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情明朗化，歼灭胡肇汉匪帮的计划也具体化了。我们在地、市委领导下，开始专案侦查。专案侦查工作由“专公”局长丁兆甲、副局长周柏林和市局局长于云统一指挥，由马陵（“专公”侦查科长）和孙伯操（“市局”侦查科长）具体负责。当时的决策如下：第一，侦破行动以胡肇汉、王群为目标；第二，深入调查研究，控制胡、王社会基础；第三，大张旗鼓镇压唐斌，震慑敌人，以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为武器，分化瓦解敌人。
三、
苏州市公安局在专案侦查中首先取得重大突破。1950年4月，市局在侦破“中国反共建国团江南游击总队”匪特组织过程中，查明该组织的3名匪特已混入南区公安分局充当交通警或炊事员。市局迅速逮捕内奸，发现这3名匪特又通过府前街一家刻字店老板王某与孔繁荣搭上关系，参加了以张忠汉（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当过营长、区长）、方炳勋（原国民党东台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罗璟（国民党吴县县政府秘书）等为首的匪特组织“苏皖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王某还为上述两个匪特组织刻制了“关防”“条戳”。市局经上级批准，按照党“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于5月16日首先争取王某坦白自首，5月17日密捕孔繁荣，通过王某的现身说法，促使孔犯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交出解放前夕隐藏于吴县县政府的手枪12支，并提供了其匪特组织已通过罗璟与胡肇汉匪帮合流的线索。罗璟与王群素称莫逆，从专案侦查开始就被列为重点对象，孔犯的交代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1950年5月18日晚上，罗璟由上海回到苏州，他正做着“地下县长”美梦，兴冲冲步出火车站，当即被已“迎候”一昼夜的市局侦查员截获。罗璟美梦破灭，顿时张皇失措，经过一昼夜较量，终于供认其全部罪行及张忠汉、王群、胡肇汉在沪隐匿地点，要求“立功赎罪”领捉胡、王一伙儿，争取宽大处理。
事不宜迟，专、市领导当机立断，由周柏林、孙伯操率领周旭东（专公治安科副科长）、谢德文（专公侦查科情报股长）、陈醒亚（专公侦查股副股长），成立行动小组星夜奔赴上海，在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配合下开展搜捕行动。5月20日下午，先在虬江路逮捕张忠汉；当夜，王群在老西门落网。可是，逮捕胡肇汉时却扑了一个空。胡肇汉滑得像泥鳅，他在潜沪后又是“狡兔三窟”，在与罗璟分手后，立即转移到一个连王群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然而，雁过留声，他忘记还有一条“尾巴”露在外面，这条“尾巴”便是他的秘密联络员。根据这条线索，我们连夜捕获联络员，又乘胜追击，于5月21日凌晨包围爱尔近路（即今石门一路）成德里八号张联甫家，进行瓮中捉鳖。胡困兽犹斗，当我行动组与静安分局的同志破门而入之时，他已从“老虎窗”登上屋顶，企图再行泥鳅之技，却正好钻入我早就布置好的“网”里，束手就缚。当时已是仲夏时节，胡肇汉匆匆登屋逃跑时竟身藏一顶“罗宗帽”，显得有些反常，结果在帽子夹层里发现他暗藏的“通灵宝玉”──丁治磐亲赐的黄绫“派令”。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胡肇汉只得供认不讳，这支反革命地下军的“副指挥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还未前进到阳澄湖，就已身陷囹圄。
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行动组与静安分局联合作战，又根据捕获诸犯供述中发现的线索，一鼓作气，连续将丁治磐派往常州方面活动的“第三纵队指挥官”季仲鹏的代表李辉、亲信孙晋、“交通员”周顺福以及已经与胡、王挂钩、被委任为“常熟行政委员”的王柏年及其同伙儿刘建平、邹子南等抓获，摧毁了沈霞飞在沪的秘密“联络站”，并缴获“吴县行政委员”大印和“第三支队”关防各一，王群的化名（丘金生）签章一个，短枪三支和弹药若干。行动组在静安分局支持下圆满地实现了既定目标，为全歼胡肇汉匪帮打好了决定性的一仗。这一仗仅用了72小时，而我公安战士则以数十倍于此的艰苦工作为这场速决战奠定了基础。
四、
行动小组凯旋，专、市公安局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歼灭胡肇汉匪帮。当时的大体部署是：第一，以吴县为重点，以吴县公安局为主，首先摧毁王群所属“第三支队”；第二，肃清胡、王在苏州市的残余，行动由市局负责；第三，昆、太、虞三县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暂不惊动，按专公统一步骤，逐个破案。
经过周密部署，密切配合，最终将胡肇汉匪帮一网打尽。丁治磐、沈霞飞一手策划的、妄图在苏州地区建立所谓“新政型”“地下政权”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0年9月15日《新苏州报》以《专区破获重大匪特组织匪首胡肇汉等全部落网》的通栏标题在第一版报道了此案的侦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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