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底色和他的五次出仕
作者：钟书林（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们今天谈论陶渊明，每每简单地将其视为隐士。其实，陶渊明的底色，并不是一位隐者。从他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大济于苍生”的济世热情，贯穿陶渊明的一生。
明仇英绘《桃花源图》资料图片
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希望在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是这样。诗人“总角闻道”（《荣木》），少年“游好在六经”，植根于儒家学术思想土壤，崇拜孔子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他在《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抒发了他辅佐明君、立业兴邦的渴望和救世济民的用世思想。其壮志凌云，不失侠客豪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渴望建功立业，英雄情怀跃然笔墨之间。
二十九岁这年，陶渊明入仕为官，出任江州祭酒。他怀抱着“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的美好愿景，秉持着“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开始实现其济世的猛志。然而，官场不同于田园，初涉官场的体验给他的美好理想泼了一身凉水，于时急转身退。《宋书》等记载的原因是“不堪吏职”，只得“少日自解归”，他受不了官场的种种束缚和折磨。而其中缘故，陶渊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
初仕的碰壁，让诗人不禁犹豫起来。但他的热情和理想并没有消退，而且对未来充满希望，等待“良主”的出现，一晃六年过去了。正踌躇立功的他，再次入仕当时的显赫人物——桓玄的军幕。很明显，诗人将这次入仕作为见识社会、体察仕途的好机会。在此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桓玄与司马元显两大权臣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全然不顾国家大局，陶渊明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空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所关心的不是救民于水火，励精图治，而是个人的私利。陶渊明借诗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虽然自己很想成就一番功业，但既然不能像宁戚那样干禄求官，那就再回归田园吧。正当犹豫之际，他母亲去世了，就借此名义回到故乡。
再仕失败，陶渊明确实对官场有点冷漠和厌倦了。《和郭主簿二首》：“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诗中流露出闲适生活的自得与惬意。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陶渊明济世的热情不减。其诗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在看到自己收获劳动成果的同时，不禁对世道表示忧虑。所以，当守丧期满，年近不惑之时，他积极用世的激情再次猛烈迸发出来，《停云》《时运》《荣木》等系列诗歌，充分抒发了他这时期饱满的热情。在《荣木》诗中，他以荣木喻人生短促，认为“晨耀其华，夕已丧之”，“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敦敢不至”。时不待人，功业未就，经权衡比较，于是选中了当时以整顿朝纲面貌而活跃在舞台的刘裕。刘裕此时被拥为都督八州军事的镇军，陶渊明便出仕做了镇军参军。
陶渊明先后出仕桓玄、刘裕，都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并想在上有所作为的。”但是刘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阴怀篡逆。严酷的现实使陶渊明认清了刘裕的伪善面目，其正当炽热的热情，犹如熊熊烈火被泼了几瓢凉水，他只得在浊流中勇退。原本希冀上能够有所作为，但他在这污浊的官道中，开始对年轻时的抱负颇有些怀疑，感到内心矛盾极了。世道虽与他相违，但真要隐居不出，实也有悖于自己最初的理想与壮志。他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再次等待命运的安排。
因此陶渊明旋即出仕为建威刘敬宣的参军。刘敬宣为东晋名将刘牢之子，以破桓歆功，迁建威、江州刺史，其地位可与刘裕相抗衡。可就是这位功赫赫的，却遭人无端排挤，不得不借安帝复位之际“自表解职”，不得善终。这一对陶渊明触动很大，推人及己，他由刘敬宣想到自己的遭遇，体会到若想建功立业，欲“大济于苍生”，是何其艰难！身居高位、功赫赫的刘敬宣，尚且落得如此结局，更何况一名小小的参军呢？陶渊明想到自己虽然先后四次出仕，理想却依然无法施展。他认识到正直的人不仅受谤，而且随时有坠入“密网”而丧失性命的可能，感到世道与己颇不相容，昔日的凌云壮志很难实现了。随着刘敬宣的解职，陶渊明也回到了故乡。这一次入仕本是带着最大希望的，是他一生中五次入仕的最高峰，也是他仕与隐的分水岭。从这以后，他入仕的热情明显弱化了，再也没有猛烈迸发过。
