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颠沛流离的书籍
那些颠沛流离的书籍
◎叶浅韵
大表哥打来电话，让我有空回去处理一下那一堆的书，如果嫌麻烦，他就当废纸卖了。心，又小疼了一下。还是舍不得，它们怎么会是废纸呢，那可是我陪伴我多年的精神食粮。只是后来它们居无定所，是我对不住它们。
抬眼看我家里的这面书墙，像是这些书都是我亲生的娃，它们在我左一次右一次的搬运途中，跟随我来到春城新居。而那些没能跟随我来的书，像是后娘养的，被遗弃了。流离失所的书，也像流离失所的我。一类比，我就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
几年前，我整理书籍，拿起这本看看，看进去忘了整理，继续整理又拿起那本看看，又看进去忘了整理。后来，索性坐在一堆书中流眼泪。为离开我熟悉的城市，为离开我苦心建造的生活，为离开这些陪伴多年的书香，为那些说不出来的哀伤与际遇……儿子说，妈妈，房子我们还会有的，书也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居所的，你别哭，别哭。他紧紧地拥抱一个伤心的妈妈，用尽一个少年的真情。
一些木箱子，一些纸盒子，成了我书籍的安身之地，被寄存在朋友家的车库。来给我搬书的人，汗流浃背，从五楼到一楼，川流不息。其中有一个肩膀稚嫩的半大娃娃，大概是跟随做苦力的父亲来历练的，他坐在楼梯上，连说“书太重，不搬了”。他爹说，再搬一箱给你30块钱，还好只是搬书，如果让你读了这些书，怕是比登天还难哦。
后来，朋友要卖房子，正好与大表哥是邻居，那一箱又一箱的书，又到了大表哥的车库里。偌大的地方，被我的书占领了。虽是寄人篱下，却也算是寄在亲人的篱下，心安了好几分。
很多时候我都忘记了那些书的存在，因为家里的新书越来越多。龙年，已是深秋，读书却只有24本，离我年初定下的50本的目标，还有点远，而且年底的事务更繁杂。每看见新书推荐，就忍不住购入，难免要被一些句子打动，书商也真是煞费苦心，这苦心也真是立竿见影的。而且，有师友出新书时，总想支持一下，一直觉得对一个作者最大的尊重就是买他的书。原来可是买入一堆，分送出去，现在已无心无胆。
不久前，接到大表哥的电话，知道他要卖房子，我的书又得找安身的地方。想来想去，打了五姨的电话，请她去搬书，如果不好办就全当废纸卖了吧。说这话，我下了很大决心，既然很久想不起它们，也就算无用了。我就像一个生养了众多孩子的母亲在不得不丢弃一个孩子时，就对自己说：抹抹肚皮，舍了吧。断舍离，才入得新境界。
我还给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理论：只有一条鱼的时候，鱼死了会很伤心。当有一个大池塘，池塘里养了很多鱼，哪一条死了我都不知道，别提我会伤心了。好吧，那么多的书，就当是那么多的鱼。
对了，如果我的大表哥悄悄把这些书当废纸卖了，他不告诉我，那么我也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就心无波澜。可既然有了波澜，我也不能辜负这阵风的真情不是。
没想到，五姨连我的一个纸片都没丢。她用数个麻袋，把书搬回。在我到她家时，一一指给我看她的分类，杂志与图书，这厢有礼。我问她为什么不卖了一些，她拿起这本说舍不得，又拿起那本书说舍不得，然后感叹：这是钱啊，你拿多少钱买来的知识和文化，怎么能贱卖了。
那一时刻，我的眼眶又潮湿起来，也只有亲人这般爱我和我的书了。一开心，就对着刚放学归来的表弟说，允许他翻看所有的书。哦，不，如果他喜欢，所有的书都可以是他的。
壹点号 烟台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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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颠沛流离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个三希堂。这不足六平方米的养心殿西暖阁，曾经是整个紫禁城的“艺术中心”—一生爱好书画、坐拥江山之富的乾隆皇帝，把他最心爱的三件书法珍品存放在这里。
在千里之外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一个“三希堂”。“三希帖”中最有名的一件—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已经在“三希帖”中最有名的一件——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已经在海峡对岸静静度过了五年时光。
《快雪时晴帖》什么时候离开了故宫？“三希”为何会分开，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这一切，还要从八十六年前，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的那一天说起······
1924年11月5日，肃穆的紫禁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
“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份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绍英递上的公文是《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条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绍英传达的另一句话：“他们说三小时内要全部搬出去！”
