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斗成、马晓飞（分别为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讲师）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是集知识、技能、道德为一体的理想人格。 能够博学、审问、深思、明辨、诚修。 在思想道德上，他具有仁、智、勇的品质，形成了影响广泛的“君子思想”。 “君子思维”是一种追求君子人格实现的思维方式。 它是认识君子的本质、特征、作用、实现方法和发展规律的过程。 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的《论衡》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辨著作。 该书以“消除虚妄”为宗旨，详细讨论了当时记录下来并口头流传的各种观点、言论和故事，提出了“考试用心，取得成果”的原则。 “以身作则”的意思是，一方面要在头脑中逻辑思考、判断事物，另一方面要通过具体的事件和现象来验证。由此，王冲能够判断事物的真伪。批判其中的“虚假”内容，提出较为合理的见解，王充的思想过程体现了中国传统“君子思想”的突出特点。
敢于提问，不受自己所说的限制
王冲并没有盲从公认的权威意见。 经过缜密的思考、缜密的论证，他能够大胆地对不实的观点提出质疑，表现出了坚强、果敢的“君子思想”的特征和境界。
《论衡》十二篇，《虚》九篇，《曾》三篇，专门分析书面和口头形式流传的各种不实言论和补充内容，以辨别真伪。 其中《喻曾》、《儒曾》、《一曾》分别侧重于“小人之言”——《传书》、“圣人之言”——儒书、“圣人之言”——经义。 如果说前两者的批评有道理，那么对《景衣》堪称“来之不易”的批评，足以见得王冲的勇气。 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为官学，五经日盛。 汉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神化了五经，正如《论衡》所引：“或曰《尚书》二十九章，谓之斗其俗。二十八章之一”。 《尚书》“谓战，故二十九”，“或曰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正说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经文的内容和形状与天地历法密切相关，这进一步凸显了其不容置疑的神圣性，但王充纠正了《书》中夸张、修饰的文字。 《诗经》、《尚书》、《易经》中的《易曾》等篇章，表现了他在权威面前“尤爱真理”的无畏精神。
古典艺术出自圣人之手。 汉代人们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为圣人。 王充不仅列举了孔子、周公的16个言行例子来说明圣人并非“生而有知”，而且还在《问孔子》篇中驳斥了孔子的一些言行。 例如，对于《论语》中记载的“宰予白天睡觉”的事件，王充认为孔子骂他太多了：“如果宰予性情不好，如朽木、粪土，不宜入孔子之门，列于四类；若其性善，孔子所憎恶者，则过矣。” 这样的批评不仅在当时令人震惊，而且在王冲死后仍继续引起批评。 清乾隆皇帝读到《论衡》中的“问孔”、“联孟”两章，非常愤怒，说“不圣不法之事，已受惩罚”。 这也证明了王冲敢于质疑权威的非凡勇气。
王充也不同意汉代思想界主流的“天人感应”说。 汉代的天人感应说主要运用在政治领域。 其核心思想是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善恶行为，会引发上天的反应，以灾难和吉祥的形式表现出来。 王充坚持“天人不相应”，认为自然现象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依赖于人的行为。 《论衡》具体包括“冷温”、“谴责”、“变化”、“明喻”、“明喻”。 《患虎》、《上虫》等许多文章都驳斥了各种所谓的自然与人事对应。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儒家构建的天人相生论，一方面利用天之力来约束君主的言行，另一方面也利用天之力来约束君主的言行。强调君主作为“天意代表”的权威。 王冲的做法意在割裂天人关系，这在当时甚至可能造成政治风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敢于质疑主流，挑战权威，足见王冲的勇气。
广泛阅读并练习