最后一次出任彭泽令，并非出自本心，而是为公田种秫而“足以为酒”去的。《归去来兮辞》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刚上任不久，从“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思想又有了波折。“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再加上督邮的到来，使他积于胸中多年来抱负未遂的愤怒与痛苦，彻底爆发而出，“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既是给官场的诀别书，也是对五次入仕理想的总结。以前抱定“大济于苍生”的理想，他认为“邦有道”而出仕；现在欲作贤臣而无路、欲有为而不能的情况下，他只能退而“独善其身”，“守拙归园田”。
虽然归隐田园，但还在眼观，也害怕卷入漩涡。归田园初期，陶渊明在“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欢愉园田之乐。但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的到来，壮志未酬，他不得不感叹：“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这种忧思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疾患的病重，而不断加剧。尤其与当时政局联系起来，这种情感更为鲜明。严酷的形势使他对抱负的施展不再抱任何幻想，坚隐不仕。
在陶渊明五十六岁时，晋、宋易代，诗人心情又发生了很大改变，内心充满了愤懑，他把这股愤懑之情化成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充满豪情斗志的诗篇。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但陶渊明深知自己无力扭转局面，他的理想和抱负完完全全破灭了。为了躲避现实，他在耕种、读书中寻求慰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
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对人生不断的思索，生活的实践，特别是长期与劳动躬耕一处，激发了他那敏锐的思维力，促使他的思想得到升华。在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一个超脱于“小国寡民”又不同于“大同”社会的“桃源”世界。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与顶峰，是他不断对人生、对社会思索和实践的结晶。也正因为他已不为世俗所累，因而他对自己的一生遭遇，甚至生死安危，都能泰然处之了。在“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与“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的豁达爽朗与自歌自吟中，他将自己的一生推向了巅峰。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四十一岁归隐，其一生重要的经历，大体都是参照孔子的人生设定来践行的，体现了他作为一介儒生坚定的人生奋斗目标：“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感士不遇赋》）这是陶渊明的底色。
《光明》（ 2021年01月04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一年损失十套房
关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有一次，一位督邮来陶渊明的彭泽县视察，陶渊明刚想出去迎接，县衙里的人就跟他说：“你这样去是不行的，得穿上正式的官服，才能去见他。”陶渊明愣了半天，吐出来一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然后收拾了一下东西，回家种菊花去了。
这个故事历来都被大家广为流传，体现了陶渊明绝不苟且的高洁人生。那么，陶渊明说的“五斗米”究竟是多少呢？
有的人一知半解，以为“五斗米”就是陶渊明一个月的工资。其实这是错误的。在晋朝，官员的工资都是发日薪，即每天五斗米。
那么，“五斗”又是多少呢？在晋朝，一斗差不多是现在的4斤，那么五斗就是20斤，一个月就是600斤大米。按今天的米价，每斤3块钱，即陶渊明每个月的工资合现在1800元，一年刚过两万。
对一个县长来说，这个工资确实也太低了！不光是老陶，就是我们也得愤而辞职，没什么好留恋的。
不过，您也知道，考公务员谁会为了那点死工资？福利才是大头！在晋朝也一样，按规定，县令可以合法地分到300亩“公田”。这300亩公田能打多少粮食呢？根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在东晋时，江南地区比较肥沃的土地每亩能出33斗粮食，陶渊明的彭泽县位于江西，也属于比较肥沃的地方，每亩33斗没问题，300亩就能打9900斗粮食，合成今天的钱，将近12万元。
也就是说，老陶即使不贪污、不收礼，干一年县令的收入也差不多有个14万元。
