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山涉水踏勘文物，他们在路上｜文化中国行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
在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鱼木寨门口的石凳上，摆满了从“一普”到“四普”的资料，文字从手写到打印，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名文物普查员正在进行数据核查，比对“四普”和以前记录的数据，补充和更新文物信息。
“大家坚持住，马上就到了！”晨曦初露，重庆市酉阳县的文物普查员便迎来一场体能挑战。他们正在前往位于钟灵山山脊中部的钟灵山墓地进行实地。山体陡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跟随普查队前行，步履维艰，但这对于文物普查员来说已是家常便饭。酉阳县的不可移动文物共计477处，县域广袤，几乎都分布于山野乡村。普查员在山林中穿越，踏勘着一处处文物。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日前，记者跟随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当一天普查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基层行，走进湖北省和重庆市，探索文物普查的成果和亮点。
文物普查，不只和普查员有关
文物普查员的工作大致分为外业、内业两个部分。外业工作有拍照测量、核对记录、绘制草图、无人机拍摄、RTK（一种定位测绘设备——记者注）打点定位等；内业工作是将外业采集的数据进行整理，生成正射影像，制作文物平面示意图、位置图等，上传、汇总至国家文物局的“四普”数据采集系统，最终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工作进行创新调整。“这是我们的‘小发明’。”根据工作需要，利川市文物普查员对工具进行了改造。文物被高大的树枝遮挡，正常使用的柴刀太短，够不到怎么办？将柴刀改装到可伸缩的拐杖上，使用时能加长，不使用时可拆开，方便收纳。激光测距仪无法测量房屋挑檐怎么办？在鱼竿顶上固定回形针，挂上卷尺，便可测出数据。
10月31日，湖北省利川市文物普查队员用自己改装的鱼竿进行数据测量。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不只地上文物，三峡水库区消落区及水下文物测绘，也为“四普”提出了挑战。由于泥沙淤积、水下环境复杂等因素，仅靠传统的全站仪定点定位，很难得到这些文物的精准数据。重庆市万州区因地制宜，在普查实践中摸索出“底数资料结合数字测绘成果”“人工打点结合低空摄影测量”“数字正射影像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外业结合内业录入”的“四个结合”工作法。
文物普查不只是文物保护中心的事，需要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湖北省将省、市、县的文物普查工作进行统筹，组织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省博物馆、省考古所等力量，核查省级普查办的工作的同时，指导并参与各地普查工作；注重进度和质量两手抓，不仅“上下互检”，还推出“东西互检”，即湖北东部完成文物普查的地区和西部完成文物普查的地区，进行交叉检查。
文物普查还和社会公众紧密相关。“咱们都多留意留意，发现文物线索一定要报告哈，拨打这个电话：61018872。文物普查队来了，我们要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一起把这件大事办好！”在万州区的村庄里，总会响起这样一段广播，用群众能听得明白的语言，宣传文物普查工作。
10月28日，重庆市忠县新立镇五龙捧圣神道碑，文物普查队员毛倩和黄星正在进行数据核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重庆市忠县在开展文物普查实践时，注重口述史，文物普查员挨家挨户走访，厘清历史沿革。由于“三普”时设备的精准度不够高，有些定位偏差较大，甚至出现地图上是这个乡镇的点，其实在另一个乡镇的情况。忠县普查员周李和同事曾经根据“三普”地图，日行3万余步，寻找文物普查点，但没有找到。后来根据经纬度，结合村民的回忆录，才找到点位的精确位置。
“一普”到“四普”，精神代代传
文物普查工作开展的背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物普查员的坚守。利川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孙孺先后参加过“二普”“三普”，本次“四普”他再次参与其中，而他的父亲孙绘则是“一普”的亲历者。
