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我们这届校友聚会后还剩了些钱，托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女同学保管，大家渐渐将这事淡忘了。保管钱的同学最近提出将这笔钱作个妥善处理，大家很快达成共识：分给生活困难的同学。
我提出的人选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范良忠。同学那会儿，范良忠全家都在国营菜市场工作，凭票买东西，我们找到范良忠，一份票总能买到两份东西。
范良忠8岁没了娘，靠父兄带大，他们一家人都长得壮硕，性格粗放，待人很热情。范良忠个子不高，表情憨厚，反应稍有些迟钝，据说是小时得过脑膜炎的缘故。他的成绩单上各科成绩都不佳，惟劳动这一栏总是优秀，每次教室做清洁，到农场学农，他的干劲最大。老师常叹，范良忠哪，你把这股劲用到学习上该多好，他委屈地说，在学习上使的劲最大了。
高中毕业，范良忠子承父业进了菜市场，但没过几年，菜场卖给了开发商，他失业了。有一年，我上街突遇大雨，慌乱中叫住一辆三轮车，蹬车人竟是范良忠，一时很有几分尴尬，他倒是挺兴奋，坚持让我坐上去。他说娶了个乡下女子，还有了个儿子，老婆也没工作，在家帮人熨衣服。交谈中他两条壮腿将轮子蹬得飞快。到了家，我坚持付钱给他，他不肯要，我又请他到家里坐，他也不肯，说下雨天好揽客。趁他撩腿上车的时候，我将一张钞票塞进了他的口袋，转身就跑，他生气地踩着三轮在雨里追，我躲在一个拐角处心情复杂地看着他消失在雨幕中。
后来同学聚会，他没来。那天晚上大伙涌到一家歌厅喝茶，我出来打手机的时候竟看见了范良忠，坐在三轮车上，眼巴巴地在等客。我问他为何不来参加校友会，他嘿嘿笑道，自己没混出个人样，不好意思向老师交待。正说着来了乘客，他向我摆摆手，三轮车吱呀吱呀地消失在霓虹灯下。
以后，范良忠到报社来找过我一次，想让我给他找份工作，最好是当门卫，他说最近两年身体不行了，干不了体力活。我挺为难，如今保安都要二十郎当岁的，像范良忠这样年近50，身体又不好，哪家企业会收他呢？我将难处如实说了，他嘿嘿地笑笑，临走向我要了本我写的书说：拿回去让我儿子学习学习。
一晃两年，忽然接到范良忠的电话，他笑嗬嗬地说：老同学，我得了癌症，活不长了，居委会说如果在报纸上呼吁一下，市民捐点钱，我的药费就不愁了。我说你不会开玩笑吧，得了病还这么开心。他老婆接过电话，也笑嘻嘻的，说他是得了病，没那么严重，但医药费的确很伤神。我找报社问了问，说是像这种情况只能靠社区帮他办医保解决，报纸呼吁市民捐款，通常要有个特别的新闻事件才奏效。我想了想，干脆自己带点钱去看看范良忠表表心意。
结果，去看他的事我竟忘到九霄云外！
现在，我提议资助范良忠，大家一致同意了。
算来距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也有一年了。我们几个同学一起乘车赶往当年的菜市场，印象中范良忠的家就在菜场隔壁，黑乎乎的木板搭建的二层私房，他们兄弟几个结婚后也都住在这里。到了已变成大厦的菜市场，看见范良忠家仍在隔壁，虽然已变成三层水泥房，但简陋得像个仓库。
我不知他住在哪一层，扯着嗓门叫他的名字，一个老太太走过来，说：喊什么，人早就不在了。我问，到哪儿去了，老太太说：死了！
我们如遭雷击：死了多久了？
有个女人在楼上探出头微笑：“他今年大年初二走的，你们是谁？”
女人是范良忠的妻子。得知老同学们来造访，她热情地将我们请上顶楼，六七平方米的房里，搁了一张单人床，一个方桌，两把椅子，就没办法站人了。问起范良忠最后的情况，女人平静地说，他患直肠癌5年，因为钱少，断断续续地治，进出医院五六次，后来癌细胞全身扩散，治疗费一天就是好几百，办了医保也不够用，实在没办法只有回家，但他就是不肯出院，紧紧地抓住病床的栏杆，几个人都掰不开他的手。“同病房的6个病友见他这样都哭了，后来他又要给你打电话，我只好哄小孩一样哄他……”
范良忠最终死在了他的蜗居。
我泪流满面，那一刻，我是那样恨自己，竟如此冷漠地忽略了他最后的呼救！
问起他的儿子，女人拿出一张照片，说今年考上了大学。女人笑着笑着就哭起来，没有声音，眼泪成串成串地掉在地上。
大家拿出那份钱递给她，她收下后再三道谢，说她同时做着三份家政，每个月收入一千来块，日子还过得去。待会儿就去雇主家做保洁。
回来的路上，我问同班同学邹永明，还记得范良忠的模样吗？他说，怎么不记得，他总是笑。
范良忠留给我的也是一张憨厚的笑脸，我无法想像他拉住病床的栏杆不松手的样子，如今我不能不想，并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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