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华侨陈嘉庚回国，毛两菜一汤招待，不久他捐来大批物资
1940年5月，新加坡华侨陈嘉庚回到祖国，此行便是为了考察国内形势，并提供各方面的援助，不久后他赶赴延安与毛相见，两人相谈甚欢，谈话结束时特地留下陈嘉庚一起吃晚饭。
这顿晚餐十分的简便，只有两菜一汤，菜是毛自己种的，汤是邻居大妈提供食材熬制的，场所就在毛住的窑洞外的空地上。
要知道陈嘉庚前不久刚见过蒋介石，财大气粗的蒋介石可是为他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欢迎会，并准备了山珍海味为其接风。
然而不久后，陈嘉庚却为延安捐助了大批的物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其中有什么原因？蒋介石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为何没有奏效？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同安县集美社，其父是华侨商人，在新加坡经营一家顺安米店。
陈嘉庚的家庭环境相比一般人来说比较优渥，但父亲从小对他要求严苛，从不娇生惯养，在南轩私塾读书期间迅速地成长，比同龄的孩子要成熟许多。
陈嘉庚结婚时，父母曾给了2000银元给他用于办婚礼和补贴家用，而他却用这笔钱创办了“惕斋学塾”。
从这时开始，陈嘉庚多次往返福建和新加坡两地，致力于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并接收父亲留下的顺安米店。
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陈嘉庚在经商方面也颇有天赋，将顺安米店打理得井井有条，并且用盈利的7000多元创办了“新利川”菠萝罐头厂。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陈嘉庚所涉及的行业领域也十分广泛，赚到的钱也越来越多，但他却始终保持着初心，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向福建、同盟会捐款。
“九一八”爆发后，日军出兵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但蒋介石独揽大权后难掩独裁野心，秉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处处打击和的发展。
直到“西安”发生，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展开赢得了契机，国共两党枪口一致对外，共同反本侵略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爆发，揭开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历史篇章，得知此事后，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愤慨万分，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联系东南亚的华侨想要联合侨胞一起助力。
8月15日，“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成立，作为发起人的陈嘉庚被推选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筹募了1000万新加坡币。
这些钱捐到国内后犹如雪中送炭，在当时国内时局动荡，贪腐的地方官员搜刮民脂民膏，武装与装备精良的日寇相比有着天差地别。
国难当头，每一个人都应该想着为国家出一份力，可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汪精卫却向敌人倒戈，并主张与日本和谈。
陈嘉庚得知此事后深感形势的艰难，他必须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海外侨胞，于是邀请南洋各地侨胞以及爱国团体在新加坡会面。
此次会面众侨胞一致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而陈嘉庚也再次被推选为总会。
陈嘉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向汪精卫致电，对他向日本侵略者握手言和的态度表示谴责，并且以参政院的身份向提出议案称“敌未出国前言和即汉奸”，随后又致电蒋介石请求对王晶对发布通缉令。
此后的三年里陈嘉庚带领南侨总会先后向国内捐助粗略估计达30亿元，然而国内形势仍不容乐观，于是陈嘉庚做出决定要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亲自回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慰劳考察。
此举其一是为了慰问伤兵难民，其二便是实地考察一下南洋侨胞们捐的钱究竟有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
