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志愿军烈士的家国故事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3)
本文来源于《中国国防报》2020年4月2日03版
不灭光辉不朽身
——6位志愿军烈士的家国故事
70年前,志愿军将士告别亲人,远赴抗美援朝战场,将青春刻进烽火,用赤子之心保和平卫祖国,19.7万烈骨忠魂从此长眠在了异国他乡。
2014年以来,我国先后迎回6批599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去年清明节期间,退役军人事务部与多个部门共同发起一场浩大的“寻找英雄”媒体行动。在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下,通过DNA检测等方式,6位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迎来了与亲属阔别半个多世纪的“团聚”。
陈曾吉、方洪有、侯永信、冉绪碧、许玉忠、周少武——这6名烈士,牺牲时最大的31岁,最小的不过19岁。斯人已逝,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亲属的回忆,捡拾一些他们的生活“碎片”。
这些碎片,是一句“来生再见”的遗言,是一盏照亮人生理想的桐油灯,是家人凝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白照,是一杆弟弟从牺牲兄长手中接过的钢枪。
1962年,郭沫若为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题诗:“煌煌烈士尽功臣,不灭光辉不朽身”。燕归花开,清明将至,让我们在这些片段中感受烈士们的不灭光辉。
烈士陈曾吉——
长兄牺牲,弟弟参军
■白亚东 中国国防报记者 屈雷宇
1930年5月,陈曾吉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市长安镇磨盘村,兄弟四人中,他排行老大。“大伯哥人很好,童年时就知道处处让着比他小的孩子。”陈曾吉烈士的二弟媳金春今回忆说。1947年,时年17岁的陈曾吉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报名参军。金春今记得,她后来曾两次在村里见到过回家探亲的陈曾吉。
陈曾吉入朝参战后,母亲黄凤金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他,可直到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传来,望眼欲穿的她始终未能见到儿子平安归乡。
直到1955年,陈曾吉的烈士证送到了家中,家人才知道他已经牺牲。官方提供的信息显示,陈曾吉1950年随部队入朝作战。当年的7月1日,身为班长的陈曾吉在朝鲜江原道与敌作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0岁。和烈士证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张陈曾吉的军装照片,这也是他留下来的唯一影像。
陈曾吉的母亲在临终前把照片交给二儿子保管,如今,在金春今老人家中,这张军装照,依然摆在屋内。
“后来陈曾吉3个兄弟都主动报名参军。”金春今老人回忆说,大伯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后,丈夫陈寿山和两个小叔子也纷纷报名参军。但乡政府考虑到要给陈家留下一个劳动力务农和照顾母亲,没有批准陈寿山入伍。陈虎山、陈虎吉两兄弟如愿参军,接过钢枪成为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或许是陈家四兄弟踊跃参军保家卫国留下的红色基因使然,陈家后代也不甘落后,陈寿山家的两个儿子和陈虎山家的二儿一女,也相继参军报国。
烈士侯永信——
68载,无字碑刻上英雄名
■谭长俊
今年清明节前夕,在家人苦苦守望了68个春秋之后,“烈士侯永信之墓”7个沉重的大字终于镌刻在了一块无字墓碑上。
在辽宁省灯塔市柳河子镇上柳河子村的一个墓园里,家人在得知侯永信牺牲后,便为他垒起一处衣冠冢,立起了一块无字碑,每年清明,家人都要前去祭扫,寄托哀思。
侯永信,1920年出生,辽宁省灯塔市柳河子镇上柳河子村人。自他参军后,家人便和他失去了联系,1951年4月,侯永信牺牲在朝鲜战场,次年,村里为家人送来了阵亡通知书。
侯辅吉记得,自从懂事起,父亲就经常和他念叨叔叔的事,“你有个叔叔,叫侯永信,他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牺牲了,他是为国家牺牲的,很光荣。”