妃嫔、大臣、太监、宫女们闻讯顿时乱作一团：敬懿和荣惠两位老太妃宁死不走；醇亲王载沣除了发呆没有其他反应；婉容的父亲荣源吓得钻进御花园“躲炮弹”，怎么也不肯出来·····
就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溥仪居然没有忘记一件事，他派人到养心殿西暖阁，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偷偷卷进了要带出宫的随身行李中。
《快雪时晴帖》原是书圣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一封短信：“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短短的四行二字，却是历代文人顶礼膜拜的“圣物”，被称为“二骊珠”。
其实，此帖并非王羲之的真迹，大收藏家张伯驹直言不讳：“《快雪时晴帖》为唐摹，且非唐摹之佳者。”但此帖之上有赵孟的题跋，乾隆皇帝一生最推崇赵孟，自然视“快雪”为至宝，命为“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在上面题字、题诗多达七十余次。
乾隆皇帝把养心殿西暖阁改名“三希堂”，将《快雪时晴帖》与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一齐放置在内，时时赏玩。
民国成立之后，同样喜好书画的溥仪自知不能久居宫中，就打起了“盗宝”的主意。他以赏赐弟弟溥杰的名义，将故宫文物大肆偷运出宫。兄弟俩几乎一天不停地忙了半年多，把《清明上河图》和《资治通鉴》原稿等等众多国宝卷回了醇王府。
几年之后，人们在养心殿内找到了“赏溥杰单”，发现自1922年7月13日起，溥杰先后把1285件历代书画精品、68册宋元善本带出了故宫，仅那年的十一月初八一天就“赏”出了26件之多！
此外，溥仪还常常让身边的近臣选择中意的书画加以赏赐，阎立本的《孔子弟子像卷》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流出故宫的
幸运的是，作为整个紫禁城内最有名的书法作品，“三希帖”被众多眼睛死死盯着，溥仪不敢贸然将它们也“赏”出宫去。直到不得不离开紫禁城的那一天，匆忙之间溥仪只来得及选择一样文物带走—他选择了《快雪时晴帖》。
溥仪最后的一次“盗窃”没能成功。他的行李运出神武门之时，守城士兵搜出了“快雪”，宝帖在最后一刻幸免于难。
当时接管故宫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被查扣的《快雪时晴帖》送到面前，见多识广的专家们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此时尚未撤离，到处一片混乱，原物归还养心殿的话，唯恐国宝得而复失。
后来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先生也参加了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据他回忆，大家讨论之后，派人到东交民巷买了一个有暗锁对字的大保险柜，放在神武门西边一间叫不上名字的“他他儿”（小屋）之中，这里是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夜里有士兵看护。
大家将“快雪”锁在这个大铁柜里，内上暗锁，外加封条，柜里还放了本小册子，以后何人、何时、因何故打开这个柜子，都要在册子上登记。密码钥匙则由善后委员会的李石曾亲自保管。
皇室成员全部搬离故宫后，负责点查文物的委员会成员打开了养心殿的大门。在起居室南窗下的炕桌上，溥仪出宫之时错记成是在储秀宫吃的那半个苹果还静静摆在那里，而“三希堂”里另两件宝帖—《中秋帖》与《伯远帖》，已经全然没了踪影。
1928年6月3日，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此人是张作霖的手下，前来索要一件张大帅心仪已久的宝贝—《快雪时晴帖》。故宫文物全部为国家所有，哪有送给个人的道理？但易培基深知张作霖势力极大，也不敢断然拒绝。
他指着那个锁着《快雪时晴帖》的保险柜编了个谎话：“文物在这个柜里，但是柜子的三把钥匙由三个人分别保管，其中一把在冯玉祥手里。”因为当晚张作霖就要离京赶赴沈阳，现找人开柜子是来不及了，来人只得悻悻而归。
十几个小时之后的6月4日清晨，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沈阳郊外的皇姑屯。消息传来，易培基心惊不已：他一方面庆幸“快雪”侥幸逃过一劫，另一方面，东北日渐紧张的局势也让他越来越担心故宫文物的命运。
此前短短六十余年间，中国的皇家文物已经历过两次浩劫：1860年，英法联军将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付之一炬。
1900年，八国联军又洗劫了紫禁城和中南海。中国最早的卷轴画《女史箴图》从此流落海外，世界上最大最早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毁于大火之中。是文物最大的灾难，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从那时起，将故宫文物迁到南方的想法就已经在易培基等一大批故宫人的脑海里萌生了。三年后，“九一八”的爆发，更加坚定了大家将文物南迁的决心。
在征得国民的同意后， 1932年夏秋之际，故宫博物院开始秘密筛选馆藏文物中的精品，将它们打包装箱，随时准备启运。《快雪时晴帖》自然首当其冲。
