱往上加。
此外，石挥在拍摄时并没有刻意丑化鬼子的现象，相反对鬼子的还原度很高，比如日语的运用和协和语的运用及衔接几乎毫无破绽，鬼子该说日语的时候一定是纯正的日语，该说“大大的好”之类的协和语时也不含糊。
而对于伪军的刻画，石挥相对来说比较拿手，因为他见过汉奸并且熟悉他们的嘴脸。
多说一句，真对于剧组来说也不光是场内有用，场外也有别的用处。
剧组在转场到湖南山区后面临最大的困难居然是老虎，当年湖南山区的华南虎泛滥成灾危害很大，剧组在当地派出所里就看到过被老虎咬死的村民。
派出所派出人力帮助剧组预防老虎袭击，他们主要负责的是保护羊群，演员和工作人员就管不了了，这时候剧组里的那些真就给大家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
四、主演全换过
《鸡毛信》的主演就一个人，海娃，选择这个角色是重中之重。
一开始，石挥和谢晋看中的是演员蔡松龄的大儿子蔡安安，他当年十一岁左右，之前已经演过电影《表》，关键是这孩子演技不错外貌比较秀气。
蔡安安在农村住了几个月，学会了放羊，也拍摄了一个多月的戏，但突然有一天他接到通知，他由海娃变成了狗娃。
原来，石挥在看完样片之后觉得蔡安安太秀气，并不符合根据地大多数儿童团员的实际情况，他看中了蔡安安的弟弟蔡元元。
和哥哥相比，蔡元元外貌并不是秀气而更像是淘气，这就符合石挥对海娃这个角色的定位，他认为海娃在日常生活中必定是一个聪明鬼点子多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在外貌和性格上应该偏顽皮一些。
这样，弟弟蔡元元代替了哥哥蔡安安担当了主角。值得一提的是，石挥在片场对蔡元元的指点极其用心，几乎每一个重要镜头都要自己先演一遍然后由蔡元元模仿自己。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鸡毛信》中，蔡元元就像一个“小石挥”一样，其表情、动作甚至略带点儿京片子味道的台词都特别像石挥。
有意思的是，该片中海娃换了一次，另外一个“主演”头羊居然也换了一次。
在剧组转场到湖南时，来自河北的羊群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黑脸的头羊生了病不幸死掉了，这给剧组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因为没有头羊，羊群不好管理啊，那些羊只听头羊的，可不听人的。
所以，我们在片中看到了一个滑稽画面，三个伪军明明应该是在表演抓羊，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在使劲轰羊，甚至推着羊屁股让羊跑起来，这个“穿帮”就是因为没有头羊，羊“队伍”不好带，该跑的时候不跑啊。
剧组无奈之下只能使出拍电影擅长的绝招，给羊化妆！他们找到一只健壮的羊，给它化妆成原来头羊的样子，然后“培养”它成为新的头羊。
于是，这只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的羊就成了新头羊，只是它每天多了一个新工作，由于剧组用的黑色染发剂对羊毛不太好使，因此这只羊必须每天和演员一样接受化妆才能出现在镜头里。
参演《鸡毛信》的哥俩蔡安安和蔡元元后来都投身于电影事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在澳门成立了“蔡氏兄弟影业公司”。
至于那些幸存下来的“羊演员”们的结局，笔者就不知道了，你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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