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城有条很出名的胡同，叫作耳朵眼胡同。老张，张馍头，就住这条胡同里。
说起老张这名字的由来，耳朵眼胡同的人都能给您“喷一板儿”。张馍头的爷爷做过御厨，给末代皇帝当厨师，他做的红烧鲑鱼是一绝，被誉为“天厨奇味”。后来，世事有变，皇帝被逐出了紫禁城，张馍头的厨师爷爷为保命仓皇逃跑，顺手牵羊从宫里带出了一批名画和现大洋。逃到汴梁城后，他在耳朵眼胡同买房居住，不久在胡同南口开了一家饭馆，起名“馍头饭庄”，低调入俗。然而，时局动荡，馍头饭庄开开停停，到张馍头呱呱坠地的时候，饭庄已没了踪影。馍头的爹兴许是怕这名字失传，就给刚生下的儿子起名“张馍头”。
哦，扯远了。今儿个要说的不是御厨爷爷的事儿，是张馍头在家偏心的事儿。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的会打洞。兴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张馍头打小就喜欢舞菜刀弄勺子，长大后当了炊事兵。退伍后，他到国营“又一新”饭店当大厨，娶的媳妇是模范商场的营业员。
张馍头命好，家里养着仨儿子，老大金牛、老二铜牛、老三铁牛。耳朵眼胡同的人都知道，夫妻俩第一胎是双胞胎，俩男孩，第二胎盼的是丫头，生下后却还是个带把儿的。这日子说慢也慢，说快也快，转眼间，“三头牛”齐刷刷大了。上学、就业、住房，一股脑的事儿也来了。“养了三头牛，苦了张馍头。”耳朵眼胡同的人编排了这样的顺口溜笑话他。人尽皆知的，还有张馍头偏心的事儿，他们打趣张馍头：咱们的胡同要改名了，不叫耳朵眼胡同，改叫偏心眼胡同。
说张馍头偏心，偏心谁呢？老二，就是那个铜牛。那年，居委会的人来张家动员，说上级让青年人上山下乡呢，你这仨孩子只能留下一个，留谁不留谁，你看着办。张馍头听了，不假思索就做出了决定：金牛、铁牛下乡，铜牛留城。后来，金牛铁牛问张馍头，人家要么留大的，要么留小的，你为啥把老二留下呀？张馍头把眼一瞪：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没看见铜牛瓤得跟面条一样，下乡能中？
三年后，下乡的两个儿子先后返城，铜牛也刚好高中毕业，“三头牛”又齐刷刷地在家里进进出出。待业，快把这“三头牛”待疯了。这天，在模范商场上班的老婆哼着小曲儿回来了，说是商场出了新政策，主动要求内退的，可以安排一个子女进商场接班。这仨小子谁去合适？张馍头说，还用商量？让铜牛去，他那小身板就能做个营业员。
后来，金牛去了拖电厂，铁牛去了化肥厂，仨孩子都算有了正当营生。安排好工作，又都到了娶媳妇的年龄。老二铜牛参加工作早，又是吃香的营业员，很快就谈了一个女朋友。张馍头十分高兴，把楼上的两间房粉刷一新，张罗着要给铜牛办婚事。老大金牛知道后，不依，对脸问张馍头：大麦先熟小麦先熟？墩墩石能走到耧头里？张馍头把眼一瞪：啥大麦小麦，啥墩墩石和耧，这房就是铜牛的，谁先谈好就先给谁办。
偏心的事儿还在后头。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商业企业都闹改制。先是铜牛下岗，搞单干，自己开了个门市部，不知怎么回事老赔钱。接着，金牛、铁牛也下岗，一个在大街上蹬三轮儿，一个在马路上搞环卫。看着铜牛挣不到钱，张馍头又坐不住了。思谋再三，他决定把馍头饭庄再开起来。张馍头手把手地教铜牛厨艺，爷俩一块儿研究开发了好几道宫廷御膳：红烧鲑鱼、白煨鹅掌、红扒鱼翅。一经推出，顿时走红汴梁城，每日食客盈门，人气爆棚。
后来，铜牛成了馍头饭庄的法人，置了新房，买了新车，有些老板的派头了。
只是，耳朵眼胡同的人弄不明白：老张为啥这样偏心老二铜牛？
原因只有张馍头和他的老伴儿说得清楚：当年，爱人抱着满月不久的金牛去部队探亲，临走时，部队首长抱着一个也刚刚满月的婴儿找到他们，说，交给你们一个特殊任务，照顾好这个孩子。孩子的父母都牺牲了，他们是新中国的试飞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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