“秘密”装箱实属无奈之举。后来担任故宫博物院院刊主编的刘北汜先生说，当时社会舆论普遍反对文物离宫，认为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文物南迁必然动摇人心；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一旦离开故土，重归之日就是不可预知的了。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入山海关，的烽烟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
文物南迁的消息迅速在民众中掀起了反对的声浪。1月23日，前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组织民众在太和门前集会，公开表示要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
由于周肇祥煽动运输工人罢工，1月31日那天，第一批文物已经全部装车，最终却一件也没能运出紫禁城。
一介书生易培基越来越难以控制局面，他只得给国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拍了一份紧急求助电报：“倘地方不积极负保护之责，物品一出宫门，即恐发生意外。至个人危险，早置之度外·····”
2月3日，宋子文电令北平周大文，暂时拘捕周肇祥，国民同时劝解民众：“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最终确定在2月5日，将第一批文物运往上海。
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请客的人叫郭葆昌，号世五，从前是的“账房先生”，官拜九江关税监督。
与庄尚严同去赴宴的还有他的两位恩师—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和古物馆馆长徐森玉。据庄尚严回忆，“那天吃的是一顿别致的火锅······”
饭后，郭世五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
《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著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真迹，恰恰是米芾所临。
《伯远帖》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真迹，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启功先生对《伯远帖》十分推崇，作诗赞曰：“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
久藏深宫的“二希”怎么会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来，溥仪出宫之时，跟随他身边的只有后妃二人，敬懿和荣惠两位老太妃则是在十六天后才搬出故宫的。
在离开故宫之前，敬懿已经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寿康宫，又在出宫的时候把它们带回了娘家。
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古玩市场，而是叫亲信太监把两帖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斋”。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踪近十年的“二希”，竟在这么个时候重新现身，庄尚严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在他看来，“三希”重聚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并没表示出这种意愿。
他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三希名迹，余得其二，可称平生快事。然名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捐故宫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世界文物史上绝无仅有的“国宝长征”就此拉开帷幕。
“当时非常寂静，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没人说话，也没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后来终老于台湾的北京人那志良永远忘不了那天的情景。
四天之后，满载着故宫文物的火车缓缓驶入了南京下关车站。押运官吴瀛临时接到了一个消息—改换目的地，这第一批文物，不去上海了。
原来，就在前一天，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元老张继在南京会议上提出紧急提案，建议将故宫文物改运洛阳与西安。他的理由是：“古物运往上海，存入租界，受外国人庇护，是国耻。”
故宫文物迁沪原是宋子文的主意，而这次中政会开会的时候，宋子文恰好不在南京。张继的理由冠冕堂皇，让人没法反对。
