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夫烈妇是什么意思,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

唐朝小说为何推崇女侠形象？这反映了当时唐朝女性地位的哪些变化

文 |夙夜玖歌

夙夜玖歌

唐人小说的勃兴离不开史官文化的孕育和滋养，“中国古代文人以文言创作的小说，是以子、史二部为母体并从中脱胎而出”。

史官文化所包含的修史原则、材料选择、叙事方式、语言风格等，均对唐代文人于小说的体认和创作产生极深刻的影响，使唐人小说体现出“历史化”“传记化”等特征，

“豪侠”是唐人小说的主要题材之一，以豪侠为主要人物或以豪侠故事为主要情节的唐人豪侠小说，也与史官文化存在着上述普遍羁绊关系。

但同时，由于侠文化与史官文化的历史交集、文化交融等原因，唐人豪侠小说与史官文化的关联和互动还呈现出一定特殊性。

女侠形象的涌现，是唐人豪侠小说的显著特征，近年来关注这一现象的学人颇多，但大多偏向于做一些文本分析，比如对女侠类型的梳理归纳；至于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及产生原因，鲜有深刻探讨。

间有不少论者将其归因于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上升，并认为其正是女性社会地位上升的文学反映，毋庸置疑，唐代部分女性拥有中国古代女性少有的行为自由。

存世文献中关于唐代女性社会活动的记载也相对较多，但若将女侠形象的数量变化直接等同于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忽视对文学现象与其时代背景的深度剖析，不免失于草率和粗浅。

受史官文化的影响，一部分唐人豪侠小说（尤其是在晚唐之前）有着明显的“写实”特征，这一类篇目所记述的女侠如蜀妇人、谢小娥、杨烈妇等，有其史实来源，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女侠故事本身并未体现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一方面，唐人豪侠小说中的女侠形象以商贾、奴婢、平民为主，其所在的社会阶层相对低下，情节也很难关联女性地位提升。

例如：谢小娥、上清、歌者妇，她们的身份依次是“估客女”“婢女”“歌者”，其遭遇或是命途舛讹而“佣保于江湖”，或是因主家牵连而“隶名掖庭”，或是为“恣横”的南中大帅所霸凌。

另一方面，小说作者往往明确表达出尊崇男权轻视女性的传统观念，也不吝笔墨以宣扬女德女贞等思想枷锁。

例如，作者在书写红线奇异侠行之后，却加上一条鼓吹男尊女卑意识的身份设定，从而淡化了女侠保两地平安、全万人性命的义举底色，使其侠行成为赎前罪、还男身的必要手段。

又如《邹仆妻》，女主角临危不乱，隐忍智擒贼众，作者也不忘附赘一个宣扬守节的尾巴，至如《谢小娥传》，作者甚至完全不以突出小娥的复仇行侠作为小说主旨。

文中浓墨重彩地强调着：“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者，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劝天下贞夫孝妇之节。”

这种主张，尽管无法扭曲小说的内容主线，但从传统文言小说注重说教的立场看，小说的核心转向了妇女贞节，女侠角色的“复仇”行为也并非以纯粹的侠行出现在小说中，而是成全“节”与“贞”的方式和过程。

专写女侠的传奇篇目不足以证明唐代女性社会地位明显提升，整体来看，唐人豪侠小说更多反映出普通女性仍需承受沉重身心压迫的现实。约有半数唐人豪侠小说包含女性角色，数量可观，身份多样，除个别出身权贵阶层外，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

小说文本中，她们的行为并不自由，往往因为身份地位微贱而遭逢坎坷。吴保安因报恩行侠，“遂与家绝”“弃妾母子，十年不通音问。”

这也反映出普通平民女性的婚姻状态，在这一类家庭中，妻子作为丈夫的附属存在，而当一些变故出现，则易为丈夫所割舍。

多数女性并没有婚姻自由，勤自勉之妻因父亲逼迫而不得不改嫁；乡人女因乃父之意被献于郭元振作妾；无双等则因家世变故而充于掖庭。

一些女性还需要承受婚姻的不幸，张婴妻被丈夫虐待，后又为冯燕所害；军使女被严武诱骗，又为其所害。

至如黄娥在将嫁之日竟为州牧抢夺献之于高官，崔素娥、裴氏、王可久妻、郭氏因容色而导致丈夫遇害，不得不从于恶人，则反映出女子被男望所逼凌的世风，更有诸葛昂之家妾，竟为其主斗豪所烹食，足见下层女性之卑微。

