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这事，就是养了金鸡生金蛋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作者：冯群星
热心环保的邹毅曾每天在固定点位拍下北京的天空。
那时候，“APEC蓝”是网络热词，空气净化器、PM2.5口罩是京津冀地区的“秋冬必备单品”，“PM2.5指数爆表”的消息不时刷爆朋友圈。
后来，邹毅照片里的灰色越来越少，蓝色越来越多。“APEC蓝”成了“冬奥蓝” “常态蓝”。
变化背后，是大以来的10年，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总在报告中这样指出。
“倾斜到腰都弯了，
也要继续倾斜”
1999年11月27日，时任福建副、代的来到龙岩汀县调研。
长汀，地处福建省西部，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份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长汀的水土流失面积达到全县的31.5%。“山光、水浊、田瘦、人穷”，当地民众深受其苦。
1983年，福建和省把长汀列为治理水土流失的试点。到1999年，长汀还有100多万亩的水土流失区亟待治理。
这次到长汀，便是专程调研水土流失情况的。
他健步登上石灰岭的项公亭——项公亭的“项公”，纪念的是福建省前项南。
对在场干部说：“长汀水土流失是‘瘌痢头’，是顽症，久治不愈。1983年，项南专门研究，至今怀念，寄予希望。当前，尚未成功，仍须努力。”
作为贫困县，长汀自身力量有限。对此，在当天中午的座谈会上强调：“省里将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长汀倾斜，就是倾斜到腰都弯了，也要继续倾斜。”
2000年2月，福建省多次专门会议进行研究，最终确定将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的省财政拨款由8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
时任长汀县水土保持局局长钟炳林记得，这一年春天，长汀组织干部和群众捐款建设河田世纪生态园。得知后，让秘书托人送来1000元，捐种了一棵香樟树。
·2001年10月13日，时任福建副、的来到长汀的河田世纪生态园，为他捐种的香樟树培土、浇水。
2002年，离开奋斗17年多的福建，但仍持续关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到工作后，他多次就此作出重要批示、指示。
22年前种下的香樟树，见证了红土地上的绿色奇迹：截至2020年底，长汀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72万亩，水土流失率降到6.78%，低于福建省平均水平，低于、日本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了“荒山—绿洲—生态家园”的嬗变。
绿水青山间，绿色富民产业也茁壮成长。2011年至2020年，长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2378元、7085元提高到28988元、18149元。
2021年3月，总到福建考察调研，再次提及长汀：“我给大家讲，给生态投了钱，看似不像开发建设一样养鸡生蛋，但这件事必须抓。抓到最后却是养了金鸡、生了金蛋。”
“既要绿水青山，
又要金山银山”
2003年7月，浙江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时任浙江的亲自作动员讲话。
“他明确了生态省建设的目标、任务、措施，从此掀起了浙江生态省建设的高潮。”时任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局长张鸿铭说。
2005年8月15日，到安吉县余村考察。
20世纪70年代，余村靠山吃山，依托资源优势炸山开矿、兴办水泥厂。村里的经济水平提高了，环境却一落千丈，天空蒙尘、遍地，空气中常年弥漫着煤烟味，居民平日不敢开窗。
·余村20世纪80年代的资料照片。
余村党支部汇报说，近年来，痛定思痛的余村通过决策，陆续关停高污染企业，开始向绿色发展转型。
对此，予以充分肯定。
“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不要以环境为代价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不是发展。”
“我们要留下最美好的、最可宝贵的，也要有所不为，这样也许会一些增长速度。”
“一定不要再想着走老路，还是迷恋着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