而这一消息传出后，国内两大政党都表示热烈的欢迎，尤其是蒋介石，对他来说陈嘉庚可是一颗“摇钱树”，如果能让陈嘉庚满意，以后就有源源不断的捐款。
可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为陈嘉庚精心准备的一切却适得其反，给陈嘉庚留下了很差的印象。
对于回国后的行程安排陈嘉庚也早就有所打算，虽说国内两大政党并立，但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第一站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蒋介石在得知陈嘉庚将于不久后抵达重庆，立刻拨出8万元的专款，并联系30多个党政部门，组成了近五千人的欢迎南洋侨胞回国慰问团。
1940年3月26日下午四点多，一架“康定”号飞机出现在重庆上空，随后降落在嘉陵江珊瑚坝机场。
陈嘉庚、庄西言、王振相、陈清虎、李铁民五人先后从机舱走出，而应易安、吴铁城以及众多重庆官员及各界代表早已恭候多时。
蒋介石他特意安排的妇女慰劳总会代表，看到陈嘉庚出现后立刻一拥而上，为各位侨胞献上鲜花和锦旗。
随后陈嘉庚一行人前往参加茶话会，但途中陈嘉庚的脸色铁青，似乎对蒋介石特意安排的欢迎仪式并不满意，或许蒋介石自己都不知道哪里做的不妥，惹的这位南侨总会不悦。
其实陈嘉庚在来之前就考虑到，正值国家危难之际，此行应该尽量少给国家添麻烦，他吩咐慰问团的成员自备生活用品和经费，并且着重强调回国后不应太过招摇。切勿忘记回国的使命。
然而机场一见，陈嘉庚发现蒋介石搞了很大的排场，而且前去参加欢迎仪式的各位官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各个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铮亮，全然看不出来有多艰难，条件有多艰苦。
而陈嘉庚得知蒋介石为了接待慰劳团特批了八万元的专款用于接待时，感到十分失望，甚至对国家未来感到迷茫，国家正在经历战火，而蒋介石此举明显是铺张浪费，这八万元的经费可以买多少武器装备？可以救治多少伤员？接济多少难民？
陈嘉庚想到这些深感不安，当即通过重庆的报社刊登启事，表明此行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游览应酬，尤其是在艰难困苦时期。并且婉拒了其他的宴会和安排。
此举可以说是狠狠地打了蒋介石的脸，而陈嘉庚对蒋介石的印象也很差，蒋介石给他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来重庆后第二天才受到蒋介石的“召见”。
如果说蒋介石是因为公务繁忙倒也可以理解，但见面当天，蒋介石的专车来到时，全场官员肃立，宛若皇帝上朝一般，直到蒋介石挥手示意就座，与会的人员才敢坐下，会议结束后陈嘉庚就对秘书说道：“蒋介石像个皇帝！”
陈嘉庚从来不信口中说出来的事情，更倾向于“眼见为实”，因此到了重庆后他婉拒了绝大部分的应酬，实地考察群众的现状。
经过一个月的考察后，陈嘉庚感到万分悲痛，前线的战士们尚在与敌人血拼，而首都的达官显贵整日花天酒地，官员贪腐严重，最终发出悲叹：“中国的救星在哪里？”
可想而知，陈嘉庚在重庆考察的一个月已经对蒋介石以及国民失去了信心，“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的道理他并非不懂。
抛开国民能否带领中国军民赢得胜利不谈，就算是胜了，有这样的其结局也可见一斑，国家艰难是尚如此奢靡，以后更是难以想象。
不久后，蒋介石再次邀请陈嘉庚共进午餐，此次见面蒋介石有两件事情，一是想拉拢陈嘉庚加入，二是打探陈嘉庚对于的看法，以及接下来会不会到延安考察。
当蒋介石得知陈嘉庚有到延安考察的想法后，顿时有些不高兴，当着陈嘉庚的面大肆诋毁，临别时还特意叮嘱陈嘉庚不要被蒙骗。
不久后，陈嘉庚收到叶剑英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官员的邀请，到红岩参加欢迎茶会。
在茶会上，陈嘉庚看到的官员平易近人，给他一种天然的亲切感，顿时对延安之行充满了期待。
1940年5月26日，陈嘉庚在兰州参加完慰劳活动后抵达西安，下一站便是去往延安，蒋介石为了阻止陈嘉庚与延安方面接触，特命寿家骏亲自随行“保护”。
说是“保护”，实际上寿家骏只不过是奉蒋介石之命监视陈嘉庚在延安的一言一行，陈嘉庚自然也心知肚明，但又没有理由拒绝，只好答应下来。
陈嘉庚乘车行至洛川附近时，道路两旁突然冲出来一伙衣衫褴褛的难民，见到陈嘉庚下车后就朝他控诉共“恶劣行径”。
这伙“难民”自然是蒋介石有意安排的，只是却没想到弄巧成拙，陈嘉庚的行程虽不是机密，但一般人也无从得知，很显然是有人刻意安排了这场“闹剧”。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一行人抵达延安，届时延安各界人士早已齐聚南门，举着大横幅迎接陈嘉庚的到来。
同样是近5000人的欢迎仪式，但陈嘉庚所表现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十分热情地与延安的民众打招呼，这究竟是为什么？
