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必须死：1929年陈赓在上海指挥的锄奸行动
1929年11月11日深夜，阵阵寒风吹得街上的行人头发纷乱,脸红手僵。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处宅院门前，街上一片漆黑，几个人鬼鬼祟祟地走出院门，就在这帮人向远处的一辆汽车走去时，突然一声大喊：“白鑫，哪里逃！”随后四起，几个人影纷纷倒地。引来了法租界的大批巡捕，巡捕们赶到现场时，只留下了几具淌血的尸体。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大的枪杀案件，立即轰动全上海，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上海“东方第一案”。
彭湃就义，特科营救失败
据巡捕侦查证实，这是一起有计划的凶杀案，被杀者名叫白鑫，他原本是穷苦人家出身，早年参加，参加过南昌，1929年初被委派到上海担任军委秘书，身居要职。白鑫因为意志薄弱，后来秘密叛变投靠，致使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多名优秀员被捕遇害。
白鑫在当时党员中身居要职，1929年8月23日，白鑫以上海市军委秘书的身份通知秘密军事会议。上海市局委员彭湃、军委周恩来都在邀请之列。周恩来因为临时有急事未能参加会议。就在代表们秘密前往会场时，大批特务已经秘密包围了会场。代表们正在开会，几十名荷枪实弹的特务就闯进了会场。一个特务头目手持名单喝问：“谁是周恩来？谁是彭湃？谁是杨殷？谁是颜昌颐？谁是邢士贞？……”
因为事发突然，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多名优秀党员被捕。彭湃是局委员，还兼任江苏省军委的要职；杨殷担任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颜昌颐担任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邢士贞担任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他们都是我地下党中的中坚力量。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陈赓通过秘密侦查证实了党内出了叛徒，大量事实证明，这个秘密叛徒就是身居要职的白鑫。
查明了，周恩来立即指示陈赓,当务之急是通过安插在的内线打听被捕人员的下落，设法营救；迅速通告与白鑫有联系的地下组织，与白鑫切断一切联系，严防白鑫的再一次破坏。通过安插在中的内线得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都是身居要职的要员，蒋介石为了防备的营救，已经下了枪决的命令，枪决的时间是8月30日早晨。事不宜迟，周恩来和负责特科的陈赓研究并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
陈赓是中国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的负责人，特科是专门应对特务机构的一个保卫机关，是一个搜集情报和保卫高层安全的秘密组织。此外，特科还担负着一项武力惩处叛徒的秘密使命。白鑫作为上一个罪大恶极的大叛徒，周恩来指示陈赓一定要除掉他，为彭湃等报仇雪恨。
1929年8月30日早晨，枪决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要犯的消息让市民们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许多学生和市民自愿走上街头抗议的暴行。我特科人员也纷纷行动，一部分特科人员混在市民中，在各个街道路口发动市民上街抗议，试图用市民来阻止囚车通过，以最大限度拖延时间；另一部分特科人员在囚车必经的地方埋伏起来，伺机劫持囚车。囚车终于出发了，但是，蒋介石为了防备中途被劫持，在囚车出发前就在沿途街道实施了戒严，大批、特务前后左右护送着囚车经过。尽管我特科人员个个武功高强，枪法精确，但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周恩来和陈赓亲自策划的这一起劫持计划还是不得不放弃了。
