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的《祭侄文稿》为何不宜“出走”
1月14日,《祭侄文稿》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前段时间,有台湾网友在日本街头,陆续看到颜真卿《祭侄文稿》真迹将于1月16日-2月24日在日本展出的海报。台北故宫博物院将珍贵的《祭侄文稿》送到日本做展览,再加上日本的文物损坏“前科”、台北故宫出借程序受质疑、现任院长推诿责任等事实,引发了民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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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音提出,博物馆文物展出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为什么大家这么义愤填膺?这要从《祭侄文稿》的特别之处说起。
《祭侄文稿》全名《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是唐朝书法家颜真卿所书,后世誉为“在世颜书第一”“天下行书第二”,与王羲之《兰亭集序》、苏轼《寒食帖》合称“天下三大行书法帖”。
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朝由盛而衰,杜甫有诗言尽战乱之时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时颜真卿其从兄颜杲卿与第三子颜季明联合反抗安禄山,然贼臣拥兵不救,颜杲卿孤军奋战,苦战三日,弹尽粮绝,那一战,“颜氏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人,其状惨绝人寰”。两年后,颜真卿仅找到了侄子颜季明的头骨和颜杲卿部分尸骨,正是在这种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他写就了《祭侄文稿》,充满涂改的凌乱草稿,用笔雄健而富有变化,足见其英风正骨之气,遒劲郁勃,为行草书开创新的生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此卷后纸还有鲜于枢、赵孟頫等印记,有乾隆和嘉庆皇帝的玺印。清朝时入内府,后文物南迁之时被带到台湾,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
《祭侄文稿》是唐朝之时极其重要的文物见证,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和时代特点,而时代性决定了该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文物按其价值高低的区分可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一、二、三级文物,凡唐以前首尾齐全有年款的作品,且书法水平高超的,像《祭侄文稿》这样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便可划分为珍贵文物中的一级文物。
北京故宫也藏有许多珍贵的书法作品,如张伯驹先生捐赠的陆机《平复帖》,是现存年代最早的西晋书法作品,还有王珣《伯远帖》、怀素《苦笋贴》、黄庭坚《诸上座》卷和米芾《苕溪诗》等,然这些书法作品都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文物出境展览和对外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我国从保护文物的需要出发,对艺术水平高的书法作品等原则上禁止出境,而一级文物也有规定的限额。
即便是可以送出国交流展览的文物,其包装和运输过程也极为特殊,毕竟文物藏品非常珍贵,稍有不慎便会造成严重的损失。通常,依据文物的种类和特点质地,出境文物的包装和运输有着不同的包装要求。例如,减震材料防止文物因自重或运输产生的挤压损害;丝绸和棉布是为了防止包装材料对文物进行摩擦的损害;瓷器的保护需要以防震、防压、防撞和防摔为主;青铜器需要对其承力点进行测算,每个易损关节都需要特殊的固定方法。另外,在运输过程当中需要防止湿度、温度、水汽的侵害,因此难以稳定保存、状况不佳的孤品文物往往不适合包装搬迁运输。
像书画类作品属于易损类,常言“纸寿千年,绢保八百”,古纸原料一般是以树皮和麻为主的植物纤维,既怕潮湿又忌干燥,容易遭遇脆裂、粉化和虫蛀等现象,相较于其他文物如青铜器、陶瓷器等在保管和保护方面都更加困难。
书画的保护环境措施极为严谨,温度湿度的不当、空气污染、灰尘、光线、以及微生物都会对其造成一定的损害。书画类文物也属于光敏性文物,如果长时间被紫外线照射,会导致其发黄变色、发脆龟裂和粉化毁坏,因此必须要减少光线对书画类文物的照射时间,还要避免紫外线的直接照射,书画在展览时不能使用闪光灯进行拍摄便是此理。对保护书画文物的场所,也要经常进行除尘和消毒等,避免微生物的繁殖使书画腐朽发霉。一般来说,书画类文物进行展览一次后,可能需要“休养”三年,要放在密闭的收藏箱柜之中,箱内的周围还要放置多层的宣纸可以吸湿。
