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不拾遗。
路不拾遗，是有其出处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意思是说：社会风气良好，路上丢失的东西没有人捡走。
其实，类似的文章以前写过，意思是“别人丢弃的东西不要捡”。之所以今天重新再写，是有原因的。因为很多人认为“拾遗”是种美德，捡回家再用，是惜物、惜命，并且还以“善巧方便”一说做解释，等等。
路上有遗，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家丢弃不要的东西，比如、比如淘汰的旧物，等。另一种就是别人管理不当，无意中丢失的，比如钱包、戒指等。丢弃不要的，属于无主之物；无意丢失的东西，仍然有主。
对于喜欢在路上拾遗者来说，看见路上有遗，是无法分得清是遗弃、还是遗失。凭主观判断，那只能区别贵重与否、新旧与否、好坏与否。若是不加区别，则会出现将他人之物拾回家，结果就是法律上的“不当得利”，应当返还。
这里重点要说的是：那些看到路上有遗就会拾回家的，以“惜物”的理由，其心理是不够光明正大的。
遗失之物仍然有主，遗弃之物回归天地。若是以“还可以再用”的理由拾捡，那么，天地间任何一物都可以再用：一块石头可以放在花盆里压花，几块布头可以拼成一个帘子，一个空的塑料瓶还可以装水，等等。但是，为什么在拾捡遗物的时候，只对其中的某几样路遗之物有了“惜物”之心？
我们说：敬畏天地万物。又说：天地万物，皆有其用。这里说的“有其用”，指的是天地之用，而非人用。正如庄子与学生看到路边一大树，因为无用才得以长成参天之树，庄子却说：无用才是大用。无用，指的是对人来说没有具体的用处；庄子说的大用，指的是天地之用。天地让其成为树，能够安好地长成大树，就是天地大用。那么，遗落在路边的物品，并非无用，天地自有其用。拾捡回家后，认为是“惜物”再用，也不过是个人认为的“有用”。
个人认为的“有用”，其实就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去判定其价值，具体地说，就是能够“为我所用”。这就必然出现了私利心，“为我”即私心，“所用”即利心。
拾不拾遗，一切由个人。道理就在这里了。要我说，那就是这个样子：天地赐与人类万物可用，自有天道循环，循环之机，便是以回收废旧物品为职业之处。《道德经》中说：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意思是说：不是自己的活就不要干，替别人干别人的活，定会受到伤害。
路不拾遗之所以会成为良好的社会风气，是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有良好的品行。见路有遗物而不动心，源于“心中不缺”。心里不缺，就是真正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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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全公社就一个特派员，为何还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公社只有一个特派员，却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和谐社会景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含义。这句话描述的是一个社会风气良好，人们相互信任，没有人做坏事，所以不需要关门防盗，路上的东西也不会被人捡走。那么，在那个时期，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呢？
一是高度的思想觉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普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具有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在那个年代，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人们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一切。这种思想觉悟使得整个社会风气良好，人们相互信任，违法犯罪现象大大减少。
二是严密的组织纪律。全公社只有一个特派员，却能够有效管理整个公社，这得益于当时的组织纪律。特派员以下是各级干部，他们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对所属区域进行严格管理。这种组织纪律使得社会秩序井然，违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
三是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人们按照自己的劳动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这种公平正义的制度使得人们安心生产，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当时的法律制度也比较严格，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使得社会风气得到净化。
四是良好的道德风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大力弘扬道德风尚，倡导“五讲四美三热爱”。这种道德风尚深入人心，使得人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尊重他人，关爱弱者，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那么，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是否能够借鉴那个时期的经验，营造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呢？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通过教育、宣传等途径，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
2. 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3. 落实责任制。明确各级干部的责任，确保社会管理到位，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
4. 促进公平正义。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让公平正义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
5. 发挥群众自治作用。鼓励和支持群众自治，让群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共同维护社会和谐。
总之，我们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借鉴历史经验，努力营造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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