看病探路，锁定叛徒的藏身之处
彭湃是我党优秀的早期之一，他的英勇就义对我党无疑是一个惨重的打击。就在蒋介石举杯相庆的同时，周恩来含泪下达了严惩叛徒、定杀不赦的命令。陈赓是特科的负责人，他立即安排特科人员秘密查找白鑫的下落，只要发现白鑫，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处死。
陈赓
白鑫长期从事的地下工作，很明确严密的纪律。对于背叛党组织并造成严重危害者，是一定要严惩的。因为白鑫的叛变和告密，造成我多名高层党组织成员被捕，当时的上海特科组织是一定会找他算账的。为了严防特科对他下手，白鑫一直呆在家里不敢外出。在这一段时间，尽管我党地下组织多方打听，但一直没有白鑫的任何消息。为了保护白鑫的安全，蒋介石安排上海情报处处长范争波负责他的安全工作。范争波也知道上海市特科组织的厉害，就把白鑫一家接到了范公馆居住，平日叫他不要出门，非要出门时，由范争波亲自指派特务负责保护。有了范争波提供的“乌龟壳”，白鑫也心安理得地当起了“缩头乌龟”。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下午，几阵台风让炎热的上海暂时迎来了清凉。白鑫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走出过家门了，也许是闷坏了，也许是长期的担惊受怕让他患上了郁闷症，白鑫连日来总是睡不好，老做恶梦，他就想上医院看病。范争波给白鑫安排了几名特务，在特务的陪同下，白鑫小心翼翼地走进了离家较近的“柯达文诊所”。柯达文是旧上海有名的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柯达文看到白鑫走进自己的诊所时，他若无其事地给他把了脉，又查看了他的舌头，听了他的心跳，说：“先生并没有什么大病，主要是夜里休息不好所至。你先安坐片刻，有几味药在楼下，等我下楼取来给你。”其实，柯达文是我地下工作人员，他一眼就认出了看病的白鑫，想先把白鑫稳住，趁着下楼取药，他急匆匆地给陈赓打电话报告。陈赓接到电话，马上派特科人员前往，但是，白鑫看到柯达文下楼没有马上回来，心中恐慌，连忙带着特务悄悄离去。等我特科人员赶到时，早已人去楼空。
好不容易等到白鑫露面了，又让他给溜了。柯达文心中好不悔恨。陈赓得到白鑫溜走的消息，他指示柯达文：“只要白鑫露面就好，病人有病还会找医生的，就凭你的医术和名望，白鑫可能还会找你，到时候你只要想办法稳住他就行了。”
果然不出所料，白鑫从“柯达文诊所”回家后，原来是想去看病的，结果自己担惊受怕连药也没有拿就回了家，他的病情越发严重了。第三天，柯达文接到了白鑫打来的电话，邀请柯达文上门去看病。白鑫不愧是个老狐狸，当柯达文询问白鑫家的住处时，白鑫又连忙转口要求柯达文到一家饭店去等他。柯达文问到底在哪家饭店，白鑫说到时候再在电话里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一定要稳住他，而要稳住白鑫，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取得他的信任。这天下午，柯达文又接到了白鑫的电话，要他赶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柯达文按时赶到。见了白鑫后，柯达文诚恳地道歉说：“上次我下楼取药，结果楼下也没有，我想隔壁不远就有药房，我也忘了上楼先跟你打个招呼，原想快去快回，没想到取了药回来，你却走了。”白鑫听了笑着说：“那天我还有急事，所以就不辞而别了。”