报道中所提到的《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于唐乾元元年(758年)写成,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岁月,若以人类的寿命来算,《祭侄文稿》早已是耄耋之年,其脆弱程度不难理解。在台湾当地,《祭侄文稿》上次公开展出也是在十年前了,此次被送到日本展览,民众的愤怒程度可想而知。而据媒体报道,除颜真卿《祭侄文稿》外,此次出借的文物作品还有怀素《自叙帖》、褚遂良《黄绢本兰亭卷》,以及李公麟《五马图卷》。每一件文物都历史悠久,非常珍贵,妥善保存尚且难以避免其损耗,更遑论漂洋过海的奔波了。
文物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肖像,是集艺术、历史、精神等价值为一体的文化符号,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已毁坏和消失了大半,留存到如今已实属不易,且文物一旦损坏,将难以复原。台北故宫的此做法对文物而言,实非幸事,希望其能撇开其他因素,慎重考虑文物外出展览一事;也希望《祭侄文稿》的落款“子孙保之”,真正成为一份代代相传的承诺。
(来源:光明论微信公众号)
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这就是颜真卿
颜真卿(709年-784年8月23日),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 ,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唐朝名臣、书法家,秘书监颜师古五世从孙 、司徒颜杲卿从弟。
• 成就、地位
颜真卿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又得笔法于张旭,还与怀素一起探讨书法。他对二王、褚遂良等书法都进行深入研究,吸取其长处, 彻底摆脱了初唐的风范,创造了新的时代书风。颜真卿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颜真卿书法《自书告身帖》
颜真卿的真书雄秀端庄,结字由初唐的瘦长变为方形,方中见圆,具有向心力。用笔浑厚强劲,善用中锋笔法,饶有筋骨,亦有锋芒,一般横画略细,竖画、点、撇与捺略粗。这一书风,大气磅礴,多力筋骨,具有盛唐的气象。他的行草书,遒劲有力、真情流露,结构沉着,点画飞扬,在王派之后为行草书开一生面。颜真卿的行书遒劲郁勃,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故而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比较端庄遒劲还有《颜勤礼碑》也是他的作品,但笔画细瘦和其他碑刻不大一样。《颜氏家庙碑》,书法筋力丰厚,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作品,与其早年时期的作品相比更加浑厚大气,乃晚年之代表作。
颜真卿在书学史上以“颜体”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书学境界。他的书法既以卓越的灵性系之,境界自然瑰丽;既以其坚强的魂魄铸之,境界自然雄健;又以其丰富的人生育之,境界自然阔大。在吐露风华的青年时代,颜真卿就向张旭请教“如何齐于古人”的问题。这是颜氏的书学心声,亦是颜氏高悬的鹄的。这位从小以黄土帚扫墙习字的颜氏苗裔,几乎在一开始就站到一个高耸的书学起点上。而在书学上鲲鹏展翅,则经过了几乎长达三四十年岁月的历练,才稍成自己的面目与气候。继之又以数十年工力百般锤炼、充实,使得“颜体”形神兼具。而其晚年犹求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颜体”终于在书坛巍然屹立。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所说:“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颜真卿的楷书,尤其是印岁以后的楷书,已形成一种范式,后世学习者极多,甚至有“学书当学颜”的说法。
• 书学境界
颜真卿一生书学境界的历练,大略有三:
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
在五十岁以前,是第一境界的历练。在这一过程中初步确立自己的“颜体”面目。如果以天宝五年(746),张旭在裴儆府上授笔法于颜真卿为一个界线,那末在此以前颜真卿尚在艰苦的摸索阶段。此一阶段传世之作鲜见。如天宝元年写《张仁蕴德政碑》,天宝五年写摩崖书法禾山石壁“龙溪”二字。此时颜真卿在书学方面已有相当的修养,这在张旭考问颜氏十二笔意时,颜真卿或以从张旭处领教所得,或以自己攻习所悟对答如流,使张旭深以为然。他志向高远,期在“齐于古人”。张旭也因此愿意再授笔法。
颜真卿
在接受张旭的笔法后,颜真卿欣喜地说:“自此得攻书之妙,于兹五年(或作七年),真草自知可成矣”。因此,从天宝五年以后的五年(或七年)时间,可说是颜真卿依照张旭的指引,刻苦再磨砺的阶段。果然在天宝十一年后,颜真卿书碑渐多,在社会上已享有一定的声誉。天宝十一年书有《郭虚己碑》、《郭揆碑》、《多宝塔碑》、《夫子庙堂碑》等。天宝十三年又有传世名作《东方朔画像赞》、《东方朔画像赞碑阴记》等。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颜真卿投身于金戈铁马与叛军作战之中,无暇顾及笔砚艺事。此可为颜氏书法历练的第一阶段,也是第一境界的历练。在这一时期,虽然各碑面目或有差异,但总体上说,是“颜体”的初步形成阶段。从《多宝塔》等典型作品的分析中可知,颜真卿所追求的是用笔上沉着、雄毅,以健力立骨体,敷以较厚之肉彩;结体上整密、端庄、深稳,由瘦长型变为方正形;在布白上减少字间行间的空白而趋茂密。这一阶段,颜真卿追求“雄”中有“媚”的境界:“点画皆有筋骨”,“点画净媚”,“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另外他基本上专门攻习真书、草书,虽有隶书、篆书之作,并不多。颜真卿的第一境界,从初唐而来,又脱出初唐之轨辙,自立一家面目。这种境界的历练又多循张旭所示为门径。