陈嘉庚细心地注意到，这些参加欢迎仪式的民众穿着朴素，一言一行都透露出寻常老百姓的气息，很显然并不是延安方面刻意安排，相比蒋介石精心准备的欢迎会，他更喜欢这种真实的场面。
当晚，陈嘉庚被安排在边区交际处的窑洞客房里留宿，看到居住环境的那一刻他对毛和不由得好感顿增，这才是国家艰难的时刻，人们该有的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只是官员有没有搞特殊还有待考察。
次日下午四点左右，陈嘉庚受邀到毛的住所杨家岭的一处窑洞见面，两人见面后陈嘉庚被请进窑洞，看到里面的陈设后他的心里彻底改变了对的看法。
毛的窑洞里只有一张方桌，以及几张经过多次修补的木椅，再看看毛的穿着就是简简单单的粗布军装，与高官的形象截然相反。
毛特地将陈嘉庚留下共进晚餐，陈嘉庚以为，像毛这样的官虽然住在窑洞里，不会弄一些山珍海味，但至少应该会很丰盛，结果开饭时他却望着桌子上的饭菜傻了眼。
毛拿来款待陈嘉庚的只有两道青菜，还都是毛自己种的，唯一称得上丰盛的也就是那一大碗鸡汤。
毛看陈嘉庚愣神便说道：“陈先生请多多包涵，我毛没有钱，菜是自己种的，鸡是邻居老大娘直到我有远客特意送来的。”
听了这句话陈嘉庚的心里五味杂陈，这还是为了招待自己特意安排的，也就意味着的官员和战士们平时吃得更差。
虽然这顿晚餐比较简便，但陈嘉庚却吃得很舒服，比起高官准备的山珍海味更让他开心。
当天晚上陈嘉庚就发出感慨称：“所见所闻，不论与军事，大出我之意料……由是断定蒋必败，延安必胜。”
结束行程准备返回新加坡时，陈嘉庚对秘书曾说道：“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大家要更加努力啊！”
前后不过半年的时间，从抵达重庆时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到返程时满怀信心地称“胜利有保证”，陈嘉庚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毛也被他赞誉为“中国的救星”，可见他对毛十分的看好，甚至是佩服。
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也一直想着要为延安军民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尤其是作为的毛甚至连一辆专车都没有，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赶路上，办事效率大大降低。
不久后，一大批物资送往延安，包括军需、医药品，以及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有关部门研究完分配意见后决定一辆作为公用，另一辆给毛当专车。
可毛得知后却提出修改意见，将其中一辆分配给负责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因为战事繁忙朱老总经常需要奔波，有了轿车后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而另一辆毛提议分配给一些年龄较大的，他们年事已高身体不方便，因为只剩下一辆，便由几位共同使用。
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窃取胜利的果实，悍然发动，这是陈嘉庚早已预料到的事情，而在他心中，这一仗是必胜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兵败如山倒退守台湾，新中国成立在即，陈嘉庚也迎来了与毛的第二次会面。
早在1948年。就发出了“五一号召”，邀请各派、团体参加即将的协商会议，一时间众多侨胞致电毛积极响应，陈嘉庚作为南侨总会的当即向毛致电拥护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的致电中，毛只回复了陈嘉庚的致电，足以可见毛对陈嘉庚的敬重。
1949年1月20日，毛再次致电陈嘉庚，电文称：
“陈嘉庚先生：中国解放斗争日益接近胜利，需新的协商会议，建立联合，团结全国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并祈赐复”四个字的重量非同一般，毛一生写过无数封信件和电文，但用上这四个字的次数屈指可数，其的态度可见一斑。
而陈嘉庚在接到毛的致电后立刻回复道：“大功将告完成，昌胜兴奋，严寒后决定回国敬贺。”
同年6月4日，陈嘉庚抵达北平（今北京），周亲自前去迎接，并陪同陈嘉庚一起到香山别墅面见毛。
再次见到毛，他依旧穿着粗布军装，这让陈嘉庚感到十分意外，同时也对他更加敬佩，无论何时都能够保持初心实属不易。
毛早早地就在别墅外等候，见到陈嘉庚跟周后，立刻笑脸相迎，并说道：“全国基本解放了，我们要成立新，请您来参加。”
陈嘉庚听了以后笑着回答道：“我不懂，也不会讲话，我不敢接受。”
周连忙摆手说道：“您德高望重，这又是见过大事，不懂普通话还有庄先生翻译，最要紧的是心意相通！”
陈嘉庚对两位的诚挚邀请大为感动，也打消了心中的顾虑，尽心尽力地参与到政议的举办中，并且被推选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兼常委。