一番客套之后，柯达文熟练地给白鑫望、闻、问、切以后，给他开了药，白鑫吃了柯达文开的药，病情明显减轻，但就是不断根。其实，这是柯达文根据陈赓的指示故意为之，既让白鑫感到了明显的药效，又不让他痊愈，目的是增加看病的次数，来掌握白鑫的行踪。随后，白鑫又找柯达文看了几次病，有一次，白鑫派车把柯达文请到了上海市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4弄43号门口。柯达文发现，这处43号门口附近戒备森严，有多名便衣特务走来走去巡视，柯达文判断这里可能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处。
深入虎穴，“锄奸队”深夜惩奸
和全坊4弄43号到底是什么地方？那里是范争波的公馆，不但戒备森严，就连弄堂里日夜都有流动的特务暗哨。白鑫选择范公馆作为他的藏身之处，难怪我党特科人员无法对他下手。只要白鑫躲在范公馆不出来，我特科人员也就对他无可奈何。周恩来指示，一定要除掉白鑫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既然白鑫躲在“老虎穴”里不出来，就是深入虎穴也要把他绳之以法。
柯达文是名医生，他虽然博得白鑫的信任，有机会进入戒备森严的“范公馆”，但要柯达文单独暗杀白鑫是不可能的，陈赓不由想起了杨登瀛。杨登瀛是特务头目陈立夫的好朋友，也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杨登瀛的身份很特别，他是我党安插在高层的一枚极为隐蔽的棋子。杨登瀛听了陈赓传达的“周恩来的除奸指示”，当即表示要深入虎穴，一定要除掉白鑫。
翌日早上，杨登瀛大摇大摆地到了4弄43号范公馆，守门的特务听说是杨登瀛前来拜访，赶紧通报范争波。对于范争波来说，像杨登瀛这样的人物他是想巴结都来不及，自然不会想到这位“要员”竟然会“通共”。白鑫当然更是对杨登瀛极力讨好，杨登瀛对白鑫假装不认识，范争波就借机作了介绍。杨登瀛听后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捉拿要犯彭湃等人的大功臣！”白鑫惋惜地说：“只可惜周恩来没来开会，不然周恩来这一次肯定跑不了！”
彭湃
杨登瀛假装和白鑫相见恨晚，两人谈话很是投机。在白鑫的邀请下，杨登瀛自然成了范公馆的常客。有一次，杨登瀛在范公馆里看到了前来给白鑫看病的柯达文，等柯达文给白鑫看完病走后，杨登瀛关切地问：“这个医生可靠吗？不要把引进家里来。”白鑫肯定地说：“他叫柯达文，是名好医生，靠得住的，决不会是！”杨登瀛接着说：“那就好！小心无大错，千万不要大意啊！”
尽管有范公馆的保护，但白鑫还是害怕在上海呆久了会出事，他通过范争波向蒋介石请求，允许他前往意大利避风头，蒋介石也知道方面锄奸人员的厉害，同意白鑫去意大利避风头。杨登瀛为了博得白鑫的信任，自然也很“赞许”白鑫去国外避风的主意。同时，杨登瀛把白鑫要去意大利的消息报告了陈赓。周恩来得知这一重大消息后马上指示：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白鑫逃往国外。
经过慎重安排，范争波特意为白鑫买了一张11月12日早上的船票。为了慎重起见，范争波于11月11日11时派特务护送白鑫去上海吴淞口码头，只要上了船，码头上也有守卫，白鑫就能安全地逃往意大利避风了。这个计划非常周密，如果按范争波的这个计划，那么特科的除奸计划很可能就会落空。怎么办呢？杨登瀛故意担忧地说：“这个计划确实不错，但我觉得还是有点不放心。深更半夜在门口停辆车太显眼了，这样会不会引起除奸队的注意呢？要知道自从营救彭湃等人失败后，方面发誓一定要严惩叛徒，说不定的特科人员早就注意到了白先生的踪影了，我以为还是把汽车停在弄堂口比较安全。”
按原来的计划，范争波是直接派车等候在范公馆的大门口，等白鑫出了门就上车，如果这样的话，特科人员就没有下手的机会了。也许是杨登瀛的“好意”提醒有点道理，也许是范争波不愿意让杨登瀛太失面子，最后范争波还是采用了杨登瀛的计划：范争波派车停在50米外的弄堂口，然后派三名精干的特务护送白鑫夫妇走过弄堂口后再上车。杨登瀛再三叮嘱白鑫要路上小心，然后两人“挥泪”惜别。出了范公馆，杨登瀛马上把一切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11月11日傍晚，杨登瀛又以辞行为名实地侦查了一次。得知白鑫仍按商定的计划出逃后，杨登瀛才和白鑫握手后离去。