湖北省利川市的两代文物普查人：孙孺（左）和父亲孙绘（右）。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从“一普”到“四普”，孙孺最大的感受是工具的更新。“‘一普’时条件有限，一个包、一个水壶、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和一把伞，就是父亲的全部工具。”“二普”时，普查工作队有了照相机，但只能拍黑白照片；“三普”对于数据和照片的要求更加规范，工作队添加了GPS，但准确度不够，“利川离重庆很近，有时定位都到重庆了”；到了“四普”，使用的RTK定位更加准确，精确度到厘米级，文物普查的质量得到很大提升。
忠县普查员卢雪梅，工作30余年，曾参加“三普”。“我还有几年就退休了，最放心不下的是忠县文博人才队伍的建设。现在的年轻人缺少实地经验，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只有通过实地，才能准确判断和真实掌握文物保护现状，切实提升专业水平。”
今年5月，“四普”进入实地普查阶段，卢雪梅主动请缨去一线。铁山寺无直达公路，需要攀爬近70度的崖壁。青石板阶梯布满青苔，湿滑无比，她手脚并用缓慢向上攀爬，耗时近1小时终于登顶，为了不耽误进度，来不及休整，立即投入工作。
重庆市忠县新立镇五龙捧圣神道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前辈们的工作精神为青年一代文物普查队员树立了榜样。“你可以从她们身上看到一种情怀。”忠县普查员蔡劼是一名95后，文物普查的经历让她收获颇丰。“在普查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难题，比如找不到‘三普’中记载的文物位置，我们要思考和寻找解决方法。同时，口述史的还让我学习如何与人沟通。”
高校学生也在普查中贡献力量。自7月初，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与长江大学历史系合作开展田野，对高校学生开展培训，形成相对稳定的外业模式与内业整理方法，组建两组10人普查队伍参与文物普查。
大三学生梁灿儿从9月开始参加普查，主要负责“四普”移动端App内不可移动文物的信息采集和记录。她觉得，参与文物普查帮助她增加了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
摸清家底，对文物实施精准保护
我国分别从1956年、1981年、2007年开始开展过3次全国文物普查。2023年12月14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会议表示，通过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全面掌握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情况。
湖北省“四普”工作专班成员欧杰介绍，完成外业进行内业整理时，普查员将通过RTK对文物进行坐标测量，再通过平板输入到“四普”表格，上传、汇总至国家文物局的“四普”数据采集系统，最终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监督实施，为摸清文物家底、后续对文物实施精准保护打下坚实基础。
文氏宗祠就是通过普查，对文物实施精准保护的典型案例。
文氏宗祠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柱山乡戈厂村，先后被用作祠堂、学校、敬老院等，2011年公布为万州区文物保护单位。万州区普查队队长李力曾参加过“三普”，当时文氏宗祠就是李力负责测量的。
10月30日，重庆市万州区文物普查队员在文氏宗祠测量数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那时建筑整体较为破败，当地百姓告诉李力，这里是文氏宗祠，但从建筑本体上看不到相关的文字记录。“我们认为它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将它作‘三普’点记录了下来。”后来，万州区文物管理所找到一些历史照片，并于2018年利用区级文保专项资金对文氏宗祠实施保护修缮，恢复历史面貌。同时，柱山乡在文氏宗祠，以孝善文化为主题进行陈列布展，弘扬优秀家风家训。“这或许就是文物普查的意义，如果‘三普’没有把文氏宗祠定为文物点，这个建筑很可能之后就消失了。”
李力介绍，“三普”只对文氏宗祠做了点位的介绍和记录，“四普”将对建筑本体进行更精细、更全面的，为以后全方位的保护和管理孵化，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基础资料。
酉阳县的不可移动文物共计477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116处，土家文化、红色文化、古镇文化等资源富集。截至10月下旬，酉阳县实地复查率为77%，新发现文物点45处。
