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舆论的烘托下，赛金花又成了交际场上的红人，一些聚会、雅集上，主人常以请到赛金花列席为荣，而参加者也乐于前往，一睹传说中的名妓真容。她应广大听众需求，一遍遍叙述她在庚子事变中的经历。讲得多了，难免添油加醋，前后矛盾，因此有人认为，赛金花不过是个骗钱的老妓女，说话皆不可信。对赛金花传奇最具颠覆意义的说法来自戏曲理论家齐如山，他早年与赛金花交往较多，自称“知道她的底细”。当年，齐如山听说刘半农在为赛金花作传，特意跟刘半农畅谈一次，说庚子年赛金花“不过是一个老鸨子的身份，一个公使夫人怎能接见这样一个人……”据说刘半农听后确实有些震动。赛氏去世后多年，齐如山写文章说，赛金花德语稀松得很，他见到赛氏身边出没的德国军官都是中少尉，连上尉都没有，更遑论瓦德西。
大多数宾客还是愿意同情她，纷纷解囊，缓解她的生活困难。吴佩孚、胡适、梅兰芳派人送过钱物，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李苦禅等画家为她组织过义卖。名人接济她并不只是出于对迟暮美人的怜悯。当时正值“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不久，举国上下弥漫着救亡图存的气氛，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颇受舆论抨击，而赛金花替清廷阻止八国联军暴行的传奇，刚好对现政府构成绝妙反讽。推崇救助赛金花，成了一种政治姿态。张学良曾携赵四小姐去居仁里看望赛金花，说她是一美遮百丑，“荣华富贵如浮云，转瞬即逝，唯有爱国壮举永垂青史。”
夏衍话剧《赛金花》幕后
1935年，白色恐怖正盛，左翼剧作家夏衍在上海白俄公寓里躲了三个月。避难期间他创作了多幕话剧《赛金花》，借古讽今，抨击国民政府消极抗日。
1936年11月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赛金花》，连续二十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三万人次以上。1937年初，《赛金花》在南京演出，剧中德国人审问一个洋务官员“会干些什么”，他惶恐地说：“奴才只会叩头，跟洋大人叩头!”并连连叩头。当时日军入侵，形势已十分危急，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台下主管国民党文化事业的张道藩当场怒斥：“怎么能这样演呢?”他的手下立刻响应往台上扔痰盂，剧场大乱。第二天当局就明令禁止了《赛金花》演出。
不久，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在一次文化界大规模宴会上点评了这部戏，给禁演政策打了圆场。他说把“赛金花这女人描写得那么伟大也是过分的”，她以美色周旋，为洋兵办粮草，是“瓦全”的精神，而“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什么地步?大家都已很明白……我以为《赛金花》自有其禁演的理由了，因为我们现在已不需要‘瓦全’，是宁愿‘玉碎’!”
死后被汉奸最后一次利用
就在话剧《赛金花》红遍上海的时候，故事真正的女主角于1936年冬在北平凄凉死去。当时天气很冷，她没钱多加煤炭，抱着破被于子夜气绝。各界人士捐了棺材和丧葬费用。“出殡之日，虽雨后道路泥泞，但沿途摆设路祭者，络绎不绝。”
陶然亭的和尚捐赠地皮一方，为赛金花建墓。据说她的故交请齐白石题了“赛金花之墓”，但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整修陶然亭，将赛金花墓和墓碑迁走，不知所终，有人说在““””中墓和墓碑都被毁坏。
现在到陶然亭公园，能够在慈悲庵陈列室寻到一些遗迹：一是刻在石碑上的《彩云图》，这是张大千1933年所绘之赛金花彩像，1937年镌刻入石。二是樊增祥的《彩云曲》石碑，1937年根据樊的手迹刻成。三是《赵灵飞之墓表》。1937年北平沦陷后，出任日伪北平公安局局长的潘毓桂跑到陶然亭，给赛金花立了这块碑，黑色大理石制，高约二米。碑文说她“媲美于汉之明妃和戎”，“汉祚赖以延续数百年”，“其功当时不尽知，而后世有知者”。寓意十分明显，借赛金花暗指自己当汉奸是深谋远虑良苦用心。曾多次访问赛金花的作者瑜寿写道：“这是赛氏毕生所遭遇的侮辱中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
如何评价赛金花，争论了百年没有答案。可以肯定的是，赛金花并不是民间想像的民族英雄，夏衍甚至说她只是一个“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奴隶，但他同情赛金花，“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还保留着一点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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