入夜，守候在和全坊4弄43号的特科人员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当夜11时，街上一片漆黑，只有范公馆内灯火通明。范公馆的大门悄然开了一条缝，先是一个人影探出头张望了一下，这个人影出来后，向后一招手，随后，几名黑影又走出了大门。就在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走出大门时，只听一声大喊：“白鑫，哪里逃！”喊声刚落，已响：“呯！呯！呯！”仇恨的像长了眼睛，白鑫、范争波的弟弟和两个特务被当场击毙。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也身受重伤。
这起案震惊中外，被称为20世纪的“东方第一案”。这起案让上海市民大快人心，也让蒋介石当局惶惶不可终日。
作者：王春华
编辑：卫中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杂志2016年第3期
锄奸
相信大家对孙红雷、冯恩鹤、姚晨主演的谍战电视剧《潜伏》印象都比较深吧。剧中天津站特务李涯觉得余则成有问题，多次暗中余则成夫妇的身份，几度使余则成身份暴露。为了保护余则成的身份，于是廖三民受命去除掉李涯。
李涯监控到廖三民的电话，带人去找廖三民问他灭虫是什么意思，实际上灭虫就是灭掉李涯，廖三民趁着余则成还没有暴露，跟随李涯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抱着李涯一起跳楼，两人当场摔死了。使余则成身份即将暴露的最紧要关头得以安全脱身，也才有了余则成后续潜伏到台湾的精彩故事。
《潜伏》剧照
多年来，军统一直想派人渗透进延安，然而得以在保卫部门历次锄奸行动中，成功潜伏下来的唯独只有李涯。这个代号为佛龛的李涯，先前化名冯剑，在延安二保小担任了自然老师。他在延安的生涯堪称专家的。不但站稳了脚跟，还传递出了重要的情报。在眼看着能成功揭露余则成的d员身份的冲刺之际，功败垂成，死在了寥三民手上。
与李涯完美的生涯相比，另一名特务刘从文则属于学徒级的，相形见绌。
1948年3月，鉴于全国解放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决定率机关东渡黄河到华北，指挥影响中国命运的生死大决战，将大由陕甘宁边区迁移至河北阜平。
解放时，刘从文为晋察冀军区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后来成为埋伏在晋察冀军区部的特务。他在延安之前就已经潜伏在党内部，负责党高层的饮食，他曾多次试图给的饮食下毒，但是由于警卫的高度警觉而没有成功。
当时，军统保定站站长曹亚夫组建了阜平小组，组长是刘其昌，刘从志是兼收发，刘进昌、孟宪德为成员，他们都是河北省阜平县人。
作为军区部小伙房司务长的刘从文，经常外出给食堂买东西。一次，他遇到了本村的刘其昌，刘其昌便想利用刘从文能够接触军区的便利，探听有关情报。后来在刘其昌的乡情的蛊惑和金钱的诱惑下，刘从文将他知道的一些情况，力所能及的告诉了对方，如军区部住在什么地方，局在哪里，首长到石门开会去了，过四五天才能回来等……
有一天，刘其昌交给刘从文一把、几十发和一包，安排他把放到和聂shuai的锅里。刘从文妄图借给煎药和送鱼汤的机会下毒，但都被聂shuai等人警惕地化解。后来他胆战心惊的把扔到了村外，把悄悄地藏了起来。
刘从文想到要谋害领袖，整日担惊受怕，白天似睡非睡，夜晚经常惊叫，他的异常表现未能引起人们注意。
探知住处，并向特务报告的，并不仅是刘从文一人。华北军区部所属大丰烟厂的副总经理孟宪德，也从另外渠道得知了这一消息。
孟宪德有个妹妹在军区工作，嫁给了一个小有权利的干部。孟宪德一次在妹妹家中短住期间，妹妹神秘的对他说有大人物来了，无意中把住在聂shuai原来住的小院的消息透露给了身为特务的孟宪德，孟宪德立即到保定向特务机关进行了汇报。
阜平小组与空军取得联系，准备直接轰炸。由于当地人建造的小院简陋低矮，刘从文担心空军难以识别目标。他灵机一动，在住处四周悄悄撒上玻璃渣，准备利用反射阳光的亮光指引敌机。
