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高校“西学东渐”，中西部高校的无奈与冲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一次毕业生和老师拍摄全家福。西电是西部“东进”最早也最频繁的高校。图/华商报
“西学东渐”：
中西部高校的东部突围
本刊记者/霍思伊
发于2020.10.5总第967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4月，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动工；与之一路之隔的是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已经于去年8月动工，一期预计在2021年9月投用。
位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在今年1月和7月分别签署了共建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衢州）协议和长三角研究院（湖州）协议，其深圳高等研究院的首批研究生在今年9月开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简称西电）则在2020年2月底与广州市举行了签约仪式，5月5日发布招生简章、5月28日校区破土动工、9月就开始首批招生，比太仓还要动作迅速。
实际上，西电是西部“东进”最早动作也最频繁的高校，先后在深圳、宁波、昆山、芜湖和青岛建立了研究院，再加上今年刚建成的广州研究院，在东部的布点已达到6个。其中，除2000年的深圳研究院和2013年的昆山研究院以外，其他四个研究院均在近三年内建成。
一直想“东进”但屡屡受挫的兰州大学，在2018年撤销南通基地后，今年想要打开新局面。5月8日，兰大发布通知，在校内公开招聘深圳和上海研究院负责人，对外释放出明确信号。
高校异地办学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并非新鲜事，但这一轮的异地办学有一个鲜明特点：中西部“985高校”几乎全部开始在东部布点，且不止一个。在西部7所“985高校”中，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全部在近两年内有明确的动作。
“西学东渐”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增长极”的溢出效应
第一轮异地办流发生于2000年之初，时代背景是1999年的大学扩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姜朝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当时，中国尚处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从上到下都在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因此，迈入21世纪后，各地的大学城蓬勃发展，在这其中，多所985高校集体南下深圳成为最集中的体现。
从2011年起，以去青岛为代表开始了第二轮异地办。截至2017年底，青岛已经引进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21所高校，还有4所中外合办大学。
青岛的“”有其经济实力支撑，在2016年，青岛GDP排名就已居山东省第一名、全国第12位，在全国12个生产总值逾万亿元的城市里，是除北京以外唯一的北方城市。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看来，深圳与青岛是中国以来两个重要的经济新增长点，也是对外经济联系最活跃的地方。而《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最新一轮的中西部高校异地办学则与此前有所不同，虽然它们办学的地点仍以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为主，但因深圳和上海的土地已被早先进入的其他高校占据，较难进入，只能在其周边寻找机会，比如江苏的苏州和太仓、浙江省的湖州或衢州等。在这个背景下，高校和之间合作的逻辑也有所变化。
西北工业大学选择太仓，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是离上海最近的城市。从太仓开车去虹桥机场，只需半小时。今年7月，太仓告别“无高铁时代”，首次开通的沪苏通铁路9个车站，有三个都放在了太仓。作为一个县级市，太仓一下子有了三个高铁站。而西工大太仓校区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所在的科教新城，就位于上海、昆山和太仓三城交汇的中心地带，区位优势非常明显。
太仓的产业布局始终是以上海为核心，为上海的产业做支撑。最初乡办企业的技术就来自上海老国企，90年代浦东大开发，外资和新的技术进入上海后，再次溢出到太仓。眼下，上海给自己的定位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当地产业继续升级，太仓也随之提升，聚焦于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和物贸+总部经济，正在培育的产业还有半导体、人工智能、航空等。
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航空产业，太仓在这个领域有一系列布局。2018年10月，太仓市与中国商飞民用飞机试飞中心、西工大太仓长三角研究院签订政校企人才全域合作协议。同时，太仓市人才办与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西工大太仓长三角研究院签订三方人才合作项目。2019年8月，太仓市发布《太仓市航空产业发展规划》，同一天，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一期开工建设。
西工大太仓长三角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长三角研究院利用上海航空产业集群的溢出优势，继续深化西工大和中国商飞等的合作，也通过这些合作，帮助当地产业升级。
事实上，围绕上海而形成的长三角航空产业集群，已经有一定气候，仅在江苏省内的南京、镇江和常州，都比太仓更早入局。与这些城市相比，太仓的起步不算早，但西工大的入驻为其提供了底气和智力支撑。
长期观察中西部高校发展和人才现状的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涛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在第三轮异地办中，东北部的老牌“985”、“211高校”继续“南下”，但中西部大学的“东进”却开始形成趋势，并表现出了一系列与“南下”不同的特点。
在地区分布上，不再是深圳这种超强的经济“增长极”，而是选择在地理或产业上和“增长极”联结紧密的城市，比如太仓、湖州、烟台或广州。而且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事实上，在各中西部高校的“东进”宣传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
由于这些城市的经济体量无法和深圳、青岛相比，这就要求高校一定要仔细评估，充分考虑到当地有限的产业基础和自己优势学科的契合度。这一阶段，一味的“圈地”已经不可能再复现前一阶段异地办学的辉煌。因这些城市吸纳人才的能力不像深圳、上海那样强劲，而是受益于“增长极”的溢出效应，所以先选“对”产业，再精准引进人才是关键。
同时，也因为这些地方有产业的先天限制，加之国家政策限制，近两年内的高校如果想要异地办学，不再办综合性多学科的分校，而多以建研究生院、研究院为主，学科也偏向与地方产业结合密切的几门应用性学科。
“双一流”压力下的东进
江苏域圆智能科技是一家专注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总部在上海，目前已经入驻西工大长太仓长三角研究院，在太仓建立分部。域圆科技太仓公司总经理李辰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董事长袁元就是西工大校友，当西工大来到太仓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亲自给他打电话，邀请入驻。而当时，域圆科技正好在上海的工位已经饱和，考虑到从上海开车到太仓也就半小时，往来很方便，最终决定将部分研发和销售力量搬迁至太仓，并且开始和西工大软件学院、网络安全学院有一些人才、项目上的合作。