重庆市四普办驻酉阳县定点指导专家徐进认为，经过“四普”，土司文化遗址数量和类型更为丰富，酉阳县土司文化内涵进一步明晰。“今年4-10月，结合 ‘四普’工作，我们针对钟灵山墓地开展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确认了钟灵山墓地是酉阳冉氏土司墓地之一，进一步厘清了酉阳冉氏土司的丧葬制度，这为研究土司丧葬制度背后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基础资料。”
国家文物局派驻挂职干部，酉阳县委常委、副县长、县四普小孙波表示，文物普查要立足地方资源特色，做好“三普”文物复查、新发现文物线索，做到“应查尽查、应保尽保”，用文物实证酉阳红色文化、土司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进一步厘清酉阳县历史文化脉络，讲好酉阳故事。
跋山涉水踏勘文物，他们在路上｜文化中国行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
在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鱼木寨门口的石凳上，摆满了从“一普”到“四普”的资料，文字从手写到打印，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名文物普查员正在进行数据核查，比对“四普”和以前记录的数据，补充和更新文物信息。
“大家坚持住，马上就到了！”晨曦初露，重庆市酉阳县的文物普查员便迎来一场体能挑战。他们正在前往位于钟灵山山脊中部的钟灵山墓地进行实地。山体陡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跟随普查队前行，步履维艰，但这对于文物普查员来说已是家常便饭。酉阳县的不可移动文物共计477处，县域广袤，几乎都分布于山野乡村。普查员在山林中穿越，踏勘着一处处文物。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日前，记者跟随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当一天普查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基层行，走进湖北省和重庆市，探索文物普查的成果和亮点。
文物普查，不只和普查员有关
文物普查员的工作大致分为外业、内业两个部分。外业工作有拍照测量、核对记录、绘制草图、无人机拍摄、RTK（一种定位测绘设备——记者注）打点定位等；内业工作是将外业采集的数据进行整理，生成正射影像，制作文物平面示意图、位置图等，上传、汇总至国家文物局的“四普”数据采集系统，最终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工作进行创新调整。“这是我们的‘小发明’。”根据工作需要，利川市文物普查员对工具进行了改造。文物被高大的树枝遮挡，正常使用的柴刀太短，够不到怎么办？将柴刀改装到可伸缩的拐杖上，使用时能加长，不使用时可拆开，方便收纳。激光测距仪无法测量房屋挑檐怎么办？在鱼竿顶上固定回形针，挂上卷尺，便可测出数据。
不只地上文物，三峡水库区消落区及水下文物测绘，也为“四普”提出了挑战。由于泥沙淤积、水下环境复杂等因素，仅靠传统的全站仪定点定位，很难得到这些文物的精准数据。重庆市万州区因地制宜，在普查实践中摸索出“底数资料结合数字测绘成果”“人工打点结合低空摄影测量”“数字正射影像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外业结合内业录入”的“四个结合”工作法。
文物普查不只是文物保护中心的事，需要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湖北省将省、市、县的文物普查工作进行统筹，组织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省博物馆、省考古所等力量，核查省级普查办的工作的同时，指导并参与各地普查工作；注重进度和质量两手抓，不仅“上下互检”，还推出“东西互检”，即湖北东部完成文物普查的地区和西部完成文物普查的地区，进行交叉检查。
文物普查还和社会公众紧密相关。“咱们都多留意留意，发现文物线索一定要报告哈，拨打这个电话：61018872。文物普查队来了，我们要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一起把这件大事办好！”在万州区的村庄里，总会响起这样一段广播，用群众能听得明白的语言，宣传文物普查工作。
重庆市忠县在开展文物普查实践时，注重口述史，文物普查员挨家挨户走访，厘清历史沿革。由于“三普”时设备的精准度不够高，有些定位偏差较大，甚至出现地图上是这个乡镇的点，其实在另一个乡镇的情况。忠县普查员周李和同事曾经根据“三普”地图，日行3万余步，寻找文物普查点，但没有找到。后来根据经纬度，结合村民的回忆录，才找到点位的精确位置。
“一普”到“四普”，精神代代传