正是在余村，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当时，我们听到这句话很振奋，也很受鼓舞。因为在GDP至上甚至工业至上的年代，GDP考核是干部的主要政绩。政绩上不去，实际上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能这样讲，他在肯定了我们做法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释放我们的压力。这句话让我们非常感动，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时任安吉县委钱坤方回忆。
这句朴实而又富含哲理的话，指引当地探索出一条经济与生态互融共生的新道路。
·2018年4月24日，游客在整修一新的余村游览。
“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
2018年5月18日，总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对那些损害生态环境的干部，只有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做到终身追责，制度才不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橡皮筋’。”
他严肃指出：“有些地方生态环境问题多发频发，被约谈、被曝光，当地党政负责人不但没受处罚，反倒升迁了、重用了，真是咄咄怪事！这种事情决不允许再发生！要狠抓一批反面典型，特别是要抓住破坏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例不放，严肃查处，以正视听，以儆效尤。”
反面典型中，“秦岭违建别墅”曾备受社会关注。
三令五申要求保护好秦岭的生态环境，地方也出台多项政策法规，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企图将“国家公园”变为“私家花园”，违规、违法建设的别墅在秦岭北麓屡禁不绝。
面对整而未改的违建问题，先后6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专门派出领衔的专项整治工作组入驻陕西。
2018年7月后，1194栋违建别墅被依法拆除、整治，4557亩土地被依法收归国有，一些党员干部因违纪违法被立案，包括时任陕西主要的多名省部级干部落马。
2020年4月20日，总到陕西考察调研，第一站深入秦岭。
他强调，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20年4月20日，总在陕西了解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情况。
次日，总专程来到平利县蒋家坪村的茶业现代示范园区。
同几名茶农亲切交流之后，总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希望乡亲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脱贫奔小康。”
“不是别人要我们做，
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当备受老百姓关注的“蓝天保卫战”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后，我们又开始向“双碳绿”继续进军。
总多次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意味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启了从1.0版向2.0版升级的过程，意味着从过去以末端治理为主，开始转向源头管控、过程优化、末端治理、废物循环四个环节协同发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四类格局加快调整的新阶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白泉说。
·2020年9月7日，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一处治沙站。
今年3月5日，总参加十三届全国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在内蒙古代表团每年的审议中，煤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话题。
在的审议现场，总听了代表们的发言，深刻阐述了他对碳达峰、碳中和的思考：
“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国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既要有一个绿色清洁的环境，也要保证我们的生产生活正常进行。”
怎么办？短期内不能放弃传统化石能源，更不能背离经济发展这条主线，关键是把粗煤做细。
如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路工业园区内，一块块“黑金”被转化成油、水、气，实现身价翻倍。
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总监制： 吕 鸿