这也是中西部高校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中西部缺乏产业和市场基础，在人才吸引、学生就业和科技成果转化上，都处于弱势。陈涛就指出，中西部高校“东进”的深层原因，在于人才。中西部在吸引人才上，给出的待遇和东部地区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比如，广州的高校可以轻松开出年薪百万、安家费再给一百万的条件，配偶工作、子女教育也全包，相比之下，西部高校就没有这个财力，在基础教育、配套等软条件上，也远远比不上东部。
在吸引人才上，西部学校自下而上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西南财大从2006年开始探索的终身教职制改革，对引进的海外人才采取先聘后评的引才策略，在职称和科研等方面给予特殊支持，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领先。但即便如此，面对人才竞争白热化，招揽人才的难度仍然很大。
“我们（西南财大）每年都会去美国经济年会的现场招聘，这几年，投简历的人才很多，但其中有不少人通过面试后，还是会被广东的一些高校‘高薪’挖走。”陈涛说。
2017年1月，国家推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是继“985”“211”工程之后的又一大举措。如此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改变资源向固定不变的几所“985”“211”高校倾斜的局面， “双一流建设”则有进有出，激发高校之间的良性竞争。但到当年9月“双一流”名单公布之前，高校之间频繁互相“挖人”，由于中西部高校的待遇等条件难以与东部高校相抗衡，这最终加剧了西部高校的人才流失。
就在首批“双一流”名单公布三个月后，2017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刚评上“双一流”的一些西部高校表现不如预期。属于A类“一流大学”的西安交通大学，其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两门学科分别由第三轮学科评估的A+降级到了A和A-，这两门均是“双一流”建设学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一流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也由A+降到了A。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没有一门学科是A+或A，只有“林学”是A-，其他农业类学科全是B+。作为入选“双一流”大学仅有的两所农林类大学之一，却不如南京农业大学（4个A+）和华中农业大学（3个A+），且有不小的差距。
学科评估在高校的排名和定级中是关键指标。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也被视为“双一流”第二次评选的核心参考之一。这次结果出来后，对中西部高校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为应战“双一流”评选，中西部高校采取的一个新策略，就是更加积极地“东进”办学。
对此，杨东平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一轮中西部高校东部突围的努力，是在“双一流建设”这种评价指标的刺激下，异地办学以后，可以利用东部的资源优势汇聚人才、研究院可以发表更多论文，出更多科研成果。“这是（异地办学）的一个主要动机。”他说。
多位专家指出，中西部高校去东部是“被逼无奈”。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西部一直在强调高等教育很重要，但由于自身财力有限等各种原因，都是说在嘴上，只是文件上的支持，没有落实在行动上。”
从“双一流建设”经费的省际差异就可以看出区别。根据各省公布的“双一流”建设经费情况，广东省最“财大气粗”，决定在首轮五年周期内专门为此投资300亿，平均每年投入达60亿；北京为高校的“高精尖”学科建设投资了100亿，上海在第一阶段（2017~2019）投入36亿元。而中西部省份，如河南平均每年投入仅3亿，宁夏每年投入2亿，贵州年均只有1亿。各省在“双一流”建设经费的投入上，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正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高校去东部地区发展，当地往往能免费提供土地、建好校园后，让西部高校“拎包入住”，在建设中也通常成为当地的主抓项目，因此，实际的推动速度非常快。
政策收紧下是否会降温？
事实上，教育部近几年对异地办学呈持续收紧的态势。
今年5月，武汉大学深圳校区被叫停。深圳市教育局称，教育部专门要求停止武汉大学深圳校区建设。
2017年时，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基本建设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审慎决策建设新校区，原则上不支持、不鼓励跨城市、跨省建设新校区，特别是具有本科教学功能的新校区。等到了2019年，教育部的态度继续收紧，当年2月，根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关于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4101号提案答复的函》，在表述上进一步强化，指出教育部对高校异地校区办学“一直持不鼓励、不支持的基本政策”。
教育部还表示，已有的高校异地分校或校区存在一定问题，包括部分高校对各校区统筹定位不够，异地校区办学成本较高，异地办学大多缺乏高水平稳定师资队伍。
姜朝晖指出，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51.6％，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普及化，由此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和办学质量提升，规范异地办学成了应有之义。在当下，有必要反思前一阶段的异地办，警惕和预防规模扩张可能造成的发展泡沫。倘若不加干预，则极有可能“砸了学校的招牌”，也会造成地方上的资源浪费。
多位专家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异地办学在管理机制上一直没有理顺，在本部和分校（或研究院）关系的处理上，存在一些难点。
2016年9月，西南交通大学、青岛市科技局与高新区管委共同创办西南交通大学青岛轨道交通研究院，因为青岛被定为“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还有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等，是中国最重要的轨道交通公司之一。因此，布局青岛，与西南交大的特色轨道交通专业非常契合。
但一位接近青岛研究院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规定，研究院承担的科研项目不被纳入校本部科研管理，也就不算作绩效，因此研究院虽有三分之一的师资来自本部，但这些老师缺乏激励。“青岛研究院现在很尴尬，只能通过非轨道交通的板块，努力实现自我造血。” 他说。
陈涛认为，教育部的文件表明态度后，未来几年内，异地办学的势头可能会有所减弱，但东进有自己的逻辑，不能一竿子打死，因此在三五年内很难降温。只有当国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上去后，东西部的经济鸿沟慢慢弥合，中西部高校的这种冲动才可能慢慢消减。
西学东渐：跨越时空的文化交融之旅
文化是时代的风向标，在当今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依然是时代的主题，而“西学东渐”则是这一主题的鲜明体现。它不仅是历史的回顾，更是我们理解当今文化现象的钥匙。
西学东渐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过程，涵盖了多个世纪的文化交流与思想碰撞。它不仅是西方学术思想传播到中国的过程，更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反思。以下是对这一过程的详细分析。