文物普查工作开展的背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物普查员的坚守。利川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孙孺先后参加过“二普”“三普”，本次“四普”他再次参与其中，而他的父亲孙绘则是“一普”的亲历者。
从“一普”到“四普”，孙孺最大的感受是工具的更新。“‘一普’时条件有限，一个包、一个水壶、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和一把伞，就是父亲的全部工具。”“二普”时，普查工作队有了照相机，但只能拍黑白照片；“三普”对于数据和照片的要求更加规范，工作队添加了GPS，但准确度不够，“利川离重庆很近，有时定位都到重庆了”；到了“四普”，使用的RTK定位更加准确，精确度到厘米级，文物普查的质量得到很大提升。
忠县普查员卢雪梅，工作30余年，曾参加“三普”。“我还有几年就退休了，最放心不下的是忠县文博人才队伍的建设。现在的年轻人缺少实地经验，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只有通过实地，才能准确判断和真实掌握文物保护现状，切实提升专业水平。”
今年5月，“四普”进入实地普查阶段，卢雪梅主动请缨去一线。铁山寺无直达公路，需要攀爬近70度的崖壁。青石板阶梯布满青苔，湿滑无比，她手脚并用缓慢向上攀爬，耗时近1小时终于登顶，为了不耽误进度，来不及休整，立即投入工作。
前辈们的工作精神为青年一代文物普查队员树立了榜样。“你可以从她们身上看到一种情怀。”忠县普查员蔡劼是一名95后，文物普查的经历让她收获颇丰。“在普查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难题，比如找不到‘三普’中记载的文物位置，我们要思考和寻找解决方法。同时，口述史的还让我学习如何与人沟通。”
高校学生也在普查中贡献力量。自7月初，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与长江大学历史系合作开展田野，对高校学生开展培训，形成相对稳定的外业模式与内业整理方法，组建两组10人普查队伍参与文物普查。
大三学生梁灿儿从9月开始参加普查，主要负责“四普”移动端App内不可移动文物的信息采集和记录。她觉得，参与文物普查帮助她增加了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
摸清家底，对文物实施精准保护
我国分别从1956年、1981年、2007年开始开展过3次全国文物普查。2023年12月14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会议表示，通过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全面掌握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情况。
湖北省“四普”工作专班成员欧杰介绍，完成外业进行内业整理时，普查员将通过RTK对文物进行坐标测量，再通过平板输入到“四普”表格，上传、汇总至国家文物局的“四普”数据采集系统，最终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监督实施，为摸清文物家底、后续对文物实施精准保护打下坚实基础。
文氏宗祠就是通过普查，对文物实施精准保护的典型案例。
文氏宗祠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柱山乡戈厂村，先后被用作祠堂、学校、敬老院等，2011年公布为万州区文物保护单位。万州区普查队队长李力曾参加过“三普”，当时文氏宗祠就是李力负责测量的。
那时建筑整体较为破败，当地百姓告诉李力，这里是文氏宗祠，但从建筑本体上看不到相关的文字记录。“我们认为它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将它作‘三普’点记录了下来。”后来，万州区文物管理所找到一些历史照片，并于2018年利用区级文保专项资金对文氏宗祠实施保护修缮，恢复历史面貌。同时，柱山乡在文氏宗祠，以孝善文化为主题进行陈列布展，弘扬优秀家风家训。“这或许就是文物普查的意义，如果‘三普’没有把文氏宗祠定为文物点，这个建筑很可能之后就消失了。”
李力介绍，“三普”只对文氏宗祠做了点位的介绍和记录，“四普”将对建筑本体进行更精细、更全面的，为以后全方位的保护和管理孵化，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基础资料。
酉阳县的不可移动文物共计477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116处，土家文化、红色文化、古镇文化等资源富集。截至10月下旬，酉阳县实地复查率为77%，新发现文物点45处。