去年9月,侯永信的侄子侯甫元,侄女侯甫兰、侯甫坤作为受邀烈属代表,赶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参加烈士认亲仪式。在下沉式广场,他们仰望英名墙,看到了“侯永信”3个字,不禁泪流满面。
“多年失去联系的亲人终于找到了,叔叔我们想你呀!”侯永信的侄子侯甫元,侄女侯甫兰、侯甫坤难掩心中激动之情,饱含热泪,接过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颁发的致侯永信烈士亲属的《慰问信》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的DNA亲缘《烈士鉴定意见书》。
清明时节寄哀思。“叔叔,你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我们为你自豪和骄傲。”扫墓时,68岁的侯甫元抚摸着烈士墓碑喃喃自语,实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
烈士许玉忠——
说完“来世再见”,就冲了上去
■黄子岳 赵程彰
烈士许玉忠的家乡赵官村,坐落在河北省沧县大官厅乡。
这是一张被家人珍藏71年的立功喜报,喜报虽有残缺,但字迹依然清晰。上边写着:青沧县七区赵官村许玉忠同志在秦岭战役中建立了“英勇追敌不怕困难完成任务”三等功绩。
“许玉忠是我的三大伯。”今年65岁的许同海说起许玉忠烈士,脸上写满了骄傲与怀念。“他1948年参军入伍。”许同海回忆,当时曾听说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家人一直不敢相信,直到烈士证、烈属牌和抚恤金等送到家中,许家才确认许玉忠牺牲了。
许同海说,有从前线回来的同乡告诉家人,许玉忠已经牺牲在朝鲜。这位同乡回忆,部队组成了一支突击队,向敌人的一个高地发起攻击。战斗开始前,已是副班长的许玉忠,跟其他战友打了一声招呼:“来世再见吧!”就带领全班战士冲了上去。中弹牺牲倒地时,他还保持着端枪冲锋的姿势。
“来世再见”,这是许玉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1991年,许家重修家谱。虽然许玉忠没有子嗣,也不知长眠何处,许同海依旧把三伯的家谱续上,他始终坚信,有一天,三伯一定会回到这片生养他的土地。
去年9月29日,许玉忠烈士的侄子许同海、许同桥等人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认亲仪式。临行前村里的乡亲来送行,乡亲们交代,带上家乡的金丝小枣、花生、鸭梨,让烈士“尝尝”老家的东西。“三伯回国就等于回家了,也了却了我们一家人的心愿。想起家里老人找到了,特别特别开心。”多年的愿望终于达成,许同海眼角泛着泪花说。
烈士方洪有——
两个难忘的春天
■丁宏旺
祖国从未忘记,烈士从未走远。烈士方洪有,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34师101团警卫连战士,1951年牺牲,年仅29岁。
树枝挂粉、碧水绕村。前往烈士家乡当涂县姑孰镇龙华村的路上,经过一栋栋白墙黛瓦的小楼,在一幢两层小楼前,记者见到了烈士方洪有的侄子方直文。
“要不是因为疫情,今年本打算再去一趟沈阳……”烈士的哥哥方洪启已过世,侄子方直文也年过六旬。“近70年了,祖国始终没有忘记他们,还花这么大的力气将烈士们接回国……”简单寒暄后,老人端出《烈士鉴定意见书》和红彤彤的《慰问信》,饶有兴致地回忆起往事。
提到叔叔,有那么两个春天永远留在方直文的记忆里。老人解释说,一个是1949年的春天。那时他还没出生,是在父亲一遍遍讲述中才牢牢地印刻在脑海中。兄弟自幼父母双亡,相依为命。兄弟俩,靠讨百家饭和卖苦力长大。1949年4月,当涂县解放,兄弟俩迎来了真正的“春天”。父亲告诉方直文,当时方洪有要去参军,他大力支持。
另一个春天,是去年的春天。方直文的二女儿方娟在网上看到了24位烈士的名单,并留言“方洪有就是我的小爷爷”,经过确认,终于寻亲成功。回想起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内摸到叔叔“方洪有”的名字,方直文眼角发红:“多少年来,父亲在清明、冬至时都要为叔叔烧上一把纸。”
院子内,一株月季正在绚丽怒放。正是无数像“方洪有”这样的烈士,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换来了一个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烈士冉绪碧——
弃笔从戎,扛枪卫国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朱 勇 通讯员 黄 韧
一个木制算盘,一盏桐油灯,一个简易木制书箱,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馆,3件由家人捐赠的烈士冉绪碧遗物静静地“躺”在展柜中,透着书卷气息,让参观者不禁遐想,是什么让这位书生弃笔从戎,最终捐躯异国?
