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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既往-一反既往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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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成语,当心写错!

来源:中国语言文字  作者:直心行

“一如既往”不是“一如继往”

“一如既往”:一,完、都;既,已经;一如,(跟某种情况)完全一样;既往,以往、从前。这个词的意思是跟以往完全一样。如戴光中《赵树理传》第十章:“赵树理一如既往竭力正确理解和执行政策,作出了旁人所不能及的贡献。”又如,张扬《第二次握手》:“清末以来,到海外求学的中国人何止千百,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也大有人在,可是,中国又穷又弱的现状一如既往,丝毫无所改变。”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把“一如既往”误写作“一如继往”呢?

首先,“继”和“既”同音;再者,“继”是继续,“继往”就是继续以往的意思。这表面上好像也说得通,但跟“一如”一连接,就完全不通了。此外,“一如既往”的反义成语“一反既往”也不能写作“一反继往”,“不咎既往”也不能写作“不咎继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错误,是因为没弄明白“既往”是什么意思。

“阴谋诡计”不是“阴谋鬼计”

“阴谋诡计”:阴谋,暗中干坏事的计谋;诡计,阴险狡诈的计谋。这个词指暗中干坏事的狡诈的谋略。例如,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一年十月壬申》:“当此军旅之际,各宜谨察奸人……有失,则为害不细。况其间阴谋诡计,有不可测知者。”意思是说,当此战事频仍之时,各个部门都应该细心地查处奸险之徒……有失,则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况且这其中的阴谋诡计,有的是不可预测的。再如:“敌人的阴谋诡计被我们识破了。”“一切搞阴谋诡计的人,迟早要垮台的。”“正人君子都光明磊落,从不搞阴谋诡计。”

人们为什么会时常把“阴谋诡计”写成“阴谋鬼计”呢?如上所述,一是“鬼”和“诡”同音,都读作ɡuǐ;二是“鬼”有不光明正大的意思,和“诡”意义相近。但是,现代汉语中有“诡计”一词而无“鬼计”,如“诡计多端”不能写作“鬼计多端”,因此不能写成“阴谋鬼计”。

部编语文7年级下册第2课《说和做》,寒假预习

闻一多先生简介:

闻一多(1899—1946),本名闻家骅,著名诗人、学者、战士。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后来研究文学。1925年5月回国后,青岛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37年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3年后,因目睹蒋介石反动的腐败,于是愤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的斗争。1946年7月15日即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当天被特务暗杀。代表作有《红烛》《死水》。

作者臧克家简介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诗人。是闻一多的学生,忠诚的爱国主义者。1932年开始发表新诗,以一首《老马》成名。1933年9月,诗人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随着《老马》等诗的广泛流传,臧克家被誉为“农民诗人”。

文体知识散文的特点:

形散”既指题材广泛、写法多样,又指结构自由、不拘一格;主要是说散文取材十分广泛自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现手法不拘一格,可以叙述的发展,可以描写人物形象,可以托物抒情,可以发表议论,而且作者可以根据内容需要自由调整、随意变化。神不散”主要是从散文的立意方面说的,即散文所要表达的主题必须明确而集中,无论散文的内容多么广泛,表现手法多么灵活,无不为更好的表达主题服务。神聚”既指中心集中,又指有贯穿全文的线索。散文写人写事都只是表面现象,从根本上说写的是情感体验。情感体验就是“不散的神”,而人与事则是“散”的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形”。

1.给下列的字注音

衰微 赫然 迭起 锲而不舍 兀兀穷年 潜心贯注 心会神凝 慷 慨

淋 漓 气冲斗牛 函寄 仰之弥高

2.看拼音写汉字

lì( )尽心血 一反jì( )往 jiǒng( )乎不同 jiǒng jiǒng( )有神

3.词语解释

诗兴不作:指写诗的兴致不起、不发或写诗的兴致减少了。作,起的意思

兀兀穷年:用心劳苦地一年到头这样做。兀兀,用心劳苦的样子。穷年,终年、一年到头。

锲而不舍:不停地雕刻,比喻有恒心,有毅力。 

衰微:(国家、民族等)衰弱;不兴旺。

赫然:形容令人惊讶或引人注目;形容大怒。

迥乎不同:很不一样。

一反既往:既,已经。既往,从前。完全与从前相反。

气冲斗牛:形容气势之盛可以直冲云霄。

4.词语辨析

潜心贯注、全神贯注辨析

同:两个词语都有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意思。

异:“全神贯注”侧重于将全部精神集中在一点上。“潜心贯注”侧重于对某问题的集中钻研,程度更深。

例:同学们上课都全神贯注,认真听讲。

钱学森克服千难万险回到了祖国,他潜心贯注地研究航天事业,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三、结构分析