重庆市四普办驻酉阳县定点指导专家徐进认为，经过“四普”，土司文化遗址数量和类型更为丰富，酉阳县土司文化内涵进一步明晰。“今年4-10月，结合 ‘四普’工作，我们针对钟灵山墓地开展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确认了钟灵山墓地是酉阳冉氏土司墓地之一，进一步厘清了酉阳冉氏土司的丧葬制度，这为研究土司丧葬制度背后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基础资料。”
国家文物局派驻挂职干部，酉阳县委常委、副县长、县四普小孙波表示，文物普查要立足地方资源特色，做好“三普”文物复查、新发现文物线索，做到“应查尽查、应保尽保”，用文物实证酉阳红色文化、土司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进一步厘清酉阳县历史文化脉络，讲好酉阳故事。
跋山涉水走秦川 访古不畏关山难
【文化中国行】
冒雨跋涉在泥泞不堪的河边小径，鞋底沾满了泥，一脚深一脚浅；行走于荒草丛生的羊肠小道上，披荆斩棘，汗水浸湿衣衫……日前，记者走进三秦大地，与陕西省咸阳市和宝鸡市的文物普查队员一起，于山野田间访古寻旧，感受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下简称“四普”）的苦与乐。
“需要的文物点往往位于人迹罕至的山林间，爬陡坡、下深沟、穿密林、蹚溪河便成为普查队员的日常。”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宝鸡市文物普查队队长王颢说，在山上复查文物点动辄大半天，“大家往往是带几个鸡蛋、几个馍上山，或者只带着水，等到下山再吃”。
“我们普查时经常碰到马蜂窝和蛇，在秦直道上走的时候，还见到好多处野猪刨过的地方。”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咸阳市文物普查队队长赵旭阳告诉记者，每次给普查队员开会，他都会反复叮嘱安全问题。然而，在实际的工作中，队员们上山下沟、爬坡过坎，受伤是难免的。
其实，在完成野外的信息收集、无人机拍摄、对文物点各类数据的测量记录等户外工作后，普查队员的工作仅仅完成了一半。晚上回到休息处，他们仍需挑灯夜战，进行“室内”工作——整理白天收集的资料，填写“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上传测绘数据、遗址及标本照片等。
在这群步履不停的“四普”队员中，记者发现了不少00后的身影。他们展现了新一代文博人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品质。在咸阳的8支普查队伍中，有3支普查队的队员来自西北大学和咸阳师范学院。“普查能把他们在课堂里学的东西跟实践结合起来，为文博系统培养后继人才。”赵旭阳说。
在“四普”一线，一支年轻的“娘子军”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咸阳市文物普查队一组除一名测绘人员外，都是女将。队长李昆桦是80后“大姐”，其他队员都是20多岁的小姑娘。细雨蒙蒙中，彬州大佛寺石窟下，李昆桦颇为感慨：“小姑娘们正是爱美的时候，每天却像土拨鼠一样，钻荒山探野林。”无论是爬山下沟，还是被酸枣刺扎得“遍体鳞伤”，没有一个人抱怨。说着，李昆桦摊开双手，手上布满老茧和新伤。“大家都是这样。”她说。
“我家娃看到一篇讲述文物普查员的报道，骄傲地说：‘我妈妈现在就在干这个工作’，我当时觉得特别自豪。”说到自己二年级的孩子，李昆桦布满红血丝的大眼睛里涌出一汪水。长时间在外面跑，她很少回家陪孩子。“都是因为热爱文物的初心坚持下来，择一事终一生。”李昆桦说。
雨停了。李昆桦迅速擦干眼泪，收拾好情绪，意气风发地说：“我参加了‘三普’‘四普’，如果身体允许，我将来一定参加‘五普’！”
“四普”虽苦，但普查队员能寻到许多“风景这边独好”的乐趣，比如发现新遗址的惊喜，扩展知识面的充实以及建立深厚友谊的喜悦……
宝鸡市文物普查队扶风五组组员、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工作人员郑丽娟回忆起这次普查工作，印象更深的是互帮互助的情意。她讲起在太白县普查时，大家相互搀扶蹚水到对岸，不断有人摔倒、站起，大家衣服都湿了却彼此打趣看看谁先用体温“烘干”……回忆中，彼此搀扶的手、关怀的话，时时在她心间泛起温暖的涟漪。
谈起来参加“四普”，宝鸡市文物普查队岐山七组组员、宝鸡周原博物馆工作人员侯骁秦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在她看来，跟着普查队走上一圈，对市里的文物资源家底能摸得更清，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大有裨益。“我是研究青铜器的，对于陶片相关内容我不太熟悉。在这次工作中，我跟着学了很多，现在我也算入门了。”
心甘情愿，则虽苦犹乐。正如宝鸡市文物普查队三组组员张宏在普查纪实中写的：“跋山涉水不改一往无前，山高路远但见风光无限。”
（本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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