聂荣臻元帅
据《聂荣臻回忆录》里记载，敌机轰炸城南庄的准确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初。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没死一人，一共投了四枚。一枚落到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爆炸，一枚正落到小院里爆炸了。其余的两枚落到了离驻地较远的地方。敌机投完，就飞走了。我们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我心里后怕，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敌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保卫部门查了许久，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才把这个案子搞清楚。
当时军区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烟厂，这个厂的经理孟宪德，被特务收买，暗中加入特务组织。他把军区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这两个家伙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
轰炸机
1949年11月1日，机关截获了军统保定站给南京特务机关发的密电，电文为“职组组员刘从志，担任华北军区方面工作，刘从文担任匪局毛匪行踪工作，二人均由刘文星担任交通员。孟宪德奉华北令调天津工作，已派王志诚（王荣）潜伏津地，与刘进昌联系。职组组员刘从文参加工作年余以来，该员对工作尚努力，每次情报颇有价值，职拟按中尉待遇正式任用。”
11月6日，刘从文被华北军区逮捕。11月9日，刘从志、刘进昌、孟宪德等悉数落网，4人被河北省法院判处死刑，年末被依法枪决，这个特务组织基本上被摧毁。
这次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敌我之间的斗争是错综复杂，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你死我活，前进的道路上处处是遍布陷阱。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严峻的渗透斗争，我们该何去何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八路军锄奸人员守则与四起具体锄奸案例
本文摘自：《刘复之回忆录》
刘复之在年代他曾给朱德、刘伯承和邓小平任秘书，建国后任员会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刘复之
做锄奸工作
1941年1月4日至14日，发生了“皖南”。顽固派背信弃义袭击我新四军。
1941年初，邓政委找我谈话，要调动我的工作。邓说，有两个工作由你来选择：一是到师直属队去当党总支，另一个是到部锄奸部（后改称保卫部）去。有什么意见，同蔡树藩谈。
邓政委说，你聪明、能干，但不要搞自由主义。那时，一些年轻人，包括我，对某些鸡毛蒜皮的事，说长道短。这件事已经过去六十多年，邓小平的这一忠告，我记忆犹新。
蔡要我到锄奸部去。我随即到锄奸部报到。锄奸部驻在离赤岸二里路的王堡村。
我在刘、邓身边工作了两年多，体验生活，学习我党我军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奋不顾身、流血的精神。
从1941年1月开始，我做锄奸保卫工作。从此成了我的终生职业。
我的入门师长、锄奸部长卜盛光给我谈话，第一句话是“进了锄奸部，要守口如瓶”。以后，他不断给我灌输对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和机密性的认识。卜盛光是江西老，很钻研保卫业务，对我的一生影响至深。