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来南京车站接车的时候通知吴瀛：列车暂时停靠在站上，先不要卸车。行政院已经打电报到洛阳、西安去了，如果回电说有地方存储，立刻就转运过去。
南京国民林森传达蒋介石指示：“主张把文献馆的档案留在南京”，叶楚伧当时就建议：“古物留南京，文献运开封”，但随即又遭到于右任的反对······
整整一个月过去了，2118箱国宝还是装在火车里，停在铁轨上。那志良的一句话说得辛辣又辛酸：“这不是抬着棺材找坟地吗？！”
直到3月中旬，宋子文回到南京，国民才最终决定：古物、图书照旧运沪，文献则暂留南京。
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故宫文物先后运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13000多箱故宫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堂里安然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1937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伯驹在郭世五家中见到了国宝《中秋帖》和《伯远帖》。
在中国收藏界，张伯驹是个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家境殷实的他千金散尽，将中国传世书画中最古老的“墨皇”—陆机《平复帖》和中国最早的卷轴山水画—展子虔《游春图》收入囊中，又在解放后将两件稀世奇珍分文不取献予国家。
张伯驹知道，郭世五买下“二希”的目的与自己不同，“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当时余恐二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他立刻请北平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商谈购买“二希”的事。
信誓旦旦“名物应归国有”的郭世五，竟然一口答应下来，说好以20万元的价钱，将“二希”连同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图》轴、蒋廷锡《瑞蔬图》轴一并让与张伯驹。
此时的张伯驹刚刚用4万大洋从溥心畬手中购得《平复帖》，资金一时难以周转，只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批天价书画，商定首付6万，余款一年付清。郭世五知道张伯驹是个君子，也就痛快答应了下来。
然而，就在那个夏天，“七七”爆发了。由于金融封锁，张伯驹的账户被全部冻结，他全家也只能辗转入秦，躲避战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诺，张伯驹只好将价值连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原样退还了郭世五。
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在上海存放了四年的故宫文物被全部运到那里。然而仅仅八个月之后，日寇的铁蹄就逼近了这座六朝古都，国宝只能面临再次迁徙的命运。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8月14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装船，准备从运往汉口。这批文物只有80箱，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快雪时晴帖》也在其间。徐森玉和庄尚严师徒二人再次临危受命，随同命运多舛的故宫国宝踏上了漫漫西迁路。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文物运到长江边时，东边隆隆的炮声已清晰可闻。由于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南京市民，故宫雇用的英国“太古轮”坚决不肯靠岸。紧急关头，押运文物的故宫职员向大家说明原委，逃难的同胞深明大义，立刻让开码头，让国宝先走。
满载文物的轮船顺利逃脱了日寇的魔爪，难民们却与古老的南京城一起等来了一场浩劫。
这之后，又有两批共16618箱文物先后运出了南京。就在最后一箱文物运走后的第十天，南京大屠杀开始了。
此时，第一批80箱文物正在日寇的连天炮火中艰难前行，从汉口到武昌，从武昌到长沙，从长沙到桂林，从桂林到贵阳······短短半年时间，国宝辗转了半个大西南。往往是文物前脚离开，存放地点后脚就遭到轰炸。
1939年1月，这批国宝终于在贵州的安顺县城外找到了自己临时的家。那是一个叫“华严洞”的天然溶洞，洞深壁厚，又不潮湿，且藏于密林深处，十分安全。此后的五年，纵使外界炮火连天，安顺几次告急，故宫文物也是安然无恙。
1943年12月，《快雪时晴帖》被秘密送往陪都重庆，参加图书馆举办的故宫书画展。八年期间，颠簸在西迁路上的故宫文物一共展览过五次，甚至曾经漂洋过海，到了遥远的莫斯科。
1944年秋天，就在《快雪时晴帖》回到华严洞后不久，贵阳、柳州相继失陷，安顺告急。80箱文物被迫又一次踏上了迁徙之路，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巴县。
这是西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路虽不长，但苦于蜀道之难，且这一路全是崇山峻岭，多有土匪出没。徐森玉、庄尚严一行人万分小心，还是在出发后不久被西南最大的“袍哥”头目截了下来。