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
颜真卿书法
从五十岁后至六十五岁,是第二境界的历练。在这一过程中“颜体”形神兼具,已渐成熟。其间作品有《金天王庙题名》、《请御书逍遥楼诗碑额表》、《鲜于氏离堆记》、《磨灭记》、《颜允南碑》、《韦缜碑》、《臧怀恪碑》、《郭家庙碑》、《颜秘监碑铭》、《颜乔卿碑》、“逍遥楼”三字、《殷践猷碑》、《张景倩碑》、《元子哲遗爱碑》、《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麻姑山仙坛记》、《小字麻姑山仙坛记》、《大唐中兴碑》、《颜含大宗碑》、《宋广平碑》、《重建颜含碑》、《八关斋会报德记》等。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以及其后接二连三地排挤,使颜真卿一次又一次拓展了心灵的空间,人生体验更多,艺术体味也就更深。这些,颜真卿“一寓于书”,将前期的“颜体”反复锤炼,炼形炼神,从而神形兼备,终至成熟。可以看到,他加强了腕力,中锋运行,取篆籀方法,圆转藏锋,如印印泥。笔画形成蚕头燕尾,直画则成弓蓄势之形。笔画之间采取横细竖粗的对比错综方法。在钩末、捺末挑踢出尖锋,耀其精神。其捺笔表现出一波三折的节奏。其直钩、平钩、斜钩,饱满取势,弯度均匀,圆劲有力。其折笔则提笔暗转,形成斜面折下,以“折钗股”拟之。从结体上说,方正端庄,稳健厚重,中宫宽绰,四周形密,不以重心欹侧取势,不以左紧右松取妍,而像篆隶以对称的正面形象示人。在布白上,字间栉比,行间茂密,以形密取气势,不以疏宕取秀逸。
既至此境界,颜真卿已一扫初唐以来的那种楷书风貌:前者侧,后者正;前者妍,后者壮;前者雅,后者直;前者瘦,后者肥;前者法度深藏,后者有法可循;前者润色开花,后者元气淋漓。可谓变法出新意,雄魂铸“颜体”。
《刘中使帖》
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在六十五岁以后的十多年中,是第三境界的历练。从成熟中加以神奇变化,一日有一日之进境,一碑有一碑之异彩。此时期的作品有《元结碑》、《干禄字书》、《竹山堂联句》、《妙喜寺碑》、《颜杲卿碑》、《李玄靖碑》、《颜勤礼碑》、《马璘碑》、《颜家庙碑》、《颜氏告身》、《奉命帖》、《移蔡帖》等。如《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等典型碑刻中,颜书在老辣中富有新鲜活泼的生机,在疏淡中显示质朴茂密的风神,在笔锋得意处显现功力的炉火纯青,在圆润丰腴中透露自己的豪迈气度。
颜真卿晚年在对生命与书艺在反省中得到悟彻,并将生命哲学与书艺哲学打通,因此在其点捺撇画中既留着生活的血泪斑驳,又在笔墨的动势中洋溢着生命的颂歌;既在线条的起落移动中灌注一腔豪情,又在栉比鳞次的布白中激射人格光辉。其书如老枿枯林,却有浓花嫩蕊,一本怒生,万枝争发。
颜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尤崇忠孝。他认为德有三,“孝悌称其至”。常有五,“仁道原其终”。善事父母谓孝,和睦兄友谓悌。孝悌为仁之本。竭诚奉君主谓忠,“率义忘穷谓勇”,“子仕教忠之谓慈”,战阵勇敢谓孝,“慈孝有裕”,则道存于方册。他主张君主要掌握赏罚二柄,此为事在必行。“无功受赏,为善不劝;有罪不罚,为罔辨” 。应使天下知道有必行之法,有必赏之令。[1]
颜真卿总结唐立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建言唐德宗李适要广开言路。颜真卿不但精通儒学,而且身体力行,以尽忠孝,被后世儒者奉为修身。[1]
颜真卿久任礼仪使,参定礼仪,对唐朝的礼仪制度多有厘正。建中三年(782年),颜真卿向李适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史称其“集( )中《庙享议》等篇,说礼尤为精审”。[2]
颜真卿在《颜真卿集》中所撰的作品,大多系实用性文字,言辞率真慷慨,意直气壮,生动感人,对唐代古文运动有促进作用。为后世所称颂的《论百官论事疏》、《与郭仆射书》等,宏词沉郁,忠节之言,如见其人,充分体现了颜真卿的忠烈刚直品节。
南宋学者晁公武称颜真卿“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于理”。[3]高棅在《唐诗品汇》中评道:“鲁公情欣所遇,悉综古调,颇尚格气,不事弥文。虽有一二近体,不过游戏之作,非所以系幽悰也。今集中所载不及百篇,大都守吴兴时,与皎僧、陆处士之流结思岩林,相忘外道者也,然旷世之情,优入三昧,殊非守平原时色相。”
1. [引用日期2016-05-15]
2. [引用日期2016-11-11]
3. [引用日期20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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