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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滞留上海已经两天，汤恩伯始终避而不见。？
汤恩伯哪里还有脸面和胆量来见他的恩师呢？陈仪到达上海的当晚就遭军统软禁的情况他汤恩伯心知肚明，却不曾对恩师透露半点口风。为了自保，他必须撇清和陈仪的所有关系，哪怕被扣上恩将仇报、卖师求荣的屎盆子也在所不惜。
对陈仪实施秘密包围的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此人原来在陈仪手下担任浙江省警保处长，在省主席面前一向连大气都不敢出，今朝却有机会向他的老长官张开樊笼，请君入瓮，这让他想一想都感觉亢奋。仅仅两个来月前，他还忍气吞声在陈仪的手下，为陈仪强行释放他辛苦抓来的近百名共党嫌疑而无可奈何，转眼之间，他已圈笼囚虎，将昔日的顶头上司软禁于不知不觉之中，这种怪诞的感觉让他特别享受。
2月23日，蒋介石干脆抛开“约见”之类的托词，对已落入樊笼的陈仪正式下达了逮捕令。
在军统的押解下，陈仪由上海而浙江，辗转迁移，于4月27日，重新踏上台湾的土地。初押基隆，后转台北。
1950年5月，蒋介石下令组成以顾祝同为审判长的特别法庭审判陈仪。6月6日，汤恩伯出庭作证：
我与陈公侠先生私交很好，我年幼时往日本求学完全是他供给的，故平日对他如师如父。他所指教的事，很少违背的，但对于这次他指示我的事，我却不能不违背。
包括汤恩伯，还有张群、俞大维等许多国民党高官都曾向蒋介石求情，祈求免陈一死。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力劝陈仪，写一份悔过书吧，“总得让蒋先生下台”。陈仪偏不买账，“下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真乃“耿直如公有几人”（翁文灏语）啊！
蒋介石从来没有对反抗者施行过“怀柔”，除非鞭长莫及。在对陈仪的处置上，尽管有众多说情者，他同样丝毫不为所动，坚决贯彻自己毕生的信条：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走一个！
1950年6月9日，国民党高等军法合议庭判处陈仪死刑，蒋在判决书上亲批：“准处死刑可也，即日执行。”
1950年6月18日凌晨2时许，陈仪在台北中华路宪兵四团看守所的监舍里，被人从睡梦中叫醒。来人告知，老蒋召见。陈仪信以为真，起床，盥洗，沐浴，自煮早餐进食。4时30分上车出发，然而此一去竟至马场町刑场。行刑前军法官问：“奉总统手批执行枪决，你有什么话说没有？”
陈仪神色自若，凛然回答：“我人死精神不死，我的血是替京（南京）沪杭一千八百万军民同胞流的！”
陈仪被处决后，蒋得知其死不认错，恼恨不已，在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其态度倔强，可谓至死不悟。乃知共匪宣传之深入，甚至此种万恶官僚之脑筋，亦为其迷妄而改变，不知其有国家民族，而反以迎合青年为其变节来由矣。宣传之重要有如此也。”
正是出于对“宣传之重要”的恐惧，独裁者是从不惮于对文人大开杀戒的。
陈仪就义时67岁，是自有中华民国以来被处决者军阶最高的。
陈仪早年留学日本多年，娶日本女为妻，两人终生未育，膝下一女为过继其兄之女，疼爱有加。陈仪被捕后，初押浙江衢州，女儿赶来探望，曾记述下他的一番告白，或可解释为他策反汤恩伯的动机：“我这样做不是为自己，已经这样大年纪了，将来我不会出来做事。我对共产党的一套做法是不懂的，我只为江南千百万百姓免受灾难。北平的和平解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你们年轻一代，将来能过好日子。”
30年后，1980年6月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部门报经中央批准，追认陈仪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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