徐森玉只得亲自前去谈判，说好任其“出价”，只求保得国宝平安。那为首的大“袍哥”只提了一个条件：要徐森玉将长子徐伯郊送来做自己的“徒弟”。徐伯郊当时正在上海的兴业供事，大“袍哥要他来做人质，显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徐森玉闻言犹如五雷轰顶，但在爱子与国宝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徐森玉的外孙王圣贻曾听徐伯郊说起过这段经历。徐伯郊告诉他，接到加急电报，以为是老父亲身体有恙，日夜兼程赶到安顺才知道是父亲拿自己作了“抵押”。
“但是大舅舅深明大义，二话不说上山拜了大“袍哥”。他一上山就说胜利后就给大“袍哥”当干儿子，以家的身份保他们一世荣华富贵，哄得“袍哥”们眉欢眼笑，没多久竟放大舅舅下山了，还叫他转告我外公，保他此行一路平安！
两个月后，身心俱疲的徐森玉终于将80箱国宝平安运抵巴县。他的老友钱钟书听说这段经历后感慨万千，写下一首《徐森玉丈（鸿宝）间道入蜀话别》：“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难。西江望活鲥，东海羡逃鳗。送远自崖返，登高隔陇看。围城轻托命，转赚祝平安。”
1945年10月10日，故宫太和殿广场，华北的受降大典如期举行。八年浴血之后，中华民族终于扬眉吐气，重整河山。
此时，张伯驹已经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北平。八年的风雨漂泊，却没能使他忘掉曾经失之交臂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刚一回来，他就又托柳春农打探起了“二希”的下落。
幸好，“二希”仍在郭家。只是郭世五本人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二希”如今的主人，是他的儿子郭昭俊了。至于价钱，也早不是当年的20万大洋，郭昭俊说得明白，一口价—黄金1000两。
黄金千两，这是什么概念？就在那一年，张大千用500两黄金的价钱，购得了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为了这幅古画，张大千放弃了一座富丽的王府名园。这样一算，“二希”的1000两黄金，就是两座王府的价钱。
张伯驹知道郭昭俊这是在漫天要价，并非真心想把“二希”卖给自己。他只能不断求人和郭昭俊谈判，希望能将价钱讲下来一些，郭昭俊却一点也不肯让步。
这天，担任“教育部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副代表”的王世襄登门拜访了张伯驹，因为故宫有意将郭世五所藏的历代瓷器回收，王世襄特来向张伯驹了解情况。
张伯驹告诉王世襄，郭世五收藏的瓷器一部分已经卖到海外，还有一部分卖给了伪华北政委会委员王荫泰，“现存瓷器多非内廷及热河行宫之原物，是以议价不宜过高。”
不久，郭氏藏瓷果然回到了故宫，并且公开展出。令张伯驹意外的是，为了这批“价值不高”的瓷器，国民行政院竟一次付给郭昭俊10万美金作为“奖励”，还给了他一个“北京分行襄理”的职务。不单如此，展室正中还高悬着郭世五的遗像。
细一打听张伯驹才知道，此时郭昭俊早已投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门下，而郭昭俊送给宋子文的“见面礼”，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
气愤之下，张伯驹写了一篇《故宫已佚书画见闻录》，投给了上海《新民晚报》，将“二希”与郭氏父子的关系公之于众。文章见报之后，舆论大哗，宋子文迫于压力，很快便将“二希”退还了郭昭俊。
“二希”回到郭家之后不久，《快雪时晴帖》也结束了半个中国的漂泊回到了南京。与这第一批80箱文物一起回来的，还有当年迁出南京的另外两路故宫国宝。历时十载，累计行程超过两万里的国宝西迁宣告结束。1947年底，16698箱国宝安然无恙重返金陵。
然而，这些国宝将要面对的，是一次更加残酷的分离。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节节败退。眼看大厦将倾，故宫博物院了胜利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运往台湾。
当时，马衡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留守北平，徐森玉则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坐镇南京。马衡托病不出，国民只得将遴选文物的重任交给了徐森玉，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
徐森玉在那段时间给台静农的信里曾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衮衮诸公妄以为台湾为极乐国，欲将建业文房诸宝悉数运台，牵率老夫留京十日，厕陪末议。期期以为不可，未见采纳。”两难之间，徐森玉只得大胆“掉包”，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运往台湾。
而此时，庄尚严已经接受了国民的命令，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这批文物都是宫中精品，庄尚严曾经出生入死保护了十年的《快雪时晴帖》，又一次被交到了他的手中。