毛之所以对陈嘉庚如此地敬重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按照毛的想法来说，解放其实是有两条战线的，一条是毛的与之间的军事较量，而第二条战线便是陈嘉庚的海外华侨反对蒋介石独裁，二者遥相呼应，这才赢得了解放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也清楚地感受到了自己以及其他侨胞的变化，此前国乱不断，老百姓生活的苦不堪言，对这样的社会侨胞们也很少有感情上的羁绊。
而新中国成立后，百姓安居乐业，对侨胞们也极为照顾、重视，让这些海外的游子又有了家的感觉。
1955年8月2日，已经81岁高龄的陈嘉庚开始了全国性的考察之旅，为期五个月的考察涵盖了16个地区，深入到基层不断地发现问题，并回馈给毛和周，履行作为常委的职责。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陈嘉庚对于我国的历史文化十分的感兴趣，在西北地区考察期间，特地去黄帝陵和轩辕庙参观拜访，可是结果却大失所望。
陈嘉庚看到的黄帝陵和轩辕庙年久失修，庙宇早已成了危房，他当即给毛致信反应这一问题。
毛在收到信件后十分的重视，将其转交给周并写上批语道：“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事后周向有关部门做出指示，荒废依旧的黄帝陵和轩辕庙也终于在专业人士的修缮和打理下“重获新生”。
通过此事也不难看出，陈嘉庚心中怀揣的家国梦想，虽已逾耄耋之年，但仍辗转各地考察，时刻心系群众，更是敢于提出问题，即使是一个再小不过的问题，在他看来只要是关系民生、关系国家的问题就要尽力去解决。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于北京不治身亡，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途，毛等一众国家出席了老先生的追悼会，并献上花圈以寄托哀思，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福建集美鳌园，回归故土是陈嘉庚的临终遗愿。
陈嘉庚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沉挚爱却始终未曾褪色，正如毛对他的称誉那般“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陈嘉庚老先生犹如一颗明星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从辛亥到解放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他的精神更影响了无数的海外华侨，时至今日他的精神信念依旧在人们心中传承，厦门将每年的10月定为“嘉庚精神宣传月”，地铁1号线列车命名为“嘉庚号”，这些事迹都无一不在表明，福建没有忘记他，全国都没有忘记他，他依旧活在我们心中！
陈嘉庚的俭朴人生
1874年10月21日，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出生在厦门集美的一个小渔村。1890年，年仅16岁的陈嘉庚辞别母亲，前往新加坡跟随父亲学习经商。到1919年时，陈嘉庚已经成为拥有400万资产的大实业家。到1925年时，他的资产已经达到1200万，是名副其实的东南亚“橡胶大王”。也许有人认为，陈嘉庚那么有钱，平时一定是花钱如流水，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曾经是富甲一方的千万富翁，陈嘉庚从不大吃大喝，更不抽烟喝酒，而是粗茶淡饭伴随一生，始终保持俭朴的生活习惯。
自奉甚俭的优良品质
陈嘉庚幼年和少年时代，父亲在新加坡经商，他跟随母亲在家乡集美生活。陈嘉庚9岁入私塾，读书之余，他随母亲下田下海劳作，贴补家用，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可贵品质。
1890年，陈嘉庚奉父函召，到新加坡学习经商。生意步入正轨之后，陈嘉庚即开始将经商赚来的钱投向教育。他抱定“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信念，毕生以诚信勤俭办教育公益。1919年夏，陈嘉庚返回故乡集美，开始紧锣密鼓筹办厦门大学。在筹办厦门大学期间，他发现集美学校少数师生常常会到厦门市去消费，就在集美学校“秋季始业式”上发表演讲进行批评。他说：“本校性质如何？即省俭是也。中国今日贫困极矣，吾既为中国人，则种种举动应以节俭为本。”
大概是为了让学生更信服，陈嘉庚现身说法，举了自己的例子：“鄙人在新加坡时，地处繁华，每月除正当费用外不及二元。所以如此者，盖以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可见，陈嘉庚不是守财奴，他的节俭不是为了把钱财留给子女，而是用来兴学报国。据统计，陈嘉庚一生在国内外创办和资助的各类学校达118所，他一生捐献给文化教育事业的款项高达1亿美元。