第一部(1—7):记叙闻一多先生“做了再说”“做了不说”的务实勤奋、谦虚淡泊的特点。

第二部分(8-19):具体展现了闻一多先生作为家这个方面的“说”和“做”。

第三部分(20):总结全文,对闻一多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

8段属于过渡段,从闻一多作为学者的方面过渡到闻一多作为家的方面,

本节课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关注李老师,学习更多的语文知识。

同样“绘牡丹”,李渔选择“多买胭脂”

作者: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钟明奇

提要:真正伟大的作家,总能找到恰当表达自己思想的创作方式;生活困顿,更不意味着在创作中必须媚俗。可惜,历史无法假设,李渔没能像汤显祖那样“绘牡丹”,无疑是一个重大遗憾

明末清初戏剧作家李渔(公元1611年至1680年)有系统的戏剧创作理论、丰富的指导戏剧演出经验,也不乏深刻的批判社会思想。加上经历过明清易代的重大世变,无疑是最有希望登上我国古代戏剧创作高峰的作家之一。

但究其实际,李渔创作的《笠翁十种曲》,固然不能说没有特色,却并未在古代戏剧史上留下特别辉煌的印记。《笠翁十种曲》,最著名的莫如《风筝误》,于喜剧艺术多有贡献,但于时代和社会重大问题的揭示,至多算得上是“高原”之作。其他一些作品,恐怕连“高原”都不是,只能称之为“丘陵”。

从总体上看,《笠翁十种曲》思想内容有失丰厚,也缺乏宏大的艺术气象,与《窦娥冤》《牡丹亭》《长生殿》与《桃花扇》等古代戏剧史上的“高峰”之作,实难相提并论。

有奇事,方有奇文

李渔的《闲情偶寄·词曲部》,是我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的集大成之作。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一部有着中华民族显著特色的戏剧理论著作。

李渔对戏剧创作之题材选取、结构艺术、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特质及声音曲律等,无不得其三味,皆有精辟论述。例如,他一反既往的“填词首重音律”,而“独先结构”。这里的“结构”,不只是指戏剧作品的结构布局,更是一种宏观的艺术运思,包括创作题材选择、创作“主脑”确定等。

因此,他明确提出:“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这种戏剧创作思想,对戏剧创作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也是至为精湛的文学创作思想,对一切文学创作都有重大指导价值。

李渔有着十分丰富的指导戏剧演出经验。《闲情偶寄·演习部》强调,戏剧创作,要为演出着想,笔下要有观众,实即以观众为中心,而不能徒呈词采。另者,戏剧演出特别要讲究对场面冷、热的调控。

李渔说:“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如其离合悲欢,皆为人情所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发冲冠,能使人惊魂欲绝,即使鼓板不动,场上寂然,而观者叫绝之声,反能震天动地。”是故戏剧创作不但要合人情,而且要臻于如上令人不能自已、使人惊魂欲绝的境界。此为戏剧创作之上乘,可以让观众觉得确有戏可看。

李渔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具有深刻、独到、自由的思想与踔厉风发的社会批判精神。李渔所处的时代封建专制盛行,但他决不是思想史上的“凡是派”,并不盲从于一般人顶礼膜拜的圣贤与儒家经典。

李渔在《读史志愤》一诗中曾写道:“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论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一文更进一步鄙视那些“依傍圣贤,袭取现成字句,到处攻人之短”的腐儒。他还痛陈:“《四书》之文犹不可尽法,况《西厢》之为词曲乎?”