据王圣贻回忆，第一批国宝启程前，徐森玉自知留不住庄尚严，只能拉着这位平生最得意的弟子百般叮咛：“现在这些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庄尚严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
对于庄尚严的离去，徐森玉是无奈，马衡却动了肝火。庄灵回忆说，临行前，父亲接到了一封北平来信，马衡告诉庄尚严，如果执意前往台湾，二十多年的师生情谊就此一刀两断。
马衡对于文物迁台的是显而易见的。1948年底，南京行政院下达命令，将故宫内剩余的珍品尽快装箱运往南京，马衡却一再叮嘱工作人员，装箱不要图快，“安全第一”。直到辽沈战役结束了，故宫的文物一箱都没有运出北平。
1949年1月14日，闻得已有三批文物运至台湾，马衡当即致信全权负责文物迁台的国民教育部长杭立武，字里行间充满了焦急：“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用续运。”
所谓的“第四批文物”终究没能运出。但此时，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三批共238951件故宫文物已经漂洋过海，在台湾的基隆港登岸了。
1949年初，一位“故友”意外造访了刚到台湾不久的庄尚严。庄尚严怎么也想不到，刚刚把“快雪”安顿好，郭昭俊竟然带着另外“二希”出现在自己面前。
此时的郭昭俊已不是当年锦衣玉食的贵公子了，投靠宋子文不成，他这些年过得颇为不顺，只能靠变卖父亲留下的文物度日。北平解放前，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逃到了台湾。
郭昭俊对庄尚严谈起了郭世五当年发下的宏愿，声称一定要将两帖交还故宫，让“三希”团圆。只要“赏”他一点报酬，他必定将“二希”“捐赠”出来。郭昭俊提出的价钱并不过分，但当时自身难保的国民，哪有精力去过问这两件字帖的下落！
庄尚严四处筹措资金，却终究没能在约定的时间内拿出钱来。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远赴香港。“三希”重聚的机会，又一次从庄尚严手中轻轻滑过了。
1951年10月25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到国家文物局开会。闲谈之中，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向马衡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故宫博物院寻找了好几年的“二希”帖，终于有下落了。
当时正担任南洋商业董事长的庄世平先生出席一次界的聚会，一个在英国汇丰供事的朋友告诉他，过几天他们会有一笔大买卖，著名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就要被汇丰收入囊中了。
原来，郭昭俊携带“二希”到了香港之后，生活日渐窘迫。但顾念父亲生前的愿望，他不敢贸然将“二希”卖掉，而是将它们抵押给了英国汇丰，赎期定在1951年11月底。
眼看日子临近了，汇丰方面知道郭昭俊拿不出钱来，正极力诱使他将宝帖出卖。庄世平说，我不是文物行家，但鼎鼎大名的“二希”帖眼看就要落到英国人手里，哪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呢？思来想去，他决定秘密将此事报告给。
巧合的是，就在这几天，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正率团出访印度、缅甸，在香港作短暂停留。听到“二希”重现的消息，郑振铎紧急向打了一份报告，请求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赎回两件宝帖。
1951年11月8日，王冶秋找到马衡，出示了批示的抄件：“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按照的指示，故宫博物院立即派出一个“三人专家小组”赶赴香港鉴定并回收二帖。除了王冶秋之外，马衡与徐森玉这两位故宫元老，又一次担负起了这项重要的使命。那年，他们都是整整七十岁。
1951年11月15日，马衡和王冶秋乘火车抵达广州，前来迎接他们的除了老朋友徐森玉，还有曾经舍身保得“快雪”平安的徐伯郊。此时，徐伯郊已经定居香港，担任广东省香港分行经理的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香港文物秘密收购小。
这个小组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的。郑振铎对收购的范围有明确指示：以古画为主，古画中以宋元及之前作品为主；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日本的东西，要设法争取；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必须先收。
徐伯郊以其家、无党派、徐森玉之子的三重身份，将这项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秘密收购小组成立不久就以5万港币的低廉价格成功收购了唐代大画家韩滉的《五牛图》。这一次，徐伯郊又要协助父亲收购年代更加久远的《中秋帖》和《伯远帖》了。
“三人小组”到达广州之后的情况，马衡在自己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们只能取道澳门，再赴香港。11月19日，负责与汇丰方面接洽的裴延九先期渡港，未能成功。