在《论衡》中，王充的许多论点都来自对各种书籍和典故的引用。 例如，《遂行篇》在论证人性是可以塑造的时候，就用了阖闾、勾践的士兵在君主的感召下反抗求生畏死的例子。 自然，愿意赴汤蹈火为例； 《齐氏篇》援引传记记载，夏、商、周也经历了从忠到尊、文的兴衰循环，证明古代三个朝代并不比当代更好； 等等，实在是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 。 这些例子，大部分都是王冲通过阅读各种书籍得来的。 作为东汉同仁的代表人物，王充年轻时曾到国都洛阳求学，师从著名学者班彪。 在此期间，他经常流连于书店，广泛阅读百家之作。 从《论衡》的引文来看，王充所读的书籍有儒家经典、经传经传、各学者的著作、命理方剂书籍、谶语记载等。 可见，他杰出的思维活动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的。 古人认为，知识深的人胸怀高。 《左传》将“博物”与“君子”并用。 杨雄、张衡均提出“耻”“不知事”。 博学多才不仅是一种知识素质，更是一种人格修养，体现了儒家君子理想。 王冲的博学也有道德意义。
王冲还非常注重用事实事例来验证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 其中，身临其境、亲眼所见的直接体验在王冲看来尤为可靠。 他在《实用知识》中强调，“必须听耳听眼，才能判断事情的真实性”，“如果不闻不见，则无以可述”。 《论衡》中的很多例子都是王充亲身实践得来的。 比如，王冲就对民间流行的“雷是天之怒”的观点表示反对。 他通过实际调查研究，认为雷的形成与火有关，并举出例子，包括被闪电击中而死的人，头发、皮肤都被烧焦，尸体里有火； 打雷时常有闪电； 当雷击时，房屋、植被等常常被烧焦。 他由此得出结论：“雷霆是上天的愤怒”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检验理论和思想的实践。 此外，对于一些书籍中关于“天宇谷”和“奎基鸟田”的记载，王冲还通过实地考察指出，两者都是自然现象。 “天宇谷”不是天上有意降下的一滴粮食，而是一次成熟的谷子的邂逅。 风起，风落，谷落；风起，风落，谷落；风起，风落，谷落。 “会稽鸟场”并不是会稽有意帮助人们耕种的鸟兽，而是来会稽过冬的候鸟，在人们的田野上行走，用喙吃草和谷物。 它们看起来就像犁过的田地。 王冲对此反驳时，人们诉诸神秘的解释。 “如果你知道某件事，就必须实践它。” 实践是王冲认识事物的重要途径，为他批判错误观念、提出合理意见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 重视事实事例，是王充注重实践和调查研究的体现，也是王充对君子“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用真情美化民俗
王冲对各种言论和观点进行详细的论证和分析，辨别是非，剔除虚假，保留真相。 看似是出于对知识的追求，但实际上背后是有道德目的的，体现了王冲作为君子的社会责任感。
在王冲看来，是与非、实与虚、真与假不仅是逻辑判断，而且具有宝贵的内涵。 真、真、诚与仁、义、忠、孝一样，都代表“善”，而空、虚、伪则代表“恶”。 也就是说，王冲将“真”视为一种道德品质。 他在《多作篇》中指出“圣人着经，圣人传，有利于缓俗，驱使百姓返璞归真”。 “《六策》一万三千章，增善除恶，横断延展，驱走慢行者，望向善行，回归正道。” “驱人回石城”的目的是“增善除恶”、“回归正道”。 可见石诚是“善”、“义”的； 他强调，“这就是创作《论衡》的原因，很多书都不是真实的，虚言胜过真善美。” 可见，真即“美”。 在先秦两汉的语境中，“美”就是“善”的代名词。 所以，在王冲看来，真、善、美是统一的。 正因为如此，面对虚言胜过真善美、假书、通俗文章多为不诚实的情况，王冲认为这是“世间之错”。 正如其他丑恶现象一样，他对此深感不安和愤慨，必须予以打击。 然后很快。 王冲坚信，贬假扬真，本身就能增善除恶，能化人为俗。 那些讨论真假、是非、谬误的文章和作品，都是在从某种角度进行教育努力。 王充高度评价孔子的《春秋》，源于《春秋》推崇的是非。 他在近代文人中最推崇桓谭，也是因为桓谭的《新说》论世事，能明辨是非，不存在假话、造作之言。 王充写《论衡》时，希望追随《春秋》、《新论》的脚步，以真理教育民众，达到人人信仰、和谐的美好境界。 这是王充辨别诸物的根本动机，也是写《论衡》的根本目的。
综上所述，王冲在《论衡》中突出的思辨活动贯穿于博学、审问、缜密的思考、明辨、诚行等几个主要环节。 在思想道德上，锻造了仁、智、勇的君子品格，充分展现了中国人以“君子思想”为基础的知识、技能和道德的融合与发展。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18日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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