一、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
西学东渐的起点通常被认为是16世纪末的明朝，尤其是1583年意大利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这一时期，西方的宗教、科学和文化开始逐渐渗透到中国，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开端。
二、西学东渐的两个主要时期
1. 明末清初：传教士的翻译与传播
在明末清初，会士如利玛窦和汤若望通过翻译西方的天文历法和科学著作，向中国士大夫阶层传播西方知识。利玛窦不仅传播宗教，还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努力将西方的科学思想与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他翻译的《几何原本》和《交友论》等书籍，虽然未能广泛传播，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影响。
汤若望在清朝时期继续这一工作，他的《新法表异》和《历法西传》等书籍，进一步促进了中西天文学的交流。然而，由于清朝统治者对西方文化的和教廷政策的变化，这一时期的西学传播受到限制。
2. 晚清与民国初年：中国人的主动学习
后，中国逐渐意识到自身的落后，许多有识之士开始主动学习西方的科技与思想。林则徐等清朝官员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编纂《海国图志》等书籍，推动了对西方知识的学习。
洋务运动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表现，清朝官员利用西方技术创办军事和民用企业，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器物来强化国家实力。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
随着留学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赴西方学习，严复等人不仅学习了军事知识，还翻译了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经典著作，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做出了贡献。
三、西学东渐的影响
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的观、价值观受到冲击，新的科学思想与理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等人提倡的西方思想与文化，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反思。
五四运动后，传统文化的地位受到更大的挑战，许多人开始质疑中学的价值，认为西学应占据更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思想碰撞，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
四、总结
西学东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涉及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的交融与碰撞。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格局，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至今，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延续中，面对中西文化的对话与融合。西学东渐不仅是历史的回顾，更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自身文化定位的重要命题。
讲坛厉以宁：“五四”前后的西学东渐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它源于中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是中国新主义的开始。“新文化运动”与“西学东渐”是当时热议的话题且至今备受学界关注。今天《光明》的“光明讲坛”整版登载了厉以宁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文章，文章介绍了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及、“五四”运动的由来及其伟大意义、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特色、对“五四”前后西学东渐的正确评价等等。今天光明小薇为您节选一段，一起来了解“五四”前后的西学东渐。
厉以宁：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常委、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多次获得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奖，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金三角”奖、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等。
关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掀起的西学东渐的热潮，并未因“五四运动”的结束而停步。两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除北京和上海外，大多数省会城市开始新建了一批大学，建校经费或来自、各个地方，或来自教会、其他公益机构，或来自商界的赞助；二是各地新创办了一些杂志，或成立了一些学习研究性的团体，它们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学说的知识界人士。
例如，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主要宣传反封建、反军阀统治、反的思想，介绍十月，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杂志主要撰稿人除陈独秀、李大钊以外，还有张申府、胡适、周作人等。
又如，《新教育》月刊于1919年2月在上海创刊，由蒋梦麟任主编。《新教育》提倡平民教育，提倡白话文，主张建立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
再如，1919年3月23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大学宣布成立，邓中夏、廖书仓为总务干事。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城内设四个固定讲演场所，讲演内容包括反日爱国、、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家族制度、提倡科学和文化等。同年7月1日，王光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该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该会有成员42人，王光祈担任会长。
在北京以外，天津的进步青年由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人发起，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会于1919年9月16日组成了“觉悟社”，并开始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杂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0年，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在武汉组织成立了利群书社，书社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激进书报杂志，影响了不少青年。