监 制： 张建魁
主 编： 许陈静
编 审： 苏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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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七七，他用一生保卫祖国蓝天
7岁那年，
他就立志要保卫中国的蓝天，
将来不再受外国侵略。
作者：祖一飞
编辑：许晔
7月7日，这是一个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86年前的这一天，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拉开全民族的序幕。
那一年，顾诵芬7岁。
他亲眼目睹日军的轰炸机从头顶飞过，“连投下的都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
从此，他就立志要保卫中国的蓝天，将来不再受外国侵略。
他将一生奉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的飞机设计大师。
“为了搞航空把我母亲给了”
考大学时，顾诵芬参加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报考的专业全都是航空系，结果3所学校全部录取。因母亲舍不得他远离，顾诵芬最终选择留在上海。
1949年，胡适在顾家吃午饭时，询问顾诵芬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顾诵芬答“航空工程”，胡适听后表示：“这是实科，不像现在报上写文章的那些专家都是空头的。”
1951年8月，顾诵芬大学毕业。上级组织决定，这一年的航空系毕业生要全部分配到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
接到这条通知时，顾诵芬的父母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曹鹤荪都舍不得放他走。但最终，顾诵芬还是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到达北京后，他被分配到位于沈阳的航空工业局。
·顾诵芬与父母在燕京大学的合影。
真正工作了，顾诵芬才意识到校园与社会的差距，很多理论、技术他在学校压根儿没学过，只能自己摸索。他开始四处搜集与飞机设计有关的书籍资料，连晚上洗脚也抱着书看。
没过多久，航空工业局由沈阳迁往北京。一回到首都，顾诵芬最大的乐事就是在周末和节假日逛书店。天一亮，他就在兜里揣上5元钱，跑去王府井南口的外文书店或八面槽的影印书店。看到航空技术相关的书，他就买回去仔细研究。
有段时间因项目需要，他还曾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查资料。白天学生太多，他只能晚上去。那时候没有路灯，顾诵芬向同事借来自行车，摸黑骑了一周后总算把问题搞懂。还车的时候他才发现，自行车的前叉已经裂开，没出真是万幸。
一心扑在工作上，顾诵芬没能顾得上家庭。他离开上海后，母亲就陷入“夜不能寐，日间一闲即哭泣”的状态。
自1939年长子顾诵诗因病早亡，潘承圭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小儿子顾诵芬身上。爱子工作在外而不得见，终致她思念成疾患上抑郁症，于1967年不幸离世。
这成了顾诵芬一生无法弥补的痛，提到母亲，顾诵芬忍不住叹息：“为了搞航空把我母亲给了……”
瞒着爱人乘战机升空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专家曾指导中国人制造飞机，但同时，他们的原则也很明确：不教中国人设计飞机。中国虽有飞机工厂，实质上只是苏联原厂的复制厂，无权在设计上进行任何改动，更不必说设计一款新机型。
每次向苏联提订货需求时，顾诵芬都会要求对方提供设计飞机要用到的《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资料。苏联方面从不回应，但顾诵芬坚持索要。
那时候的他已经意识到，“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我们没有任何主动权”。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的主力机型是从苏联引进生产的歼-7。当时用它来打美军U-2侦察机，受航程、爬升速度等性能所限，打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面对领空被侵犯的威胁，中国迫切需要一种“爬得快、留空时间长、看得远”的战机，歼-8的设计构想由此提上日程。
1964年，歼-8设计方案落定，顾诵芬等人向贺龙元帅汇报新机情况，贺龙听完乐得胡子都翘了起来，说“就是要走中国自己的路，搞自己的东西”。贺老总不忘鼓励大家：“飞机上天，党、和都会感激你们的。”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委托，顾诵芬和同事投入到飞机的设计研发中。1969年7月5日，歼-8顺利完成首飞。