陈嘉庚自奉甚俭，对浪费现象极其厌恶。1940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陈嘉庚在去延安考察之前，先去了重庆。在国统区，陈嘉庚每到一地，当地主官都用山珍海味招待陈嘉庚。云南省龙云招待陈嘉庚的菜肴，让他颇感意外：“是宴酒菜均特殊，菜中有象鼻一味，为生平未尝食。”重庆官场的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令他大失所望。在延安，陈嘉庚目睹了根据地干部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处事以利民富国为前提，作风、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的气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并做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准确判断。
节俭朴素的待客之道
陈嘉庚长期在海外生活，返乡期间他注意到：国人平日里清汤寡水、粗茶淡饭，但一旦遇到婚丧嫁娶、亲友相聚，都要杀猪宰羊、烧鸡炖鹅，集中力量大吃大喝一番。为了改变这种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陋习，1948年，陈嘉庚撰写了《民俗非论集》，他在书中写道：我国人对交际应酬，注重宴饮，虽素昧平生，或赴友人筵席，间接传介，萍水初逢，亦多设筵招待，互相传引，豪阔之士，自是应接不暇。夫金钱浪费，必须寻得来源，私情既多，公心难守。
1950年9月，陈嘉庚回国定居。他的日常饮食可谓粗茶淡饭，非常俭朴。他爱吃地瓜稀饭，菜常常是花生米、油条、豆豉、芋头等几项轮换，有时炒一点米粉，偶尔吃点海蛎煎、炸海蛎。即使遇到逢年过节或有重要客人来访，也只是用家乡的特色风味食品来招待。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浪费。”
1951年3月1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陈毅来集美视察工作，陈嘉庚请他来家中喝茶，并让炊事员去买点糖果招待陈毅。当时，炊事员买了一斤糖果招待首长。陈毅一行离开后，陈嘉庚随即批评炊事员，他说：首长最多尝一两颗糖果，不像小孩子一个接一个吃个不停，你买二角钱就足够了。这个节约美谈，后来传颂一时。
陈嘉庚晚年担任全国常委会委员、全国副等重要职务，给他定的工资是行政三级，每月可领390元，加上地区补贴共计539元。但他却规定自己每月伙食费不超过15元，省下的钱全部存入集美学校会计处作为公用。
克勤克俭的家风家训
陈嘉庚一生共育有九子八女。他曾说过：“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正是因为秉承着这样的理念，他对子女的要求甚为严格。他生活简朴，也要求子女不得买奢华的物品，不允许子女过优裕的生活。第五子陈15岁在道南学校读书的时候，母亲给他买了一条领带。陈嘉庚看见后，斥为浪费之举，不允许儿子佩戴。直到陈后来工作赚了钱，才第一次戴上了领带。陈嘉庚正是通过这种严格的教育来磨炼子女的品格。
陈嘉庚经常引用的一句俗话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当马牛”。他留给儿孙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诚毅品格和勤俭品德。至今，陈家后辈仍把“勤俭”奉为重要家训，恪守之、践行之。2018年1月20日，陈嘉庚的孙子陈君宝作客央视《谢谢了，我的家》栏目。主持人敬一丹问他，你对爷爷印象最深的是哪句话？陈君宝脱口而出：“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
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1950年回国定居后，陈嘉庚为修复战时被破坏的集美学校校舍煞费苦心，而对自己被炸坏的住宅却迟迟不让修复。他认为重建住宅所需不过二万余元，但校舍没有修复却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因此，他选择临时居住在“校董住宅”，直到1958年集美学校校舍全部修葺后，他才着手修复自己的住宅。
在他的居室里，只有一张小木床，一张办公桌，一把靠背椅，一张小茶几，一个木制的脸盆架和一口装水用的小水缸。在他的居室里，还有一对旧沙发，他坚持不换新的，只让换一换坐垫。他还亲自找来一块木板，需要时放在沙发的扶手上，作为活动书写板。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根据他的遗嘱，“以自己在国内的总共为334.2万元的存款，拨50万元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又拨50万元为集美社会福利基金，而余下的234.2万元则全部用于集美学校的校舍建筑”。可见，对于这样一笔巨额遗产，陈嘉庚连一分钱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
陈嘉庚是伟大的爱国者，也是的公仆。以“廉”为本色、以“俭”为特征的嘉庚精神，将激励无数海内外赤子同祖国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