一位70年前的读书人仿佛就站在我们面前。
烈士冉绪碧,1949年9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4月2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60师180团战士。四兄妹中,冉绪碧排行老三,大哥、二哥均已去世,妹妹健在。侄子冉方章、冉方禄现居住在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龙兴村。
清明节前夕,记者通过当地人武部再一次联系到了冉方章,他为记者介绍了3件遗物背后的故事。
冉绪碧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为支持他读书,在那个节衣缩食的年代,父亲冉启基只能让哥哥妹妹辍学,全身心供应冉绪碧读到了五年级,并为其购置了学算数用的算盘。
而为了读书,冉绪碧早出晚归。一大早出门,翻越四五里山路,傍晚才返回。当时没有电灯,晚上如何学习成为一个难题。冉启基咬牙用家里的12斤苞谷换来了一盏桐油灯。
渐渐地,私塾教育已经满足不了冉绪碧的成长需要。冉启基又用60斤苞谷,为冉绪碧聘请了一位教书先生。为了便于保存越来越多的学习书籍,冉启基还特意聘请同乡的木匠师傅为小儿子手工制作了一个书箱。
3件学习用品,既浓缩了父亲为支持冉绪碧读书以改变命运的希冀,也启蒙了这个乡村少年的思想。为了追寻革命理想,冉绪碧放下书箱,扛起钢枪,并奉献了自己的全部。
烈士周少武——
一张珍藏多年的证明书
■张建平 李 军
位于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店留村的周波家里,一直珍藏着一张特殊的证明书。
这是一张早已被岁月洇渍得发黄的证明书。上方是两面军旗,四周边框为深褐色,左右两侧是齿轮和麦穗图案,上下还印有坦克、飞机。
这张有些破损又看似简单的证书,却分量极重,价值千金。这是志愿军烈士周少武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周少武年少参军,牺牲时未婚,没有子女。弟弟周观富已于2014年去世。周观富老人的孙子周波向记者回忆,从小他便经常听爷爷讲述大爷爷的故事。爷爷告诉他,两兄弟从小相依为命,感情很深。后来一起逃荒到陕西,在那里,年仅17岁的周少武决定参军入伍。
自那以后,兄弟二人便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回到老家济源,一直四处打听消息,却始终杳无音信。直到多年后,周观富收到了这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他这才知道,哥哥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周观富一直珍藏着这张证明书,常常拿出来睹物思人。后因年代久远有些磨损,他还专门请人用玻璃镜框装裱。就这样,这张珍贵的证明书被老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过去几十年,周观富一直惦念着要把哥哥“接回家”,却未能如愿。2014年,周观富临终前,把这张珍藏了一生的证书交给子孙保存。
或许是巧合,也或许是上天的安排。就在周观富去世后不久,长眠异国多年的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开始逐批次回国,第一批回国的烈士遗骸中就有周少武。可惜,周观富未在生前得知这一消息。
燕归花开,又至清明。让我们满怀敬意,向这张用烈士生命换来的“证明书”致敬。
监 制 | 戴 强
编 审 | 张丙才 李庆金
责 编 | 王军华 陈前线
刊 期 | 3131期
抗战英烈曹江临:宁死不屈勇就义
来源中国军网 曹江临,男,1906年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建昌镇丁家塘一个贫农家庭。幼年只读过二年书,但酷爱学习文化,在家种田、放鸭劳动之余,就看书写字。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入侵金坛后,曹江临便立志投身抗日斗争。1938年春夏,新四军一支队挺进苏南茅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这年下半年,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指导下,曹江临积极组织“青年抗日团”,被选为章爱乡“青抗团”团长,并以“青抗团”团员为骨干,组织了抗日游击小组,打日寇、锄汉奸、送情报、接伤员。由于作战勇敢、工作出色,1939年下半年曹江临被吸收为党员,不久被任命为新四军地方武装的警卫连连长。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实现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必须“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目标,东南局决定,在相继成立苏南、苏北和苏皖3个特委的基础上,成立苏皖区党委。鉴于曹江临的家乡丁家塘地处茅山根据地东部平原圩区,河湖港汊交织如网,地势环境复杂多变,且这一带受苦受难的农民多,新四军与这里的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相对比较安全,因此决定借用曹江临家一座大屋顶草棚作会场,召开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曹江临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募捐了50块银洋交给陈毅司令员,陈毅写了收条给他。曹江临还组织“青抗团”团员,配合部队做好大会的保卫保密工作。1939年12月15日,中国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建昌圩丁家塘召开。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主持会议,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陈毅作政治报告,苏南、苏皖、苏北3个特委作了补充报告。12月19日,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成立苏皖区委,选举吴仲超为书记,区党委统一领导苏南、苏皖和苏北3个特委。苏皖区委的成立,标志着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一年来,先后创建的分散的游击基地连成一片,在军事上实行统一指挥,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形成统一整体,为争取抗战全面胜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组织保证。