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志愿军烈士的家国故事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3）
本文来源于《中国国防报》2020年4月2日03版
不灭光辉不朽身
——6位志愿军烈士的家国故事
70年前，志愿军将士告别亲人，远赴抗美援朝战场，将青春刻进烽火，用赤子之心保和平卫祖国，19.7万烈骨忠魂从此长眠在了异国他乡。
2014年以来，我国先后迎回6批599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去年清明节期间，退役军人事务部与多个部门共同发起一场浩大的“寻找英雄”媒体行动。在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下，通过DNA检测等方式，6位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迎来了与亲属阔别半个多世纪的“团聚”。
陈曾吉、方洪有、侯永信、冉绪碧、许玉忠、周少武——这6名烈士，牺牲时最大的31岁，最小的不过19岁。斯人已逝，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亲属的回忆，捡拾一些他们的生活“碎片”。
这些碎片，是一句“来生再见”的遗言，是一盏照亮人生理想的桐油灯，是家人凝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白照，是一杆弟弟从牺牲兄长手中接过的钢枪。
1962年，郭沫若为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题诗：“煌煌烈士尽功臣，不灭光辉不朽身”。燕归花开，清明将至，让我们在这些片段中感受烈士们的不灭光辉。
烈士陈曾吉——
长兄牺牲，弟弟参军
■白亚东 中国国防报记者 屈雷宇
1930年5月，陈曾吉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市长安镇磨盘村，兄弟四人中，他排行老大。“大伯哥人很好，童年时就知道处处让着比他小的孩子。”陈曾吉烈士的二弟媳金春今回忆说。1947年，时年17岁的陈曾吉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报名参军。金春今记得，她后来曾两次在村里见到过回家探亲的陈曾吉。
陈曾吉入朝参战后，母亲黄凤金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他，可直到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传来，望眼欲穿的她始终未能见到儿子平安归乡。
直到1955年，陈曾吉的烈士证送到了家中，家人才知道他已经牺牲。官方提供的信息显示，陈曾吉1950年随部队入朝作战。当年的7月1日，身为班长的陈曾吉在朝鲜江原道与敌作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0岁。和烈士证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张陈曾吉的军装照片，这也是他留下来的唯一影像。
陈曾吉的母亲在临终前把照片交给二儿子保管，如今，在金春今老人家中，这张军装照，依然摆在屋内。
“后来陈曾吉3个兄弟都主动报名参军。”金春今老人回忆说，大伯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后，丈夫陈寿山和两个小叔子也纷纷报名参军。但乡政府考虑到要给陈家留下一个劳动力务农和照顾母亲，没有批准陈寿山入伍。陈虎山、陈虎吉两兄弟如愿参军，接过钢枪成为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或许是陈家四兄弟踊跃参军保家卫国留下的红色基因使然，陈家后代也不甘落后，陈寿山家的两个儿子和陈虎山家的二儿一女，也相继参军报国。
烈士侯永信——
68载，无字碑刻上英雄名
■谭长俊
今年清明节前夕，在家人苦苦守望了68个春秋之后，“烈士侯永信之墓”7个沉重的大字终于镌刻在了一块无字墓碑上。
在辽宁省灯塔市柳河子镇上柳河子村的一个墓园里，家人在得知侯永信牺牲后，便为他垒起一处衣冠冢，立起了一块无字碑，每年清明，家人都要前去祭扫，寄托哀思。
侯永信，1920年出生，辽宁省灯塔市柳河子镇上柳河子村人。自他参军后，家人便和他失去了联系，1951年4月，侯永信牺牲在朝鲜战场，次年，村里为家人送来了阵亡通知书。
侯辅吉记得，自从懂事起，父亲就经常和他念叨叔叔的事，“你有个叔叔，叫侯永信，他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牺牲了，他是为国家牺牲的，很光荣。”
去年9月，侯永信的侄子侯甫元，侄女侯甫兰、侯甫坤作为受邀烈属代表，赶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参加烈士认亲仪式。在下沉式广场，他们仰望英名墙，看到了“侯永信”3个字，不禁泪流满面。
“多年失去联系的亲人终于找到了，叔叔我们想你呀！”侯永信的侄子侯甫元，侄女侯甫兰、侯甫坤难掩心中激动之情，饱含热泪，接过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颁发的致侯永信烈士亲属的《慰问信》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的DNA亲缘《烈士鉴定意见书》。
清明时节寄哀思。“叔叔，你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我们为你自豪和骄傲。”扫墓时，68岁的侯甫元抚摸着烈士墓碑喃喃自语，实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
烈士许玉忠——
说完“来世再见”，就冲了上去
■黄子岳 赵程彰
烈士许玉忠的家乡赵官村，坐落在河北省沧县大官厅乡。