锄奸部受蔡树藩。一二九师师部设立锄奸委员会，邓小平任，统管这条战线的重大问题。锄委会的成员包括几位师首长和锄奸部长。
锄奸部分三个科：一科是侦察科，主管内部的工作，重点审查干部，科长吴杰，副科长是我；二科是教育科，科长陈广文，副科长杨怀珠兼侦察队长，副队长何长群；三科是预审科，科长宋烈，副科长赵震寰。
1942年，吴杰调到太岳军区任锄奸部长。此后，我主持一科工作。1943年，杨怀珠调回延安，宋烈调太岳区任局长。吴格成任副部长。这时，锄奸部有我、赵震寰、何长群、尚景禄、张若千、白均、郭富安、晋劲敏、王修竹、霍宝山、张一明、郭恩庆、徐书凯、崔永明、张允文等。在这几年，还结识了刘明辉、秦传厚、杨天宝、王艮山、佘积德、曾宪池、张静、闫定础、万晓塘等老保卫干部。
锄奸人员守则
我保存了一本1941年的工作笔记，记录了八路军野战部锄奸部规定的锄奸人员守则如下：
锄奸人员是以智力与敌人奸细作斗争的，因此，锄奸人员应具备下列素质，遵守下列守则。
（一）锄奸工作是自觉的、最负责任的工作之一。锄奸人员应绝对忠实于党，不放过一个敌人，不冤屈一个，为党为服务不辞劳苦，违背这个原则，便是锄奸人员的极大罪恶。
（二）锄奸人员只有特殊的责任，没有也不应要求特殊的权利；只有特殊的工作，没有特殊的地位。锄奸人员应与各方面的干部及党员亲密团结一致，打成一片，对敌人奸细要圆滑，对自己要诚恳。
（三）锄奸人员应当沉着冷静，虚心老练，切忌自夸本领，高谈阔论，神气十足，并且不应张皇失措。
（四）锄奸人员的工作作风，应当具体、客观、彻底、慎重。
（五）锄奸人员应当努力学习，加强自己一般的、的和特殊的知识和技能，锄奸人员没有足够的知识，在与敌人斗争的过程中，自己一定会失败。
（六）锄奸人员的纪律：严守秘密，不得将有关工作的事情作为谈论的材料；服从组织，不得违犯命令。锄奸人员应服从政委、部的。不得藉口服从锄委会而要求脱离机关及其之与监督；忠于职务，不得无故提新要求；严守立场，未经组织许可，不得改换工作，或利用特殊工作做有关于的言论行动，未经许可不能加入其他政党及团体；尊重道德，不得以公济私，不得在锄奸工作中弄钱和贪污腐化，锄奸人员如破坏纪律，应就地给以指斥与处分，不应姑息坐视，令其错误之增长。
清除神秘主义影响
1942年，按照延安八路军总部谭政的讲话精神，师锄奸部把内部发展的“十人团”、“三人团”之类秘密组员（后来叫特情）整改为“工作网”。这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清除神秘主义影响的作用。
1942年12月，八路军野战部华北全军保卫工作会议。野政驻扎于辽县（左权县）下麻田村，会议在邻近的云头底村。我随卜盛光参加了会议。
野政锄奸部长杨奇清主持会议。野政罗瑞卿在报告中突出批判福尔摩斯神秘主义。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以后找书看了，这是传播神秘主义、宣传技术唯上的，书里有许多糊弄人的意味。保卫工作、侦察工作、情报工作都是有秘密的，有很多事是绝对秘密的，也是有技术的，但这与搞神神秘秘有严格区别。从这以后，内部的“十人团”、“工作网”这种情报组织撤销了。保卫工作强调依靠群众。
在云头底村的会议上，我认识了野政锄奸部的刘秉琳、张一泉、李广祥、田平、刘野萍、傅岩、肖冰、冀中军区部副兼锄奸部长卓雄等。晋察冀锄奸部长余光文派代表王义来参加会议，送给与会的人各一双好布鞋。
反对刑讯逼供
师锄奸部一科负责审查内部有嫌疑的人。审查案子的过程和手段都比较单一，基本上依靠本人的交代去判断是非真伪。
对待来历不明的人几乎只能根据客观形势和本人交代来分析判断是好人还是伪装的敌人，没有条件从容不迫去做取证工作。
对待被俘跑回来的人，基本上依靠政策教育，消除顾虑，动员讲实话，然后根据本人的坦白作结论。人还是要使用的，给人“存疑”、“留尾巴”的事极少，不轻易拘捕人。
环境中行动多变，流动性大，在紧急状态下，有些案件不得不作断然处理，以保卫的安全。
我党我军一贯反对逼供信，反对刑讯逼供。我初进锄奸部时曾动过一次刑，审问通敌的汉奸。他很顽固，死不交代事实，我叫警卫员把他吊到屋梁上，只让大脚趾刚挨着地，顷刻大汗淋漓。这个办法是错误的。至今记忆犹新，起了长久自省的教育作用。