为了安全起见，最终决定让裴延九、徐鹿君和徐伯郊三人化装成船员赴港与郭昭俊及汇丰方面谈判，其余的人则撤回广州等待消息。
由于各种各样的困难，徐伯郊三个人又在澳门滞留了三天，虽然不断与香港方面的“联络人”通话，但几次谋划渡港都没能成功。直到11月22日夜间，坐镇广州的徐森玉和马衡终于接到了徐伯郊等人成功渡港的消息。
庄世平回忆说， 1月23日清晨，已经得到秘密通知的他穿着长袍1马褂，手拿报纸如约来到香港码头。几个穿着宽衣长裤，作船员打扮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其中一人手里也拿着报纸。
庄世平赶紧迎上前去，低声问道：“找工作吗？”那人点了点头：“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可以开工。”接头暗号对上了，庄世平随即领着三个人，秘密将“二希”由库中取出进行了鉴定。
鉴定完毕后，其中一位专家小心翼翼地拿起《伯远帖》，在右下角作了一个极其微小的标记。专家告诉庄世平，东西没错，但钱的问题还要请示。“回购款到账之前， ”二希，还要存在汇丰，作标记是为防止交货的时候被人暗中掉包。”
那天晚上，提心吊胆地等待了整整一天之后，马衡广州寓所的电话铃声终于响起。谈判成功，本息共合港币488376.62元，便可顺利拿下“二希”
很快，马衡接到北京的消息：已经获知此事，并批准50万港币回购款，次日将秘密汇到中国户头。那一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仅有区区1.57亿美元，但是，为了让国宝重归故土，财政异常困难的还是慷慨地拿出了这笔巨款。
12月27日，王冶秋亲自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送还故宫，此时距离“二希”离开紫禁城，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七年。三希堂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样子，“三希”帖却没能一起回来。
1952年，在徐伯郊的动员下，张大千将用王府换来的《韩熙载夜宴图》以区区2万美金的价格卖给故宫。
1995年，故宫博物院用1800万元拍得北宋张先的《十咏图》，2003年又以2200万元的价格买回了隋人的《出师颂》······有人做过统计，新中国成立58年来，故宫新入藏的文物超过了24万件。
如今，拥有150余万件藏品的北京故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座最大的文化宝库。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只要血脉相连，无论时间多长，无论距离多远，无论人世间多少风云变幻，都阻挡不了游子回家的脚步。
就像200年前，清礼部右侍郎沈德潜在他的《三希堂歌》中写的那样：“东晋至今十六世，离合聚散同烟云。太清楼空几泯灭，宝晋斋废疑沉沦。至宝阅世永不泯，鬼神呵护留乾坤。从来法物聚所好，归之秘府纷罗陈。”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系列 李清照之《颠沛流离》
上一节我们说到，赵明诚因病去世，李清照悲痛欲绝，相知相伴的丈夫离世，剩下她孤身一人，飘落于世间。望着两人几十年来收藏的金石文物，李清照该如何处置呢？安葬了丈夫赵明诚之后，李清照又该走向何方？这一节我们继续讲李清照在动荡岁月里颠沛流离的生活。
赵明诚去世了，但李清照生活还得继续，她孤身一人在这战乱纷飞的年代里，有两个严酷的现实摆在李清照面前？一是她该怎么生活？二是他们的这一大笔的文物遗产又该如何保护呢？他们收集了多少文物古籍呢？据《金石录后续》记载：大概是2万多件古籍图书，还有2千多卷的碑刻金石的拓本和摹本，这么大数量的文物如何保护，尤其不能落到金国人手里，更不能让它再毁于战火。这对李清照来说是两个重大的问题。
当时李清照住在建康城，这时候的建康已经非常不安全了。金兀术亲率大军挥师南下，沿东南沿海追击宋高宗，这时候宋高宗已经离开建康，朝着东南沿海一带逃亡了。所以这时候李清照她个人和文物实际都已经非常危险。靠她一个人保护这些文物肯定不行，这时候李清照就想到了赵明诚的妹夫，他当时是担任兵部侍郎，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
李清照就委托赵明诚原来的两位下属把这2万多件的文物护送到洪州，也就是现在江西省南昌市，然后交给这个妹夫。那赵明诚这个妹夫怎么在洪州？当时的隆佑皇太后，也就是宋哲宗的皇后，宋高宗的伯母逃到洪州，由赵明诚这个妹夫在护卫。李清照觉得洪州远离建康，远离战火要更安全些。所以她当时做了这个决定，她认为一个国防部副部长，手里有兵权，手下有，肯定能保全这些文物。
但是事情没有李清照计划得这么好，她送出去的这批珍贵的文物全部毁于洪州的战火。因为当时金国攻打南宋，它是兵分好几路，金兀术沿东南沿海追击宋高宗，这是主力，还有一支就是沿湖北向南，这支就是追击隆佑皇太后，听说太后逃到洪州，他们就一路攻下湖北黄州、大冶、然后进兵直逼洪州，金兵要来活捉这太后，洪州肯定不能待了，他这位妹夫部长早就护送着这个太后离开了洪州，向南逃了。战乱时期，命都难保，谁还有心思、有精力来保护你这两万多卷、两千多卷的文物呢？所以这批珍贵的文物就全部毁于洪州的战火当中。
我们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文物的命运尚且如此，那李清照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那李清照往哪儿跑啊？跟着谁跑比较安全呢？她呢，就盯住宋高宗，她打算随着宋高宗的这支朝廷逃难队伍一起逃难，这是她当时做的一个决定。我们觉得很奇怪，金兵都拚命地、日夜兼程地在追这支朝廷逃难队伍，都要活捉宋高宗了，宋高宗也日夜兼程地逃命，为啥李清照还要跟着这支逃难队伍呢？