这是一张被家人珍藏71年的立功喜报，喜报虽有残缺，但字迹依然清晰。上边写着：青沧县七区赵官村许玉忠同志在秦岭战役中建立了“英勇追敌不怕困难完成任务”三等功绩。
“许玉忠是我的三大伯。”今年65岁的许同海说起许玉忠烈士，脸上写满了骄傲与怀念。“他1948年参军入伍。”许同海回忆，当时曾听说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家人一直不敢相信，直到烈士证、烈属牌和抚恤金等送到家中，许家才确认许玉忠牺牲了。
许同海说，有从前线回来的同乡告诉家人，许玉忠已经牺牲在朝鲜。这位同乡回忆，部队组成了一支突击队，向敌人的一个高地发起攻击。战斗开始前，已是副班长的许玉忠，跟其他战友打了一声招呼：“来世再见吧！”就带领全班战士冲了上去。中弹牺牲倒地时，他还保持着端枪冲锋的姿势。
“来世再见”，这是许玉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1991年，许家重修家谱。虽然许玉忠没有子嗣，也不知长眠何处，许同海依旧把三伯的家谱续上，他始终坚信，有一天，三伯一定会回到这片生养他的土地。
去年9月29日，许玉忠烈士的侄子许同海、许同桥等人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认亲仪式。临行前村里的乡亲来送行，乡亲们交代，带上家乡的金丝小枣、花生、鸭梨，让烈士“尝尝”老家的东西。“三伯回国就等于回家了，也了却了我们一家人的心愿。想起家里老人找到了，特别特别开心。”多年的愿望终于达成，许同海眼角泛着泪花说。
烈士方洪有——
两个难忘的春天
■丁宏旺
祖国从未忘记，烈士从未走远。烈士方洪有，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34师101团警卫连战士，1951年牺牲，年仅29岁。
树枝挂粉、碧水绕村。前往烈士家乡当涂县姑孰镇龙华村的路上，经过一栋栋白墙黛瓦的小楼，在一幢两层小楼前，记者见到了烈士方洪有的侄子方直文。
“要不是因为疫情，今年本打算再去一趟沈阳……”烈士的哥哥方洪启已过世，侄子方直文也年过六旬。“近70年了，祖国始终没有忘记他们，还花这么大的力气将烈士们接回国……”简单寒暄后，老人端出《烈士鉴定意见书》和红彤彤的《慰问信》，饶有兴致地回忆起往事。
提到叔叔，有那么两个春天永远留在方直文的记忆里。老人解释说，一个是1949年的春天。那时他还没出生，是在父亲一遍遍讲述中才牢牢地印刻在脑海中。兄弟自幼父母双亡，相依为命。兄弟俩，靠讨百家饭和卖苦力长大。1949年4月，当涂县解放，兄弟俩迎来了真正的“春天”。父亲告诉方直文，当时方洪有要去参军，他大力支持。
另一个春天，是去年的春天。方直文的二女儿方娟在网上看到了24位烈士的名单，并留言“方洪有就是我的小爷爷”，经过确认，终于寻亲成功。回想起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内摸到叔叔“方洪有”的名字，方直文眼角发红：“多少年来，父亲在清明、冬至时都要为叔叔烧上一把纸。”
院子内，一株月季正在绚丽怒放。正是无数像“方洪有”这样的烈士，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换来了一个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烈士冉绪碧——
弃笔从戎，扛枪卫国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朱 勇 通讯员 黄 韧
一个木制算盘，一盏桐油灯，一个简易木制书箱，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馆，3件由家人捐赠的烈士冉绪碧遗物静静地“躺”在展柜中，透着书卷气息，让参观者不禁遐想，是什么让这位书生弃笔从戎，最终捐躯异国？
一位70年前的读书人仿佛就站在我们面前。
烈士冉绪碧，1949年9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4月2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60师180团战士。四兄妹中，冉绪碧排行老三，大哥、二哥均已去世，妹妹健在。侄子冉方章、冉方禄现居住在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龙兴村。
清明节前夕，记者通过当地人武部再一次联系到了冉方章，他为记者介绍了3件遗物背后的故事。
冉绪碧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为支持他读书，在那个节衣缩食的年代，父亲冉启基只能让哥哥妹妹辍学，全身心供应冉绪碧读到了五年级，并为其购置了学算数用的算盘。
而为了读书，冉绪碧早出晚归。一大早出门，翻越四五里山路，傍晚才返回。当时没有电灯，晚上如何学习成为一个难题。冉启基咬牙用家里的12斤苞谷换来了一盏桐油灯。
渐渐地，私塾教育已经满足不了冉绪碧的成长需要。冉启基又用60斤苞谷，为冉绪碧聘请了一位教书先生。为了便于保存越来越多的学习书籍，冉启基还特意聘请同乡的木匠师傅为小儿子手工制作了一个书箱。
3件学习用品，既浓缩了父亲为支持冉绪碧读书以改变命运的希冀，也启蒙了这个乡村少年的思想。为了追寻革命理想，冉绪碧放下书箱，扛起钢枪，并奉献了自己的全部。
烈士周少武——
一张珍藏多年的证明书
■张建平 李 军
位于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店留村的周波家里，一直珍藏着一张特殊的证明书。
这是一张早已被岁月洇渍得发黄的证明书。上方是两面军旗，四周边框为深褐色，左右两侧是齿轮和麦穗图案，上下还印有坦克、飞机。
这张有些破损又看似简单的证书，却分量极重，价值千金。这是志愿军烈士周少武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周少武年少参军，牺牲时未婚，没有子女。弟弟周观富已于2014年去世。周观富老人的孙子周波向记者回忆，从小他便经常听爷爷讲述大爷爷的故事。爷爷告诉他，两兄弟从小相依为命，感情很深。后来一起逃荒到陕西，在那里，年仅17岁的周少武决定参军入伍。