但没过多久，问题就来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歼-8出现强烈的振动现象。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好比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人的身体实在受不了”。
为了找出问题在哪里，顾诵芬想到一个办法——把毛线条粘在机身上，观察飞机在空中的气流扰动情况。
由于缺少高清的摄影设备，要看清楚毛线条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坐在另一架飞机上近距离观察，且两架飞机之间必须保持5米左右的间隔。顾诵芬决定亲自上天观察。
·1978年，为了观察歼-8的气流扰动情况，顾诵芬（左一）先后3次乘坐战机上天，前座为试飞员鹿鸣东。
作为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非飞行人员，他在空中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过载，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终于发现问题出在后机身。飞机上天以后，这片区域的毛线条全部被气流撕掉。
顾诵芬记录下后机身的流线谱，提出采用局部整流修形的方法，并亲自做了修形设计，与技术人员一起改装。飞机再次试飞时，跨声速抖振的问题果然消失了。
直到问题解决后，顾诵芬也没有把上天的事情告诉妻子江泽菲，因为妻子的姐夫、同为飞机总设计师的黄志千就是在中离世的。那件事后，他们立下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并非不信任飞机的安全性，而是无法再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回想起这次冒险，顾诵芬仍记得试飞员鹿鸣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样的人，生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
1979年底，歼-8正式定型。庆功宴上，喝酒都用的是大碗。从不沾酒的顾诵芬也拿起碗痛饮，这是他在飞机设计生涯中唯一一次喝得酩酊大醉。那一晚，顾诵芬喝吐了，但他笑得很开心。
71岁时仍亲自上阵
早些年，在中国的商用飞机市场上，波音、空客等飞机制造商占据极大份额，国产大型飞机却迟迟未发展起来。
看到这种情况，顾诵芬也一直在思考。当时，各方专家为一个问题争执不下：国产大飞机应该先造军机还是民机？
2001年，71岁的顾诵芬亲自上阵，带领课题组走访空军，又赴上海、西安等地调研。在实地考察后，他认为运输机有70%的技术可以和民航客机通用，建议统筹协调两种机型的研制。
各部门论证时，顾诵芬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我们讨论的是大型客机，你怎么又提到大型运输机呢？”甚至有人不愿意顾诵芬继续参加会议。
顾诵芬没有放弃，一次次讨论甚至是争论后，他的观点占了上风。2007年2月，温家宝主持常务会议，批准了大型飞机项目，决策中吸收了顾诵芬所提建议的核心内容。
2012年底，顾诵芬参加了运-20的试飞评审，那时他已经显现出直肠癌的症状，回来后就确诊接受了手术。考虑到身体情况，首飞仪式他没能参加。但行业内的人都清楚，飞机能够上天，顾诵芬功不可没。
·顾诵芬接受采访。
尽管不再参与新机型的研制，顾诵芬仍关注着航空领域，每天总要上网看看最新的航空动态。有学生请教问题，他随口就能举出国内外相近的案例。提到哪篇新发表的期刊文章，他连页码也能记得八九不离十。一些重要的外文资料，他甚至会翻译好提供给学生阅读。
除了给年轻人一些指导，顾诵芬当时还在编写一套涉及航空装备未来发展方向的丛书。全书共计100多万字，各企业院所近200人参与。每稿完毕，作为主编的顾诵芬必亲自审阅修改。
不论何时，顾诵芬都保持着严谨细致的作风。还记得几年前，《环球人物》记者去采访顾老，与工作人员交谈的间隙，他特意从二楼走下，递来一本往期的杂志。在一篇报道隐形战机设计师李天的文章中，他用铅笔在空白处批注得密密麻麻，“这些重点你们不能落下……”
顾诵芬说：“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
硝烟远去，国殇难忘。居安思危，吾辈自强！
总监制： 吕 鸿
监 制： 张建魁
主 编： 许陈静
编 审： 凌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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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帮丈夫当上，这是什么“神仙”组合？
夫妻俩一个当上了，
一个是曾经的副，
世所罕见。
作者：陈佳莉 田亮
马来西亚又迎来了一位新。