这次会议结束后,曹江临遵照党的指示,做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对金坛白塔伪“自卫团”团长高书龙多次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高书龙秘密向我方送日伪情报。1941年2月的一天上午,镇(江)丹(阳)金(坛)县委在金坛建昌圩夏王庄开会,因被人告密,突遭从延陵来的汪伪军包围,参加会议的5名县委主要成员被捕。曹江临通过高书龙的关系,使被捕的五名同志获释。1941年上半年,曹江临任镇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军事科科长。这年秋末的一天,曹江临与警卫连副连长张光有到高书龙家进行联系,因白塔伪“自卫团”副团长沈海林告密,被金坛日寇获知,倾巢出动,包围了高宅,三人同时遭捕,关押在金坛日本宪兵监狱。日寇知道曹江临的身份后,先对他许以高官,被他严词拒绝;敌人见软的不行,就对曹江临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他毫不动摇,始终未吐露党的任何机密。最后,敌人以死相威胁,但曹江临大义凛然地痛斥敌人:“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怕死,就不参加革命了!”第二天,敌人将他押到金坛小南门外乌龙山,绑在树上,连刺8刀,曹江临壮烈牺牲。中国军网Thu, 02 Jun 2022 23:37:06 GMT
故事里的沂蒙|革命烈士安哲:以身为炬,点燃日照革命之火
“抛头颅,洒热血,有什么难的。”这是安哲写在日记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正是他光辉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安哲(1906-1934),原名安丰铎,日照县两城镇(现为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两城街道)安家村人,中国早期党员,日照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革命烈士。
1906年10月31日,安哲出生在日照县两城镇安家村一户家境殷实的家庭里。父亲安仲玉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安哲8岁便随开中药铺兼医生的父亲安仲玉念书识字,十分聪明好学。据说在学习《左传》时,一天可以背诵50多行。安哲自小就非常同情劳苦民众,在寒冷的冬天会将自己的棉衣服送给家境困难、做不起棉衣的长工。
1921年春,安哲拒绝父亲让他学医的安排,走上了知识救国之路,在舅父的资助下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期间,安哲勤奋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是在此期间,安哲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这一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开启了安哲的革命征程。
1925年8月,在邓恩铭、丁君羊的倡导下,安哲与志同道合的同窗郑天九、陈雷等人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少年日照学会,开始在党的指导下开展各项活动,他们学习进步书刊、研讨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前途命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少年日照学会在济南成立。1926年3月,安哲经丁君羊介绍加入。10月,根据山东党组织安排,他们赴武汉参加北伐战争。其间,安哲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此时的武汉已逐渐代替广州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在这里安哲听取了由恽代英讲授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等课程,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
1927年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变,安哲与军校官兵一起参加了叶挺指挥的保卫武汉的战斗,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经过三天的激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武汉和国民政府。
1927年8月,安哲被派回济南,担任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巡视员。1928年春,根据山东省委指示,日照县委成立,安哲任县委书记,郑天九、陈雷任县委委员,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这是根植于日照地区的第一个县委,是日照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由于当时正处于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下,安哲以安家村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通过举办平民夜校、教农民识字等方式启发农民觉悟,并积极发展党员,不久便建立了安家村党支部。