自那以后，兄弟二人便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回到老家济源，一直四处打听消息，却始终杳无音信。直到多年后，周观富收到了这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他这才知道，哥哥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周观富一直珍藏着这张证明书，常常拿出来睹物思人。后因年代久远有些磨损，他还专门请人用玻璃镜框装裱。就这样，这张珍贵的证明书被老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过去几十年，周观富一直惦念着要把哥哥“接回家”，却未能如愿。2014年，周观富临终前，把这张珍藏了一生的证书交给子孙保存。
或许是巧合，也或许是上天的安排。就在周观富去世后不久，长眠异国多年的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开始逐批次回国，第一批回国的烈士遗骸中就有周少武。可惜，周观富未在生前得知这一消息。
燕归花开，又至清明。让我们满怀敬意，向这张用烈士生命换来的“证明书”致敬。
监 制 | 戴 强
编 审 | 张丙才 李庆金
责 编 | 王军华 陈前线
刊 期 | 3131期
抗战英烈曹江临：宁死不屈勇就义
来源中国军网 曹江临，男，1906年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建昌镇丁家塘一个贫农家庭。幼年只读过二年书，但酷爱学习文化，在家种田、放鸭劳动之余，就看书写字。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入侵金坛后，曹江临便立志投身抗日斗争。1938年春夏，新四军一支队挺进苏南茅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这年下半年，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指导下，曹江临积极组织“青年抗日团”，被选为章爱乡“青抗团”团长，并以“青抗团”团员为骨干，组织了抗日游击小组，打日寇、锄汉奸、送情报、接伤员。由于作战勇敢、工作出色，1939年下半年曹江临被吸收为党员，不久被任命为新四军地方武装的警卫连连长。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实现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必须“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目标，东南局决定，在相继成立苏南、苏北和苏皖3个特委的基础上，成立苏皖区党委。鉴于曹江临的家乡丁家塘地处茅山根据地东部平原圩区，河湖港汊交织如网，地势环境复杂多变，且这一带受苦受难的农民多，新四军与这里的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相对比较安全，因此决定借用曹江临家一座大屋顶草棚作会场，召开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曹江临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募捐了50块银洋交给陈毅司令员，陈毅写了收条给他。曹江临还组织“青抗团”团员，配合部队做好大会的保卫保密工作。1939年12月15日，中国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建昌圩丁家塘召开。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主持会议，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陈毅作政治报告，苏南、苏皖、苏北3个特委作了补充报告。12月19日，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成立苏皖区委，选举吴仲超为书记，区党委统一领导苏南、苏皖和苏北3个特委。苏皖区委的成立，标志着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一年来，先后创建的分散的游击基地连成一片，在军事上实行统一指挥，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形成统一整体，为争取抗战全面胜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组织保证。这次会议结束后，曹江临遵照党的指示，做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对金坛白塔伪“自卫团”团长高书龙多次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高书龙秘密向我方送日伪情报。1941年2月的一天上午，镇（江）丹（阳）金（坛）县委在金坛建昌圩夏王庄开会，因被人告密，突遭从延陵来的汪伪军包围，参加会议的5名县委主要成员被捕。曹江临通过高书龙的关系，使被捕的五名同志获释。1941年上半年，曹江临任镇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军事科科长。这年秋末的一天，曹江临与警卫连副连长张光有到高书龙家进行联系，因白塔伪“自卫团”副团长沈海林告密，被金坛日寇获知，倾巢出动，包围了高宅，三人同时遭捕，关押在金坛日本宪兵监狱。日寇知道曹江临的身份后，先对他许以高官，被他严词拒绝；敌人见软的不行，就对曹江临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他毫不动摇，始终未吐露党的任何机密。最后，敌人以死相威胁，但曹江临大义凛然地痛斥敌人：“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怕死，就不参加革命了！”第二天，敌人将他押到金坛小南门外乌龙山，绑在树上，连刺8刀，曹江临壮烈牺牲。中国军网Thu, 02 Jun 2022 23:37:06 GMT
