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肇汉就是众所周知的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的生活原型，但《沙家浜》的戏剧情节仅仅概括了其全部罪恶生涯中的一个片断。现实生活中的胡肇汉不仅是盘踞在苏州阳澄湖地区为非作歹10余年的“草头王”，也是苏州解放初期逃窜嵊泗列岛、由原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派到苏州地区进行颠覆活动的反革命地下军首领。
1950年5月21日胡肇汉落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州地区公安机关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支持下，在对敌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当时，我们作为苏州专员公署公安局（以下简称“专公”）侦查干部参与了此案的侦破工作，对当年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敌我斗争记忆犹新，特别是对当年活跃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不计名利、默默无闻的献身精神印象至深。
一、
1949年4月20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军队狼奔豕突，胆战心惊的胡肇汉布置了“狡兔三窟”：先让太太王佐君和三儿一女隐居于上海，再将苏州市东花桥巷38号住宅的产权转移到长子名下，又布置亲信周果、唐斌等留下应变，埋伏人枪，伺机而动。自己则于4月24日夜间率领卫士6人，携带快机4支、左轮2支和汤姆逊冲锋枪，悄悄离开太平桥区署，由淀山湖窜至青浦朱家角，绕道淞江到达上海；上海解放后，又只身潜往湖南老家，再经广州，随国民党五十二军逃到台湾。
胡肇汉逃台后，仍做着“东山再起”的美梦。他离开“五十二军官总队”，参加孙立人主持的“屯垦训练班”，接受所谓“开垦敌后”的特务训练，训练结束后又与苏南地区逃台国民党军政人员安蔚南、张为平等发起组织“江苏旅台同乡抗敌后援会”，起草所谓“敌后游击计划”，投书“国防部”，要求拨给枪支弹药，实现其反革命计划，并由此获得了丁治磐的“青睐”。
1950年3月，胡肇汉由台北到达勾奇岛（又名枸杞岛），纵队指挥官沈霞飞立即转达丁治磐委任胡为“第二纵队副指挥官”“第二行政区副专员”兼“东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命令，将亲自发展的“昆山行政委员”兼“第一支队司令”陈永淦、“吴江行政委员”龚积榴、“第二支队司令”归澄章、“吴县行政委员”兼“第二支队司令”王群、“太仓行政委员”兼“直属大队长”颜景儒等交胡统一指挥，胡肇汉于是成为这支矛头直指苏州地区的反革命地下军首领。
胡肇汉受此“重任”，踌躇满志，参加“敌后工作高干会议”后又取得大量银元作为活动经费，于1950年5月3日偕同王群偷渡吴淞，潜入上海。
二、
早在我军渡江以前，我们对阳澄湖地区解放后的敌我斗争形势就有过充分估计。因此当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在开展太湖地区剿匪工作的同时，我侦察部门就密切注视阳澄湖，追踪胡肇汉的走向。
1949年11月，以朱水生为首的“江南独立战勤司令部”土匪武装，打着“为胡司令搞给养”的牌子，在淞北外跨塘一带打家劫舍，制造了娄门外鼎丰银行“人头案”。此案很快被苏州市与吴县公安局破获，可以说是一次外围战。同一期间，专公和苏州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局”）在苏州市和吴县发现以原国民党吴县县党部书记长王叔介的爪牙叶仰高、周念安为首的潜伏组织“吴县抗匪革命同志会”，正阴谋对苏州市党政首脑机关实施暗杀、爆炸，并企图与打着“胡司令”旗号在太湖地区活动的徐泉根（叛徒，绰号“小豆腐”）股匪取得联系，在太湖建立所谓“党、政、武装统一行动”的“游击根据地”。这个案件的破获说明内地的敌人与嵊泗的敌人虽然尚未挂上钩，却早就“心有灵犀”，蠢蠢欲动。
1950年春，吴县人民政府生建科陈维刚在湘城执行生产救灾任务时被胡肇汉的心腹卫士唐斌暗杀，这是胡在苏州解放前夕布置“分散潜伏伺机破坏”的直接行动。吴县公安局迅速将凶手追捕归案，并从中发现了胡潜逃前的种种“应变”部署。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里，原国民党军官归澄章由沈霞飞直接派遣，以“第二支队司令”身份企图与“吴江行政委员”龚积榴（恶霸地主、震泽区长）配合行动。这个空头司令由嵊泗潜入上海，甫一登陆即被上海市公安局捕获。从归犯供述中，我们不仅掌握了丁治磐、沈霞飞的全部阴谋计划，还发现原国民党吴县淞南区长王群也将潜回大陆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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