事实上，尽管唐代权贵女性获得了古代女性罕有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力或自由，但这种局部特征并非彻底贯穿整个社会上下，既有侠行，则有不平之事，不平之事更多发生在社会中下层。

以社会中下层女性为故事主角的女侠传奇，其文学素材并非来自社会地位上升的女性，其故事自然不能附会为女性地位上升的证明。

侠文化与史官文化的特殊关联，是女侠形象涌现的主要原因，二者综合影响使之成为一种必然的文学发展现象，涉侠文学发轫于汉代史官为游侠、刺客作传。

太史公对“侠”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关注，让《史记》中诸侠之传成为后世记录豪侠人物的典范，也促生了古代文人关注豪侠这一特殊群体的文化传统。

班固之后，史官著史不再专为刺客、游侠列传，但史传文学中保留着对所传人物游侠性格的简洁叙述。

此消彼长，文人转向通过诗歌来咏唱游侠人物、任侠行为，所注笔墨愈来愈多，并由此完成了侠文化发展的历史转折——由史家立传走向文人歌咏。“

魏晋南北朝咏侠诗出史入文、创新立意，展现了新的时代侠意识，创造了以乐府为主的传统艺术”，但囿于，诗歌很难拥有史传散文及笔记小说那样的叙事张力。

如《名都篇》《刘生》《长安少年行》《轻薄篇》等篇目，专注于刻画京洛等都市游侠，形象塑造趋于典型化、统一化；《白马篇》《代出自蓟北门行》《结客少年场行》等篇目，逐渐形成以“少年游侠——建功立业——功成身退”为轴心的固定结构模式。

同时，魏晋六朝咏侠诗中的游侠形象，往往并非来自诗人身处的现实环境，更多撷取于历史。如王粲《咏史诗》、陶渊明 《咏荆轲》、刘骏 《咏史诗》 等，以“咏古”“咏史”“咏怀”为主题，以秦穆三良、荆轲、聂政、鲁仲连等古侠为主要歌咏对象。

在这些重抒情、轻叙事的作品之外，以叙事为主的篇目仅有左延年《秦女休行》和傅玄《庞氏有烈妇》。

所以，歌咏历史游侠的某种品格或夸饰渲染都市游侠的轻薄行为，是魏晋六朝咏侠诗的主要内容，其情节、形象缺少现实性，也缺乏多样性，典型但不具体。

魏晋六朝侠文学的主要阵营由史传转向了咏侠诗，但这一侠文学载体的转移并未理想解决其时记叙侠人侠事的需求，也未能提供理想的涉侠叙事经验，从而形成魏晋六朝时期涉侠叙事文学一定程度上的空白，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盛唐。

进入唐代，诗歌文学迎来高潮，相较魏晋六朝咏侠诗，唐人咏侠诗更注重情感的倾泻、理想的寄托以及固定化程式化的渲染，但在中唐以前，也没有出现侧重叙事的咏侠诗。

而同时，唐代任侠活动炽盛，任侠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大量侠人侠事涌现，文人迫切需要一种更为方便的文学体式来叙写这些侠人侠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正在逐渐成熟的古代文言小说，以一种涉侠史传及咏侠诗的绝佳替代者姿态进入文人视野。

相较史传和诗歌，其在形式和内容上所受限制更少，叙事方法更为丰富，表现张力更为饱满，包容度更高，可供逞才发挥的空间更为宽广，更适合作为叙写侠人侠事的文学体式，唐代由此迎来豪侠小说的创作高潮。

可以说，唐人豪侠小说与史官文化的关系近似一个双向回环，史官文化孕育了文言小说，唐人豪侠小说普遍传承史传文学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在内容和艺术上实现了一定的超越。

史官首创了涉侠叙事文学，但又主动终止了这种体例，既直接造成了魏晋至隋朝涉侠叙事文学的缺憾，又间接促进了唐人豪侠小说的发展。

女性行为与传统女德准则的违背，让统治者愈加重视女性思想行为规范的约束。唐初，较为频繁的女德旌表活动逐渐制度化，统治者意图从官方立场强化女德规范，并且“效果极其显著，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妇女生活的转折期”。

如前所述，官修史书中女传的选材标准也出现明显的转折，“列女”渐变为“烈女”，一些女德规范还被纳入律法范畴，成为强制性要求。

社会对女德规范的强调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其中不乏一些极端苛刻的声音。由此，文学创作中较为普遍地渗透男尊女卑、孝顺贞节等思想观念，唐人豪侠小说也不例外。

概言之，史官文化重视女德教化的传统思想与处在矛盾冲突中的时代女性观共同促成女侠传奇对“侠义”主题的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