在这里还应当提到，1918年4月18日由毛发起，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蔡和森家中，成立“新民学会”，基本成员共21人。1920年8月13日，已在法国的蔡和森给毛写了一封长信，主张组建中国，争取国际无产阶级援助。12月1日，毛复信蔡和森，对其主张极表赞同。
在这一年的4月，俄共党员维金斯基抵京后，同李大钊等人讨论后表示：在中国建立中国，以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已经成熟。李大钊同意维金斯基的意见，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
至此，为一年后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举行准备了足够的条件。1921年7月23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中秘密。到会的正式代表有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东京小组的周佛海，另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7月30日，李书城家受到法租界巡捕注意。31日，大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并在此闭幕。大会确定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大会选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机构局，陈独秀任局，李达、张国焘分别负责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和闭幕宣告了中国的成立，从此开始了中国新阶段。
对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既已清楚，那么对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西学东渐的评价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从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西学东渐的影响的扩大可能更加引人注意。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使一批又一批想改革社会的人，抛弃保守、另辟新路。他们渴望从西方国家和日本新出版的书籍和报纸杂志上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他们更希望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因为只有通过选择才能找到目标和通向目标的途径。
国外传入的有关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中，有无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进步青年在这些学说中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对人们最有吸引力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宣言》。进步青年对于新路的认识尽管不一样，但“走十月之路”却成为人们向往的道路，这同样是选择的结果。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西学东渐的意义。
即使人们当时对引进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出版的法律学、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书籍的兴趣日增，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国内的改革旧传统和创建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帝反封建的赞成者和支持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人们对东渐的西学的兴趣也越来越大。由于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所以法律学、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书刊也越来越受欢迎。这并不违背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只要不是为、殖义、封建专制主义歌功颂德或竭力辩解的，只要是称赞、自由、平等的西方书刊，都会有读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应当正确地看待当时的西学东渐，不能由于引进中国的西方国家出版物中有介绍资产阶级法律学、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书刊而贬损西学东渐的作用。换言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主流是否定旧文化、旧思想、旧，引进的资产阶级法律学、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不仅有助于开阔国人的视野，而且其中仍有不少内容可供刚成立的民国立法、行政管理、学校建设作参考。
再以经济学的引进来说，1915年前后，在西方国家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学派，无论是新古典学派的大本营英国，还是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美国，都以完善市场经济，鼓励市场竞争，反对国家垄断为基调。当时留学英美的中国留学生所学习到的经济学说，都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的市场是不完善的，私营工业企业受到的限制更多，其中既有的限制，更有国家资本的特权的存在，而且中国劳工的地位得不到保障，这些都是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本意的。因此，在中国国内各高等学校内讲授当时占主流经济学位置的新古典学派的学说，也有对人们的启示作用，所以不应当一笔抹杀引进新古典经济学说的作用。
除此以外，还应当看到，经济学中有不少实用的内容。例如，财政的管理（包括国家预算应力求平衡，国际收支也应维持基本平衡）、金融的管理和风险的防范、证券市场的建设和运行、工业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国际贸易的开展、城市化、农村人口的流动、市场秩序的维护等，都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知识。中国经济今后应如何健康发展，如何参与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需要一大批专业人才。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知识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政界、法学界、经济界努力学习和了解西方经济的组织和法制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在评价西学东渐时需要注意到的。总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特大功绩，包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的西学东渐，都应当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去评价，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内容来源：《光明》今日第11版《新文化运动与西学东渐》本文有删节
本期编辑：张永群、孙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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