这个收入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不错了，所以老陶为了气节随便就放弃了，才显得更加可贵。
那么，回到当时的物价水平，老陶的这个收入到底怎么样呢？
咱以买房为例吧，看晋朝时的书可以找到几个例子，比如在东晋时，杭州有个和尚还俗，买了套房，花了3万钱；梁武帝时，官居副宰相的徐勉两个儿子结婚，每人买了一套豪宅，各花了25万钱。
按照古今的汇率，东晋时的1钱合今天的5毛，3万钱就是1.5万元币。也就是说，陶渊明当县令一年的收入可以买十套房，或是一套别墅再加精装修。
可惜的是，老陶就为了所谓的气节，竟然把这十套房统统抛弃了，真是“败家子”啊，让现在一年工资只能买一平米的我们情何以堪！
“五柳先生”陶渊明：心静，是不动声色的力量
“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传》里，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九月九登高之日，已归隐南山的陶渊明，独坐花丛，抚琴吟唱，意兴风发之际，却苦于无酒可饮。
蓦然间，一白衣少年翩跹而至，代好友江州刺史王弘送来美酒一坛。
东篱之下，把酒赏菊，一轮明月升起，陶渊明醉卧花阴。
如此浪漫的“白衣送酒”叩醒了后世无数困顿的心灵。
岑参说：“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李白说：“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
崔曙说：“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他生于乱世，几番为官，却始终心恋林泉，托意飞鸟，心性澄明安然。
《昭德新编》有言：“水静极则形象明，心静极则智慧生。”
心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
陶渊明，在安详恬静的心境里，与岁月对垒，蘸着月色与酒香，活出了生命的兴然之味。
心静 不为外物所扰
东晋兴宁三年，陶渊明出生在庐山西麓的柴桑，其祖上是吴国扬武陶丹，祖父陶侃更是官至荆州刺史，后封长沙郡公。
然而，战功赫赫的陶氏一族出身于东吴旧地的寒门，备受世袭门阀排挤倾轧，渐渐地，便有了颓败之势。
陶渊明的父亲在家族衰落后，泯然于众，隐于林下，名号行迹，鲜有人知。
因此，陶渊明自小生活在山野间，与草木为邻，与飞鸟为伴，生就一副温雅平静的心肠。
彼时，东晋已偏安四十余年，朝政废弛，战乱频仍，高官权贵连群结党，黎民百姓苦不堪言。
凌乱的世道下，陶渊明沉心静气，在不过百里的柴桑，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
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稍有闲暇，便盘腿坐在田垄上，手捧闲书，沉迷期间。
天边有云，身边有花，清风徐来，荣辱偕忘，世间的浮躁被关在心门之外。
其实，看似惬意的田园生活，也是朝不保夕。
朝廷权臣，视百姓如蝼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宁康元年，三吴之地发生旱灾，颗粒无收，父亲也在这年，撒手人寰；之后的七年间，更是天灾不断。
老子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心若躁，浮生皆乱；心若静，举世皆安。
面对天灾人祸，陶渊明在悲伤之余，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劳作，心无旁骛地读书。
在内心营造的安稳世界里沉淀自己，渐渐地，他的才华与人品为众人所知，慕名而来邀他入仕的人络绎不绝，然而，都被陶渊明一一婉拒。
因为他知道，心志不为外物所扰，才能释放出骨子里的天性，活出自我。
他爱读书，就把时间发挥到极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他爱自然，就把景色尽收眼底，成了山水云烟，日月星河的主人。
他爱生活，就把粗茶淡饭的苦过成烟火人间的甜。
在人生这场茫然的旅途中，有人慌慌张张，有人骄躁难安，但也有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用一颗超然的心，仰望理想，俯视命运。
陶渊明凭借一颗静心，于人海深处听雨，拥有了一段乐而忘忧的青春。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年轻的陶渊明，随着心性的成熟，对社稷安危、黎民疾苦、家族生计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为了理想，他即将踏上远方，在浑浊的官场中，明心见性，实现更高层次的人生。
心静则清，心清则明
真正的淡泊，并不是冷漠无情，而是从容地面对疾苦；
真正的归隐，并不是沉湎安逸，而是冷静地面对境遇，以入世之心，为出世之事，是陶渊明少年时的情志。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平天下的愿望在陶渊明胸中升起，他决定走出田园，去寻一个壮怀激烈、鲜衣怒马的梦。
然而，从田间到庙堂，谈何容易？
朝廷选官的九品中正制，早就成了门阀士族扩张势力的工具，如今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而统治阶层尸餐素位，醉生梦死，对选贤任能，置身事外。贵族子弟多为庸常荒淫之辈，文人雅士也不过是空谈玄学之流。