故事里的沂蒙｜革命烈士安哲：以身为炬，点燃日照革命之火
“抛头颅，洒热血，有什么难的。”这是安哲写在日记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正是他光辉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安哲（1906-1934），原名安丰铎，日照县两城镇（现为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两城街道）安家村人，中国早期党员，日照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革命烈士。
1906年10月31日，安哲出生在日照县两城镇安家村一户家境殷实的家庭里。父亲安仲玉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安哲8岁便随开中药铺兼医生的父亲安仲玉念书识字，十分聪明好学。据说在学习《左传》时，一天可以背诵50多行。安哲自小就非常同情劳苦民众，在寒冷的冬天会将自己的棉衣服送给家境困难、做不起棉衣的长工。
1921年春，安哲拒绝父亲让他学医的安排，走上了知识救国之路，在舅父的资助下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期间，安哲勤奋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是在此期间，安哲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这一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开启了安哲的革命征程。
1925年8月，在邓恩铭、丁君羊的倡导下，安哲与志同道合的同窗郑天九、陈雷等人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少年日照学会，开始在党的指导下开展各项活动，他们学习进步书刊、研讨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前途命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少年日照学会在济南成立。1926年3月，安哲经丁君羊介绍加入。10月，根据山东党组织安排，他们赴武汉参加北伐战争。其间，安哲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此时的武汉已逐渐代替广州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在这里安哲听取了由恽代英讲授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等课程，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
1927年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变，安哲与军校官兵一起参加了叶挺指挥的保卫武汉的战斗，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经过三天的激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武汉和国民政府。
1927年8月，安哲被派回济南，担任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巡视员。1928年春，根据山东省委指示，日照县委成立，安哲任县委书记，郑天九、陈雷任县委委员，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这是根植于日照地区的第一个县委，是日照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由于当时正处于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下，安哲以安家村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通过举办平民夜校、教农民识字等方式启发农民觉悟，并积极发展党员，不久便建立了安家村党支部。
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安哲经常接济贫苦农民，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安哲在日照秘密组织农会、雇工会、“觅汉会”、“车伙子会”、佃户会和盐民会等群众组织，积极引导农民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等斗争。安哲领导的这些斗争活动，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教育了广大农民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团结所带来的巨大力量，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为在日照县发展和建设党的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32年10月，全县共有党员700多名、共青团员200多名，有100多个村庄有了党员、团员。全县建立了6个区委、45个党支部、25个团支部。县委还扩大了活动范围，北至诸城境内的桃林、马家庄子，东北至胶南县的大场、小场和泊里一带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1932年春，山东省委决定，将日照县委改建为日照中心县委，负责领导日照、莒县、沂水、诸城四个县的工作，安哲任日照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6月，省委派巡视员到日照传达省委的指示，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要求日照县委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10月4日，安哲主持召开日照县第三次党代会，决定成立鲁南革命委员会，建立一支以党团员为骨干的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会议还决定通过了武装的政治行动纲领、部队编制和军事行动计划。