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安哲经常接济贫苦农民,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安哲在日照秘密组织农会、雇工会、“觅汉会”、“车伙子会”、佃户会和盐民会等群众组织,积极引导农民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等斗争。安哲领导的这些斗争活动,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教育了广大农民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团结所带来的巨大力量,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为在日照县发展和建设党的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32年10月,全县共有党员700多名、共青团员200多名,有100多个村庄有了党员、团员。全县建立了6个区委、45个党支部、25个团支部。县委还扩大了活动范围,北至诸城境内的桃林、马家庄子,东北至胶南县的大场、小场和泊里一带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1932年春,山东省委决定,将日照县委改建为日照中心县委,负责领导日照、莒县、沂水、诸城四个县的工作,安哲任日照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6月,省委派巡视员到日照传达省委的指示,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要求日照县委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10月4日,安哲主持召开日照县第三次党代会,决定成立鲁南革命委员会,建立一支以党团员为骨干的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会议还决定通过了武装的政治行动纲领、部队编制和军事行动计划。
1932年10月13日晚,日照分南北两路同时爆发。北路支队280余名骨干,在安哲率领下,首先在安家村发起,后整顿队伍,向于家村进发。经过一天激战,攻克王家滩。
起义军攻克王家滩后,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占领了日照北部大镇两城。当晚在两城南大庙召开了起义誓师大会。安哲在大会上宣布:我们领导的武装起义已经开始了!起义就是为了叫咱穷人有饭吃,有衣穿,不受压迫,当家做主人。接着他讲道:“中央苏区的人民在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工农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今天,我们就是要走中央苏区的道路,建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权。”安哲后续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把整个北路起义军编为两个大队、六个中队,还组织了侦察队、奋勇队、辎重队、看护队。安哲任总指挥,于贡方任副总指挥。各大队、各中队都任命了队长、副队长。起义军共有700多人。
9天的时间里,北路起义军很快就拿下城北的大部分村镇。起义军每到一地,就打开地主的仓库,把粮食分给穷人,焚烧地主的地契,宣布土地为农民所有。南路起义军由郑天九、陈雷等率领,也取得很大胜利。
日照历时13天,经过30多次大小战斗,革命烈火燃遍日照大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安哲率起义军避实击虚,激战数日。终因敌众我寡,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失败,数百名起义军战士被杀害,整个日照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反动派悬赏一千块大洋缉拿安哲。由于安家村的地主告密,安哲的妻子被抓到诸城关押,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了折磨,后来由娘家凑钱保释幸免一死。安哲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疏散部队,转移干部,进行秘密斗争。他在许世权等人的掩护下,闯过敌人的层层封锁,辗转到了大连。
日照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是当时山东省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武装,在反动统治十分严密的日照打开了缺口,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使劳苦大众找到了这一救星,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点燃了黄海之滨的革命火炬。
1931年1月,安哲到大连后在旅顺龙王堂民众学校当教员,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在这里,安哲经常与山东转过来的20多名同志一起研究失败后的日照县的工作,并派起义干部安茂祥、厉老四、邵子金等人秘密返回日照,恢复党的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
1933年4月安哲任奉天特委宣传部部长,化名王德海,以拉洋车为身份掩护,日夜奔走开展工人运动。6月23日,因叛徒出卖,安哲被捕,被关押在日本警察署的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安哲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丝毫没有吐露党的秘密。由于没有从安哲口中得到任何消息,日本宪兵队只好将安哲作为嫌疑犯转交伪奉天法院监狱。安哲在监狱里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保持昂扬的斗志,组织狱友学习进步书刊、给狱友们讲革命故事,教狱友唱《国际歌》,不断鼓励狱友。11月末,他带领狱友为争取放风和不受虐待,开展绝食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1934年冬,备受日伪拷打和疾病折磨的安哲病逝在奉天监狱,年仅28岁。1960年2月3日,毛泽东同志签发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追认安哲为革命烈士。
承先烈之精神,开时代之生面。日照的炮火已然消弭于时间的车辙下,烈士安哲也长眠于巍巍青山,但革命精神永远存续在历史的点滴记录中,流传在学校的琅琅书声里,传承在一代代后来者的开拓进取中……
(日照市委党校 赵金山)
红色齐鲁·声动中国网络音频节目《故事里的沂蒙》
联合录制: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
沂蒙干部学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关于英烈的故事、关于英烈的故事 配画】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