办案必须重证据，不重口供。刑讯逼供违纪违法，逼出来的口供，真假难辨，信与不信都难办，害人害己。因此，对刑讯逼供，必须坚决反，长期反。尽管后来在“文化大”中，逼供信大为盛行，有些人花样翻新搞逼供信，比如搞“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这是极端错误的。逼供信务必反，坚决反。
四起案件
在锄奸部近三年，我经办过一些案件，印象较深的如：
庞炳部两个青年投奔八路军案——
1941年，太行四分区即今山西壶关、平顺、潞城地区，锄奸科科长佘积德派人押送来两名待审查的特嫌。这两个青年从庞炳部跑过来，“要求参加八路军”。他们自述入伍前都是高中学生，二十多岁。庞炳是出名的人物，他积极，消极，经常搞摩擦，与我军和根据地形成军事、的全面对峙，关系紧张。这两个青年冒险越过封锁线，投奔八路军根据地，言谈十分进步，因而显得很可疑。经过多次谈话、审查和最后拘押审问，始终得不到真实的材料来证明他们是真追求进步、诚心，还是被派遣打进我军搞破坏的。后一种情况曾经不断地发生过。经过研究，认为从庞炳部突然冒险跑来投奔，这种可能性极小，伪装进步打进来，潜伏下来伺机搞破坏的嫌疑极大。但是，一下又弄不清楚。正碰上1942年5月反扫荡，锄奸部事先报经师锄奸委员会批准，随预审科行动，在紧急情况下，为防止突然叫喊，向日寇暴露我军目标而依军法处理了。
李世奎被俘案——
李世奎，老，二分区锄奸科长，在山西寿阳、昔阳、平定一带活动，在战斗中不幸被敌人俘虏，关押于阳泉煤矿当劳工，后与分区被俘的战士三人一起脱逃回来。我们配合组织部进行审查，没有发现可疑问题。本人申明被俘后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所以没有被敌人察觉。李世奎的形象确像一个老粗。以后，部里决定对他“释疑”了，不怀疑了。按照本人的交代作了结论。正好碰上1942年5月反扫荡，李世奎随我和杨天保这个小组突围，我们派他当尖兵，表现勇敢坚定。全国解放后，李世奎任武汉军区保卫部长、后勤部政委等职。“文化大”中，有人来向我，我证明李世奎被俘跑回没有问题。
宣传队三个女青年被俘案——
这三个女青年是师部宣传队的队员，在1942年反扫荡中被俘，第二年被放回。经审查，在被俘期间，日寇强迫她们在根据地周围进行了活动，替汉奸组织新民会表演文艺节目，宣传“皇道乐土”等。后来日寇释放了她们，布置回根据地后进行破坏活动的任务。在审查中，她们坦白交代了在敌区的活动和被放回的情况，态度老实。实际上，日寇把她们的活动也登了报、上了广播，她们不能也不敢隐瞒。经研究并报锄奸部批准，给分配了工作，在工作中继续考察。一位留在宣传队；一位分配到太岳区；一位送回延安。我们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不料，在1943年至1944年的“抢救运动”中，送回到延安的这位女青年竟被康生当做典型，迫她到处作“坦白报告”，并印成了小册子。我在太行山麻田八路军总部看到过印刷材料。历史证明这三位都是好。
日特平田投诚案——
日寇太原的“对共班”一个特务，叫平田，日本人。1942年反扫荡之后，在对敌斗争十分紧张的形势下，突然发生日特平田“弃暗投明”案件。平田被转解到师锄奸部。他自称是自动跑到根据地来向我军投诚的。部责成一科进行审查。我和白均对平田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审查，采取生活优待、思想放松等方法，又选派一位懂日语的干部和他生活在一起，让他自然地暴露真实面目。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既没有发现平田思想变化上的矛盾，也不能作出肯定没有问题的结论。由于形势紧张，对他实行了拘留审查，同样没有取得任何确切的正面或反面的证据。在一次日寇扫荡前夕，跟他讲明政策以后，把他押送到延安后方去审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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