1932年10月13日晚，日照分南北两路同时爆发。北路支队280余名骨干，在安哲率领下，首先在安家村发起，后整顿队伍，向于家村进发。经过一天激战，攻克王家滩。
起义军攻克王家滩后，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占领了日照北部大镇两城。当晚在两城南大庙召开了起义誓师大会。安哲在大会上宣布：我们领导的武装起义已经开始了！起义就是为了叫咱穷人有饭吃，有衣穿，不受压迫，当家做主人。接着他讲道：“中央苏区的人民在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工农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今天，我们就是要走中央苏区的道路，建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权。”安哲后续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把整个北路起义军编为两个大队、六个中队，还组织了侦察队、奋勇队、辎重队、看护队。安哲任总指挥，于贡方任副总指挥。各大队、各中队都任命了队长、副队长。起义军共有700多人。
9天的时间里，北路起义军很快就拿下城北的大部分村镇。起义军每到一地，就打开地主的仓库，把粮食分给穷人，焚烧地主的地契，宣布土地为农民所有。南路起义军由郑天九、陈雷等率领，也取得很大胜利。
日照历时13天，经过30多次大小战斗，革命烈火燃遍日照大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安哲率起义军避实击虚，激战数日。终因敌众我寡，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失败，数百名起义军战士被杀害，整个日照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反动派悬赏一千块大洋缉拿安哲。由于安家村的地主告密，安哲的妻子被抓到诸城关押，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了折磨，后来由娘家凑钱保释幸免一死。安哲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疏散部队，转移干部，进行秘密斗争。他在许世权等人的掩护下，闯过敌人的层层封锁，辗转到了大连。
日照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是当时山东省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武装，在反动统治十分严密的日照打开了缺口，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使劳苦大众找到了这一救星，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点燃了黄海之滨的革命火炬。
1931年1月，安哲到大连后在旅顺龙王堂民众学校当教员，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在这里，安哲经常与山东转过来的20多名同志一起研究失败后的日照县的工作，并派起义干部安茂祥、厉老四、邵子金等人秘密返回日照，恢复党的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
1933年4月安哲任奉天特委宣传部部长，化名王德海，以拉洋车为身份掩护，日夜奔走开展工人运动。6月23日，因叛徒出卖，安哲被捕，被关押在日本警察署的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安哲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丝毫没有吐露党的秘密。由于没有从安哲口中得到任何消息，日本宪兵队只好将安哲作为嫌疑犯转交伪奉天法院监狱。安哲在监狱里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保持昂扬的斗志，组织狱友学习进步书刊、给狱友们讲革命故事，教狱友唱《国际歌》，不断鼓励狱友。11月末，他带领狱友为争取放风和不受虐待，开展绝食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1934年冬，备受日伪拷打和疾病折磨的安哲病逝在奉天监狱，年仅28岁。1960年2月3日，毛泽东同志签发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追认安哲为革命烈士。
承先烈之精神，开时代之生面。日照的炮火已然消弭于时间的车辙下，烈士安哲也长眠于巍巍青山，但革命精神永远存续在历史的点滴记录中，流传在学校的琅琅书声里，传承在一代代后来者的开拓进取中……
（日照市委党校 赵金山）
红色齐鲁·声动中国网络音频节目《故事里的沂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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