这些石破天惊之语,彰显了李渔自由、激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惟是之故,李渔在明清易代之际,目睹时艰,直录其事,写下了不少有关时事的诗歌,如《甲申纪乱》《避兵行》《婺城乱后感怀》《薙发二首》等,猛烈抨击清在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暴行。

一个“怕”字,境界全出

李渔交游广阔,对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的深入了解,可为什么没能创作出让他登上古代戏剧史“高峰”的戏剧作品呢?这自有诸多因素,但最关键的是他勇于批判社会的精神顶梁柱倒了,也就是说他的人格发生了重大蜕变。

李渔的《意中缘》作于入清后不久,其中诗云:“从今懒听不平事,怕惹闲愁上笔锋。”一个“怕”字,境界全出,表明李渔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低下了头。于是,只想在时代夹缝中苟且地生存、享乐。受此影响,主要创作于清初的戏剧作品,事实上也包括小说作品,基本沦落为李渔谋生的工具,而不能成为真正富于社会批判精神的文学创作。

在《曲部誓词》中,李渔是这样直言的:“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

与此同时,李渔没有固定的收入,很希望通过戏剧创作、演出来卖钱,以实现享乐。由此,他热衷于写与当时现实生活关系不甚紧密的戏剧作品,特别是一般人喜欢观赏的男女风情喜剧。有些作品还大肆鼓吹“红颜薄命”,劝诫青年女子做婚恋中的投降派,以利于封建统治。

例如,传奇《比目鱼》“思借戏场维节义”,终成为古代戏剧史上典型的商人型、帮闲型戏剧产品,而不是有着远大情怀的士人型作品。

毫无疑问,入清后李渔人格蜕变所造成的这种定位,决定了他的戏剧创作必然要规避时代与社会的重大问题。而一个自觉回避时代与社会重大问题的作家,不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文学家。

纵观世界文学史,真正伟大的文学家无不站在时代前沿,在作品中深刻表达时代与的心声,并在艺术上有独到的创造。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所根据的不过是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却能点铁成金,为“情”作使,勇敢地触及时代重大问题,热情讴歌“情至”,深情呼唤热烈、美丽、自由之情爱,成为那个时代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最强音。

加之汤显祖非凡的艺术创造,塑造出杜丽娘那样真情、纯美,崇尚独立、自由的典型人物形象,最终让《牡丹亭》成为古代戏剧史上的“高峰”之作。

李渔的戏剧作品固然不能说一点也没有反映社会问题、的心声,但整体上时代的气息非常微弱。套用李渔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戏剧创作因为“命题不佳”,即不触及时代与社会的重大问题,因而终不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

“有是格,便有是调”

李渔人格的蜕变与戏剧创作的此种定位,也影响到艺术上的成就。

因为总是想着使戏剧作品得到市场喜欢,以便能更好地卖钱,因此李渔竭力讨好读者与观众。他认定世人更喜欢喜剧,故主张“从时好”“从时尚”。

实事求是地讲,戏剧创作追求喜剧风格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李渔将这种追求推到极致,鼓吹“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其戏剧作品几成卖笑、取乐的商品与工具。

李渔坦言:“弟则巴人下里,是其本色,非止调不能高,即使能高,亦忧寡和,所谓‘多买胭脂绘牡丹’也。”这样说,固然有主张戏剧创作通俗性的一面,然其要旨实在媚俗。

简言之,李渔在戏剧创作中过于追求新奇与巧合,带来了诸多败笔。这里不妨以涉及明清易代重大世变的《巧团圆》为例。《中国戏剧发展史》对此有甚为精粹的论述:“即使像《巧团圆》这样以离乱为背景的剧作,也没有半缕伤感哀痛之思,而充满了意外的喜剧情节,一桩桩的喜出望外相连,一直走向最后的阖家团圆。”这不仅有违生活真实,也背离了艺术真实。

同时,李渔因为醉心于编新奇、巧合的故事,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他戏剧作品中的人物,无法成为其在《闲情偶寄》中所热切主张的“说一人,肖一人”,而基本沦为故事情节发展需要的道具,因此多有失真。

没有成功的人物形象,李渔的诸多戏剧创作自难以真正站立起来。由此,李渔创作的戏剧作品大多只是艺术仿真罢了。

客观地说,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环境并不比李渔时代好多少。如果曹雪芹没有“堪与刀颖交寒光”的如铁诗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他决不可能借“大旨谈情”,创作出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伟大小说《红楼梦》。

清文网严密,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的作家人格都必须蜕变。真正伟大的作家,总能找到恰当表达自己思想的创作方式;生活困顿,更不意味着在创作中必须媚俗。

李贽曾深刻地指出,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有是格,便有是调”。倘若李渔的人格一如入清前那般挺立,那他的戏剧创作格调就会进一步得到提升,就完全有望创作出古代戏剧史上的“高峰”之作。可惜,历史无法假设,李渔没能像汤显祖那样“绘牡丹”、开拓戏剧创作的新境界,无疑是一个重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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