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首先是沿海口岸。
当时舟山群岛还为蒋军所盘踞,但与上海有交通往来,时有机帆船、渔船行驶于各沿海岛屿与上海之间。其中,货运机帆船一般走吴淞口入境,相对好把守,渔船则自由得多,漫长的海岸线上许多地方可供停泊,要想全部控制,很难。
根据来自舟山的情报,刘全德伪装成糖商,雇用两只满载白糖的船,因此判断,很有可能走吴淞口。指挥部特别选派了老练的侦查员过去,在边防和驻军之上,再加一道锁。
10月30日,果然有两只船,从敌占的大洋山岛,装满白糖过来。但侦查员会同边防部队,把两只船兜底查了,都不见刘全德,只发现了一个家在上海的军统老特工叫安平贵,当时也没动他,以免打草惊蛇。直到第二天,才在他家,将此人密捕。
安平贵到案后拒不交代,这使侦查员陷入很大困顿。刘全德哪儿去了?是情报弄错了,还是他从别的地方偷偷登陆了?如果安平贵是为他打前站,安的被捕,很可能影响他再走吴淞口,但绝不可能迫使他打退堂鼓。保密局如此郑重其事的托付,怎么可能允许他半途而废!
事后得知,安平贵是刘全德的6人行动组成员之一,行前与刘一起在台湾接受简易爆破训练,以后又一起在舟山、大洋山做准备工作,是刘的重要助手。
下一步重点,是市内刘全德有可能落脚及活动的场所。
从11月4日起,先后有几个特情报告,他们已在马路上和电车上见到过刘全德。其中一名特情报告,他是在武康路遇见刘全德的。
所有人的心,顿时抽紧。
刘全德不仅已经潜入市区,而且正在向目标区域逼近。
陈毅市长当时就住在湖南路、武康路口。
极大的不安袭扰着侦查人员的心。不知何时何地,刘全德竟然已经越过我方严密的布控,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了,而且开始在市内频繁活动,这说明他随时有可能动手。一种失职感搅得市公安局上上下下坐卧不宁。
3、
指挥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调整部署。
对刘全德在沪的所有社会关系进行反复梳理,分析排队,确定对以下四个点作重点侦控。
一是长乐路491弄(文元坊)37号姜冠球家。姜的母亲是刘的干妈,姜的邻居胡素贞是刘的姘妇。
二是西藏路国泰戏院老板张春帆家。此人是上海滩有名的流氓,是刘的好友。
三是大通路254号刘林鹤家。也是刘的密友。
四是山西路7号内衣店主史晓峰家。此人是刘在汪伪政治保卫局的同事,刘暗杀余玠后,曾在史家藏匿好几个月,未被日伪发现。
对以上四个点,全部建立流动和固定监视哨,24小时严密监控,务必眼睛睁得大大的,等待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刘全德。
与此同时,指挥部撒出陆仲达、高激云两张特情网。两人都是刘全德的旧交,都有一定的负面历史,上海解放后经教育训导,愿意为我所用,建为特情。指挥部要求,二人须想定各自的借口,全面走访刘全德在上海的所有社会关系,主动出击,寻找刘的踪迹。
陆仲达和刘全德早在1943年就已相识,当时两人都在汪伪政治保卫局担任伪职,多有交集,渊源颇深。上海解放后,陆仲达随警察局起义人员一起被留用,不久辞职,1949年9月被我建为特情。
陆仲达接受任务是11月8日,当天晚上就去了姜冠球家。本想摸点情况再回去汇报不迟,没想到刚进门,就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刘全德,陆仲达不觉一怔。随即赶紧调整情绪,假意跟对方寒暄,说些好久不见的客气话。
这个时候的陆仲达不免后悔出来时没跟相关人员打招呼,顿感孤掌难鸣。
乍一见到陆仲达,刘全德有些惊恐,立即向窗外张望,见没有可疑的动静,才稍稍宽心。
两人拱手行礼,坐下。为掩饰不安,刘全德张嘴道:“我刚从舟山过来,想找个熟人介绍,去公安局自首。”
陆仲达假意诉苦:“我也失业了,今天过来,就是想找老朋友问问,有没有关系帮忙介绍一个工作。”
看得出,几句寒暄打消不了刘全德的戒备,他眼中流露出的全是浓浓的警惕。
几句话过后,刘全德起身要走,同时示意陆仲达一起走。陆仲达没办法,只好相跟在他身后。
出门的时候,环顾四周,文元坊里灯影朦胧,辨不清远近交替的一张张面孔,陆仲达再一次暗悔独自行动。
如果就这样一直跟着,肯定会让刘全德起疑,但要扭送,陆仲达又唯恐自己一个人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刘全德。犹豫再三,拐上长乐路的时候,陆仲达决定从长计议,先放弃,以免打草惊蛇,便借口要去访问另外一个朋友,与刘分手。
文元坊出入人员较多,陆仲达与负责监视姜冠球家的外线事前没有通气,联系不上,双方没有呼应,已经入网的“鱼儿”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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