（作者为集美大学陈嘉庚研究院华侨华人资料中心）
陈嘉庚的慈善事业及其启示
厦门大学的陈嘉庚塑像
1940年11月,陈嘉庚到大田看望集美职校师生并合影留念
风景秀丽、人才辈出的厦门大学被誉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大学”之一，每年莘莘学子慕名前来求学，也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这所中国知名的高等学府就是陈嘉庚创立的。陈嘉庚，1874年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17岁开始在南洋淘金。他先在父亲的顺安米店工作了13年，逐步从罐头、米店再到橡胶行业。经过20年的打拼，他拥有了15000英亩橡胶园，建起庞大的商业帝国，鼎盛时期，他的产业遍及五大洲，雇员3万多人。
陈嘉庚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他“立志一生所获的财利，慨办教育”。
1961年8月，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国葬之仪，周恩来、朱德亲自执绋送灵。最后，陈嘉庚安葬于集美东南海边的一座小岛螯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认为：“陈嘉庚精神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够植根于乡土和宗族，但能够超越帮派和畛域，扩大而为全国全民尽力谋福的远见与公心。”
做慈善不待富而后行
陈嘉庚早年无资财之时便热衷于公益事业，其自述“生平志趣，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据《南侨回忆录》记载，陈嘉庚曾多次征集药房和医书，印制后免费赠与乡民。第一次花钱编印医书《验方新编》时，他才20多岁。他指出，“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如必待富而后行，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
事实上，陈嘉庚正是这样做的，无论环境、时势发生什么变化，无论面临多大困难，陈嘉庚都竭力支持学校的办学，一生之中捐出几乎全部财产给海内外教育事业，做出了“宁可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卖掉大厦，维持厦大”的壮举。
重视募捐并率先垂范
“万事非财不举”，慈善事业同样需要资金支持，陈嘉庚深知此中道理，也正因为这样，他非常重视募捐活动。
1906年11月的江苏洪涝灾害、1908年的漳州水灾、1917年的天津水灾、1918年的潮汕地震、1920年的威海饥荒、1922年的潮汕风灾、1924年的广东和福州水灾以及1929年的陕西和甘肃旱灾，在这些灾害发生后，陈嘉庚对灾区施以援手、多方筹款赈灾。
此外，他还亲自发起募捐活动，带头捐款。1915年，天津发生水灾，陈嘉庚担任新加坡华侨筹款救济会，计募20余万元。1928年，日军占领济南，陈嘉庚担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1935年，中国11省发生严重水灾，陈嘉庚担任“华侨筹赈祖国水灾会”会长，动员华侨为国内灾民捐款。
在募捐方法和方式上，陈嘉庚也颇有见地。“今日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及持久。新加坡为全马或南洋华侨视线所注，责任非轻，然要希望好成绩，必须有人首捐巨款提倡，此为进行程序所必然”。他认为募捐一定要有人带有并多捐，这样才能募集到较多善款，而通常都是他自己带有捐出巨款。“在1904年至1931年间支出1321万元中，捐资办学的费用就占92%，家用开支仅占2.2%!”另外，为保证筹款的持久，他提出捐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特别捐、常月捐、节日献金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剧球赛捐、舟车小贩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等”。持久的捐赠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慈善行为难以持续的不足。后来，为保障对教育慈善事业的持续捐赠，陈嘉庚还设立了具有现代慈善特征的基金会。
倾资办学
陈嘉庚的一生是从事公益事业的一生，这一点在其办教育事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1894年，陈嘉庚才20岁，便从在南洋辛苦挣的钱中拿出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从此拉开了他捐资办学的序幕。此后，他创办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等学校，并在侨居地办了多所华侨学校，而办学所需经费均靠其所经营实业来维持。后来，世界经济开始萧条，陈嘉庚所办实业受到严重影响。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嘉庚为筹集办学资金，不惜变卖家产、出卖大厦。也正因为这样，黄炎培在评价陈嘉庚时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艺人。”