11月24日下午，安瓦尔在吉隆坡国家皇宫宣誓就任马来西亚第十任。这已经是2018年以来该国第四次换了。
中国人对安瓦尔不太熟悉，可在马来西亚，他可是家喻户晓。当地人曾说，他是一个符号性人物，经过太多风浪，有过太多标签。
如今，他在75岁的年纪东山再起。
“陪跑”24年终上位
此番就任，安瓦尔算是对自己20多年的政坛“陪跑”生涯有了一个交代。其间，他曾数次接近之位，又数次功败垂成。
这种跌宕起伏的命运，在安瓦尔学生时期似乎就已埋下种子。
在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读书期间，安瓦尔就是马来西亚小有名气的学生领袖。他成立了“马来西亚青年运动”组织，自任，还因为参加激进的社会运动一度被拘捕。
·年轻时的安瓦尔。
1981年马哈蒂尔当上后，相中了这位颇有号召力的青年，将他招揽进了执政党巫统。
安瓦尔不负众望，迅速成为党内炙手可热的明星，仕途平步青云，先后担任过署副部长、体育部长、农业部长及教育部长等。
1991年，安瓦尔成为财政部长，两年后，又兼任马来西亚副，成为党内二把手。
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安瓦尔引领马来西亚经济走上快车道。1996年，英国财经杂志《欧洲货币》将其列为当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四位财政部长之一。国际权威金融杂志《亚洲货币》称其为“最佳财政部长”。1998年美国时政杂志《新闻周刊》将“年度亚洲人物”的盛名也给了他。
一时风头无两的安瓦尔，被认为是时任马哈蒂尔的接班人，离登上宝座只差一步之遥。
·早年的安瓦尔和马哈蒂尔（右）。
然而，世事无常。1998年，随着逮捕令和判决书下达，安瓦尔因腐败等罪名入狱，一夜间从明星变为阶下囚。
狱中的安瓦尔没有放弃理想，时刻期待东山再起。2004年，他向马来西亚联邦法院上诉成功，被当庭获释，随即投入活动，其的反对党势力不断壮大。
在2008年马来西亚大选中，安瓦尔的公正党表现强劲，夺得5个州的政权，并令执政党在下议院的席位首次未能达到三分之二多数。
然而，关键时刻，历史再次重演，安瓦尔又被卷入官司。
这次的“缠斗”更加漫长。在反复的上诉、驳回、推翻、再上诉中，2015年，安瓦尔被联邦法院判入狱5年。
即使在狱中，安瓦尔仍然不乏支持者。其间，一个新的在野党联盟希望联盟（简称希盟）成立，推选安瓦尔为希盟领袖。
·安瓦尔资料图。
2018年，安瓦尔得到国家元首特赦后重获自由。两年后，他本来有望靠近“梦”，但希盟垮台，他在大选中以微弱劣势失利。
今年10月，马来西亚解散国会提前大选，“陪跑”了24年的安瓦尔，又一次站上了冲刺的跑道。这一次希盟在大选中获得了最多席位，但未达到组建所需的席位数。不过，在数天的僵局之后，最高元首还是委任安瓦尔为。
在结束了20多年的漫长等待后，安瓦尔终于坐上之位。
副妻子做后盾
在安瓦尔反复入狱的那些年，妻子旺·阿兹莎始终陪在他身边。每次庭审，她总是头裹素色头巾，身穿一件遮住手腕、脚踝的花色衣服，默默坐在听众席。
阿兹莎本是个外科大夫，毫无从政经验。丈夫突遭变故，她在养育6个孩子的同时，接过丈夫留下的遗产，继续统领主张改革的“烈火莫熄”运动，并且创建了公正党。
·安瓦尔和妻子阿兹莎。
2008年，丈夫重返政坛时，已经是国会议员的阿兹莎，为了给丈夫创造补选机会，主动辞去国会议员席位，让安瓦尔轻松赢得了补选。借助公正突出表现，安瓦尔得以对大选发起冲击。
但就在几个月之后，安瓦尔再一次被起诉。法庭门外，阿兹莎平静地对记者说，“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似曾相识”。
·2015年安瓦尔再次被判入狱后，法庭外的阿兹莎向支持者挥手。
2018年希盟胜选，阿兹莎官拜副，也是马来西亚史上首位女性副。
当年，安瓦尔被特赦后，在国会补选中获胜。当丈夫宣誓成为国会议员的时候，台下作为副的阿兹莎笑眼盈盈地望着丈夫。
·2018年，在安瓦尔宣誓就任议员时，时任副的妻子阿兹沙（前排左）与时任马哈蒂尔（前排右）坐在台下。
阿兹莎经常被丈夫的风光所掩盖，还有人说，她不过是安瓦尔的一个“木偶”。但是，阿兹莎也赢得了大批党内支持者的尊重，并且超越信仰，赢得了许多马来西亚妇女的爱戴。
·安瓦尔和妻子阿兹莎。
2018年5月，身为副的阿兹莎前往吉兰丹觐见国家元首莫哈末五世的母亲东姑阿尼丝，安瓦尔作为伴侣陪同前往。
出访过程中，安瓦尔几次被拍到“黑脸”。
后来在讲座中，安瓦尔自嘲，他上世纪90年代担任马来西亚副时，妻子阿兹莎陪他到处访问。如今两人角色互换，阿兹莎是副，他身为丈夫需要陪同旺阿兹莎出访。
据安瓦尔说，阿兹莎还曾因此抱怨，说她之前陪同他出访多年都没问题，现在要他陪同一次就不行吗？安瓦尔笑着回答，他并非不愿意陪同出访，只是突然觉得有点伤感。
这种若隐若现的伤感情绪，也成为安瓦尔一次次向之位发起冲击的动力。
有记者曾在安瓦尔结束漫长的狱中时光后问他，是否动摇过对继续参与的信念？
“没有，只有更加强烈”，那时的安瓦尔说。
面临复杂的挑战
安瓦尔在宣誓就职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将集中精力打击腐败，确保良政善治、司法独立和福祉，并欢迎其他政党联盟加入团结。
反腐败是他施政的重点。