这里面呢，有两个原因:一是李清照的一个亲弟弟叫李迒（hang），他是跟在皇帝身边的，负责编纂皇帝的诏书、圣旨、文告等，便于皇帝进行翻阅撰写文书的这样一个小官。这个官不大、也就八品小官，但他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一种官之一，就是说李迒在宋高宗逃亡的时候，他始终跟随在宋高宗的身边。
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没有什么亲人，她又不能跟着人家赵明诚的哥哥们一起逃亡。与其在乡间或深山老林东躲西藏，没有安全感，还不如依靠这个弟弟，而这个弟弟正好又在朝廷里边担任很关键的职务，这肯定是李清照直接考虑的一个因素。《金石录后序》里她说：她手里还有一些少量文物，再也不敢交给别人了，她说手里主要还有些少量的、小篇幅的拓本和摹本，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一些著名文学家的诗集手抄本，还有几十轴汉代到唐代的石刻、及一些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等。
再一个原因呢，还是跟文物有关，她在逃亡途中，听到了更要命的一个传言，这个传言对她是雪上加霜。这是个什么传言呢？传言说赵明诚生前将一把珍贵的玉壶献给了金国人。我们知道赵明诚生前是犯过一些错误，他临危之际弃城而逃，但这最多也就是渎职罪。现在这个传言说，你把玉制的宝壶献给金人，这可就不是渎职罪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卖国罪。尤其现在金国人追着南宋的在打，而且还是追着皇帝打，这对李清照来说，那可是非常大的压力，等于说是两口子收集了半天文物，最后摇身一变，她丈夫变成卖国贼了。那这样一盆脏水要泼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金石录后序》里，李清照对这个事情做了非常详尽的交代。她说当初赵明诚在建康城病重快去世时， 有一个叫张飞卿的人来探望他，这个人呢是个学士。他来的时候随身就带了一把所谓的玉壶，让赵明诚给他鉴别。我们知道赵明诚是宋代数一数二的文物收藏家和鉴定家，鉴别完了之后，这个张飞卿就带着这把玉壶就走了，再也没有联系。李清照特别指出，那个壶根本不是玉制的，而是石头制的。
至于最后这个壶怎么到金人手里，又怎么传言说是赵明诚献给金人的，这让李清照非常惶恐。她就想用一种非常智慧的方式来解决，什么方法呢？你说我献了一把玉壶给金国人是叛国罪，是卖国贼，那好，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把我们家文物全都给你献上去，我全部都交给朝廷，我看看你还说我什么？
李清照觉得是：如果你说我献一把玉壶就是叛国贼，那我把我们家所有的文物全都上交，这些可都是镇国之宝，我全交上去，那我算什么，我算不算是精忠报国之人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清照非得跟着这趟艰难的逃难之旅往下走的原因。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逃亡路线图，就能知道宋高宗当年之狼狈。从建康出发到镇江，从镇江又到越州，再从越州又赶到明州（即宁波），再从宁波上舟山岛，然后入海，到了舟山岛上的昌国，乘船又到了台州，从台州的章安镇入海，走海路，在海上漂泊了近2个月，才在温州登录。等金军撤离，他才从温州出发，又在海上漂泊将近一个月，才到了绍兴，若说这是“亡命天涯”一点也不为过呀。
虽然说李清照要跟着她的弟弟一起走，但绝对也没有那么容易。她弟弟也有自己的家人，而且她弟弟主要的工作是照顾宋高宗。所以她这一个快50岁的女性，一路颠沛流离还要照顾这些文物，这一路逃亡下来，可以想象是多么地艰难。
一年多的逃亡生活，使李清照饱尝流离战乱之苦，眼见国家风雨飘摇，自己又夫死家亡、这对心力交瘁的李清照来说，是何等的残忍。建炎四年四月李清照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将见证她们爱情婚姻生活的文物进献给了朝廷，但在那兵荒马乱的动荡岁月，这些文物，是否就得到安全了呢？
我们说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李清照做梦也想不到，文物寄到了接收的地方，那里爆发了叛军，官军在平叛的过程当中，文物被一个姓李的纳入囊中，但这位姓李的不久也死了，文物就随着李的死，就再也不知道下落了。
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给李清照身心带来巨大的损害，接二连三地丢失文物，她的心境也非常地不平静，这些文物就是她和赵明诚爱情生命的见证。眼见手里的文物越来越少了，李清照也在考虑：是不是可以重组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稳定的安身立命之所，那么文物就不会飘零在江湖之上。即使他不像赵明诚那么出色、只要多少比较靠谱的这么一个男性，作为自己家里的一个支柱是不是好些呢？下一节我们在《再嫁婚变》里见，谢谢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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