在谈到办学一事时，陈嘉庚说：“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
陈嘉庚不仅不把学校作为私人财产留给后代，甚至所办学校的建筑也从不以他或其亲属命名。此外，陈嘉庚对教师非常尊重，给予优厚待遇，给学生也提供良好的条件。“集美学校不但校舍宽敞，设备齐全，中学生免缴学费与宿费，只交膳费，师范生全免，学校还提供了被席、制服”。这些都与当前民办学校举办者是非常不同的。
设立慈善基金会
“盖厦集两校，经费浩大，必有基金为盾，校业方有强健之基”。为使集美学校能有持续的经费来源，在1919年5月第五次返乡前，陈嘉庚便将其在南洋的所有不动产捐作集美学校发展的永久基金，并把自己经商所得利润，除去花销、分红和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外，其余悉数寄回国内用于教育事业。1942年，陈嘉庚授命其次子陈厥祥筹办“集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集友”，规定公司股东股息和红利及“集友”盈利的20%用于厦门集美学校的办学。
据统计，1972年至2007年，集友共资助集美学校港币9.65亿元，平均每年捐助8000万港币。陈嘉庚以此种方式筹集办学经费实乃一创举，解决了办学资金难以持续的问题，极大地保障了集美学校的发展与壮大。
慈善资本主义
2006年2月，美国杂志《经济学人》编发了7篇有关慈善投资的文章，将慈善资本主义一词带入人们的视线。该文认为慈善资本主义是指新一代慈善家对于自己作为社会投资家的一种认同。换言之，慈善家将资本投入慈善事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就是慈善资本主义。
而陈嘉庚的慈善思想与之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陈嘉庚推崇西方国家有治教育的权力，认为西方国人踊跃捐资兴学，是因为其拥有兴办教育为国民天职的意识，并一再地表示他倾资兴办私立厦门大学等公益事业，不过是如西方国人一样，聊尽国民天职而已。他说：“尝观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乃由于全体。”“至国民应负私立学校经费之义务，乃民族之天职……其他列强，凡教育或慈善诸费，大半出之国民私财。”“西洋捐资兴学已蔚成风气，是以余虽办有集美、厦大两校，不足资宣扬，实聊尽国民之天职而已。”他的这些思想同慈善资本主义者视自己为社会投资家，在慈善事业有所作为是详尽的。
陈嘉庚的金钱观与慈善资本家极其相似。“金钱如肥料，撒去方有用”是他平生很喜欢引用的依据西方格言，他也常与家人及友人说：“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这与慈善资本家慷慨捐献自己大部分财富用于慈善事业是非常详尽的。
两者都慈善事业的运行形式相似。陈嘉庚为保证集美学校发展所需经费所设立的基金会，其性质与慈善资本家所设立的基金会有很大的相似性。他看到实业发展存在不稳定性，而慈善事业经费需要“多量及持久”。为了保证集美学校有持续的经费支持，将其在南洋的所有不动产捐作永久基金，后又设立集友，补助学校费用。
陈嘉庚的慈善动机
然而，和慈善资本家不同的是，陈嘉庚慈善捐赠的主要动机可被概括为爱国。
他曾坚定地宣称：“鄙人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方余之归祖国也，拟献身社会，从事教育，以了余生，聊尽一分子之义务。”在讨论兴学与兴国的关系时，陈嘉庚说：“且兴学即所以兴国，兴国即所以兴家。世之积金钱以遗子孙者，莫非为兴家计，既要兴家则对于兴国之教育不可不加注意焉。”他认为兴国、兴家和兴学是一致的，强调兴学乃兴国之根本，认为大办教育是振兴中华的根本道路。他说，“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之天职”，“不为教育奋斗非国民”，呼吁人人为兴国而兴学。
可以说，传统的慈善活动，如修桥、铺路、捐款、捐物等为许多慈善家所共有，但能为国家利益而散尽家财兴学者，非陈嘉庚莫属。他说：“凡事只要以国家利益、人们利益为依归，个人成败应不在计。”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成为他不断前行的动力，被毛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据《集美大学学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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