今年5月12日的公开辩论中，马来西亚前纳吉布认为目前解决马来西亚的政经问题，首要是国家要创造更多的收入；安瓦尔则认为要优先解决腐败问题。
对于中国，安瓦尔在宣誓就职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是马来西亚的重要邻国，将优先进一步在经贸、投资、文化等领域提升对华关系。马来西亚同时也会增进与美国、欧洲国家、印度，以及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
·11月24日，安瓦尔宣誓就职后新闻发布会。
“安瓦尔性格较为温和，此前一些主张会比较偏自由主义，因此他的立场看起来会有一点亲西方，这也是之前被部分马来人诟病的地方。但现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他在对华合作上肯定是不会放松，因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很依赖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他不太可能在对华政策上有剧烈的转变。”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地区研究教研室讲师、北外中国马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孔金磊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2014年，在接受一家中国媒体采访时，谈到族群团结，安瓦尔突然冒出一句中文：“马来人、华人，我们都是一家人。”
他自称是个多元主义者。“我能和华人同桌用餐。有一次访问中国，中国宴请我，我看到每张桌子上都没有酒水。是中国交代的，因为他尊重我。但我想说的是，我不喝酒，但别人想喝无妨。我当财政部长的时候，经济增长或投资对我来说并非全部，我很关注人居文化、哲学，关注环境问题。虽然我是一个，我也接受其他的文化。我访问了孔子诞生地。在北京的时候，我去参观了牛街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喜欢多元主义。”
2018年10月，安瓦尔作为副访华时曾表示，中马的双边合作存在着转型升级的需求。除基础设施领域外，双方可进一步拓展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制造、高端技术和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在这些领域做得非常好，相关合作能够使我们双方共同受益。对于中国来说能够扩大出口，对于马来西亚而言，参与这些高端先进技术的合作也能够从中获益。“我再次强调，中国将继续成为马来西亚最强有力的发展合作伙伴。”
·2018年10月，安瓦尔访华时接受媒体采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安瓦尔就任新表示祝贺，期待深化（美马）双方友谊与合作。但出于对各方利益的权衡以及国家利益的考量，安瓦尔不太可能过分亲近美西方，而更可能选择走中间道路。”孔金磊说。
无论施政方向如何，安瓦尔都将面临复杂的挑战。
马来西亚自1957年独立以来，一直由巫统组阁，长达61年。2018年希盟在大选中获胜，打破了巫统长期执政的局面。但此后马来西亚政坛并不太平，每隔一年多就换一次。
“这次大选，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联盟可以获得简单多数的选票，也没有一个政党联盟能拉到过半数的议员支持组成新，所以最后才让王室做出了最终决定，组成一个大联合，即由每个政党联盟派出一定数量人员出任新的一些岗位，新由安瓦尔作为进行。”孔金磊说。
“政党联盟上台在马来西亚是很正常的情况，但大选后联盟与联盟组成联合，即‘联盟+’的形式，这是第一次。这些政党联盟之间意识形态、奋斗目标存在差异，希盟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倾向，这和国盟、巫统这种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联盟或政党有一定的冲突。之前，希盟拉拢不到足够的党派组建新，也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原因。未来5年内，马来西亚的政局恐怕都不会太稳定。大家在国会里会考虑自身党派利益，可能通过某项法律、决议的过程会艰难一些。”孔金磊说。
在孔金磊印象中，安瓦尔曾经官司缠身，又进过监狱，是个韧性很强的人。如今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坎就是组阁。虽然他已确认担任新，但新还没有组成。
“我，安瓦尔·易卜拉欣，在被指定出任之位后，郑重宣誓，将尽我所能履行这一职责，将我的忠诚献给马来西亚。”安瓦尔在宣誓就职时如是说。接下来就看他的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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