虽然，陶渊明写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豪言壮语，虽然他有热烈的救世之心，但他从不攀附，亦不盲从。
《诫子书》曾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
把心静下来，方能戒骄戒躁，看清世事，为自己找到一条透亮的路。
晋太元年，29岁的陶渊明来到江州，成为刺史王凝之的幕僚。王凝之是王羲之的次子，王献之的兄长，必是志存高远的清流之士。
可共事后不久，陶渊明看清了他其实才智平庸，甚至迂腐无比。叛军孙恩攻打会稽之时，王凝之非但不设防备，反而听信术士之言，迎请天兵助阵。
陶渊明愤然离去，但他济世之心未息，他辗转到护国英雄桓玄的帐下做参军，可几年后，他发现桓玄也不过是狼子野心。
后来，他又追随刘裕、刘敬宣南征北战，只可惜，此二人与桓玄是一丘之貉。
十余年的游宦生涯，陶渊明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失望。
陶渊明追问内心，在仕与隐之间，究竟何去何从？无酒可饮的悲凉与事无所成的不甘，到底孰轻孰重？
犹豫不决之际，叔父举荐他前往彭泽当县令，身为父母官，陶渊明正欲大展拳脚。
一日，陶渊明正于府上办公，督邮刘云带着一帮人闯了进来，不问缘由，当众斥责了他一番。
事后，他才知道，无非是因为他没有贿赂。
陶渊明说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当晚，便脱去官服，解下官印，辞官而去。
心静则清，心清则明。
因心静，陶渊明看清了世道，看清了自己，终究是“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欺”。
胸怀淳朴，心地清净，是君子恪守的素质。与其在行将就木的朝廷里消耗自我，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
人生若寄，奔走于喧嚣的人海，我们时常会迷失自己，但只要静观内心，一切自会豁然开朗。
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左右为难的选择、面目模糊的岔路，都会在静心思索后，昭然于胸。
心静极则智慧生
辞官后，陶渊明归心似箭，日夜兼程，奔赴他的田园故居。
“僮仆欢迎，稚子侯门。三径就荒，松菊尤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妻子为陶渊明举办了欢迎仪式，孩子们早早等在门外，屋后的虽已荒芜，但还有松菊傲然地生长。
饮下故乡一杯酒，自此，悠悠往事杯中物，赫赫时名扇外尘。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陶渊明穿起粗布衣衫，扛起锄头，做回乡野农夫。
他清晨下地，傍晚才归，但种下的豆子，稀疏泛黄，颗粒无收，他自嘲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常年不事农桑的陶渊明，时常因为收成不好饿肚子，为此，乡邻背后非议他，好友当面替他惋惜。
陶渊明的日子的确很清苦。他没钱买蜡烛，只能点柴火照明，昏暗的草屋里，约朋友畅饮，却连个下酒菜也没有。
碰上连绵的雨日，更无友人来访，陶渊明只好自斟自饮，慰藉孤独。
面对贫困和孤独，陶渊明笑着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内心平静，精神自由，便无怨无悔。
义熙四年，夏秋之交，陶渊明家中发生大火，宅院尽毁，一家人暂住在河上的船屋里，他时而带着孩子们戏水，时而和妻子一起荷间采藕，时而独坐船头，抚琴浅唱。
心静极则智慧生。持心自守，是一种智慧，它教会我们随遇而安，向阳而生，快乐圆满。
后来，陶渊明带妻儿回到柴桑，他将祖屋修葺一新，门前栽柳，篱下种菊。
这里是陶渊明的桃花源，春可看花，秋可对月，夏沐凉风，冬赏飞雪。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曾经疲惫不堪的诗心，洗尽铅华；曾经惶惶不安的灵魂，清净无尘。陶渊明过上了理想中的生活，几亩田、几簇菊、几壶酒，风月有情，岁月悠然。
元嘉四年深秋，陶渊明走到了人生的最后。
他忆起平生，感念造化，心静如水，他将生死看淡，写《自祭文》与时光告别。
“不封不树，日月遂过”，陶渊明嘱咐儿子，自己死后，不起高坟，不求祭拜，长归尘土，心神随日月而散。
《道德经》有言：“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陶渊明将生命归于寂静，将静心渡己的无上智慧留给后世，他的精神化作不灭的星光，不老的松柏，于寂静中，散发出源源不断的力量。
1500年来，安于山水，乐于诗酒的陶渊明，在无数人心中封神。
苏轼谪居时，一大爱好，便是读陶渊明，他写信告诉苏辙：“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
欧阳修拜读陶渊明的诗文后，感慨道：“晋无文章，唯陶渊明矣”。
王安石更是将陶渊明称赞为晋宋之间，卓尔不群第一人。
古人云：“心静则神悦，神悦则福生。”
陶渊明六十多年的人生，大多在贫困的耕读中度过，十几年的宦海沉浮，也无显赫的功绩，但他却活出了世人最向往的样子。
愿你我也能把心静下来，照见灵魂深处的喜恶，不被人言左右，不被名利束缚。
愿你在安详恬静的世界里，散淡而活，找到属于自己“东篱有诗，南山有酒”的桃花源。
与君共勉。
作者 | 瑾山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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