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连夜赋诗两首，第二天就急于发表，背后有何深意？
1958年10月3日，毛在《》上面发表了两首诗歌，即《七律二首·送瘟神》。
研究毛诗词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二首诗的创作时间是在1958年的6月30日夜晚。也就是说，这两首诗写出来仅三个月后就见报了。
毛创作的诗词的态度十分严谨，他曾经说过，好文章是要改出来的。一首诗写出来，不但自己要改，还要请别人来替自己改。
因为反复推敲，斟酌用字，毛从前写下的诗，有时候过了一二十年才会公开发表。所以像《七律二首·送瘟神》这样，三个月就发表的情况极为罕见。
至于毛为什么这样急迫地想要发表这两首诗，其实当时他已经在诗歌的“后记”当中，讲得十分明白。
只不过由于这篇“后记”文字较长，后来人们在转载这两首诗时，往往不录，所以让人不明就里。毛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后记提到：
六月三十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
这句话已经明确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尽管余江的抗疫行动已经取得了胜利，然而在长江十二省更大的范围内，血吸虫病仍然在肆虐。
所以将余江的防疫的成果作为“样板”，然后向全国推广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关于这个问题，毛还在后记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告诉大家为什么要重视这一次投疫行动。
因为：“八国联军、，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侵略者再凶狠，他们毕竟也是人。人与人打仗，可以讲气势 ，可以讲血性。
装备不如他们，体力不如他们，可是我们有钢铁般的意志。只要我们敢于拼命，就能把敌人吓破胆。然而“血吸虫”不是人，人类如果仅凭坚强的意志和气势，是不可能战胜它的。
除开个人心理扭曲的敌人，多数的敌人侵略这个国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而吸血虫却专好“”。
毛还介绍说：“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
根据统计数据，1958年前后中国总人口才六亿。六分之一的人都感染这种瘟疫，想想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现有资料表明，血吸虫病最早是1904年发现于日本的，所以又叫“日本血吸虫病”。这一疫病传入中国后，在解放以前的三十年内，仅江西一省，因为血吸虫病死亡者竟然高达36万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战乱时期。烽烟遍地，血流漂杵的年代，没有人能顾及防疫工作。
解放以后的前三年，又爆发了。所以直到1953年，这一才引起了党和毛的注意。
1953年，沈均儒到南方疗养，发现长江中下游地区沿岸村庄流行这种“瘟病”。不管人畜，只要沾到水源立刻感染。患者发病时发热高烧、上吐下泻，腹大如鼓。
儿童重症患者从此成为侏儒，妇女重症患者完全丧失生育能力，成年男子丧失劳动力。最后连驻扎当地的，也出现了。
很多地方出现了“寡妇村”，甚至是“无人村”。其状之惨，让人毛骨悚然。这种疫症当时在国外有特效药可用于治疗，但是因为药物太贵，感染的人数太多，根本无法引进采用。
况且血吸虫寄生于钉螺体内，一对钉螺一年产卵25万，个体又小，生存能力又强，所以即使治好了村民，他们过不了多久又反复感染。
毛曾经多次号召全党全民，齐心合力消灭这一疫病。1956年，他在高级会议上提出的最初设想，是花七年的时间，分步骤消灭吸血虫。
但是到底能不能彻底消灭，对于当时卫生条件极差的中国农村来说，一切还是未知。没想到1958年6月，余江县传来了血吸虫消灭成功的消息。
这两首诗写于1958年6月30日夜到7月 1日凌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写信给胡乔木，要他前去和《》商量，能否在1958年7月2日发表。
即使毛明知诗中的“坐地”、“巡天”和“红雨”等词，别人可能看不懂。但是诗中对余江县劳动群众智慧的赞美，却是表达得非常明显。现将二首诗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第一首诗主要是介绍这场瘟疫，给国家和带来的深重灾难。1956年，毛号展血吸虫防治工作后，相关部门曾经向十二个省份派出1000名专家，消灭病源。
当时有负责防疫的专家，曾想过用火烧杀灭它。但是这种吸血虫的寄生的钉螺个体极小，只要在潮湿阴凉的环境上就会“无性繁殖”，很快又卷土重来，所以说“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二句，是对瘟疫过后的村庄的描写，“万户萧疏鬼唱歌”是何等的惨状啊？面对此情此景，所有人都失去了主意。
大家束手无策地坐在家中，静待时空的转换和悲惨命运的降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余江县突然传来了好消息，这就是第二首诗中写的场景。
毛在这里没有先说余江县是怎么开展防疫工作的，而是先借春风吹拂万千杨柳，抒发胸中的感情，用“六亿神州尽舜尧”，盛赞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原来，余江县本来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当地的为了引水灌溉农田，曾经修了一条白塔渠。
后来在防疫时，人们无意中发现，新开的水渠里没有钉螺，又因为大家把开渠挖出来的新土，填埋了旧水沟，结果无意中把钉螺也“埋死”了。
当地收到这个消息后，马上组织了3.6万人，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大量开挖新水渠，通过填埋的方式，把带有钉螺的旧渠，全部处理掉，所以才取得了防疫的胜利。
据统计，当时余江县因为挖水渠，挖动的土方高达416万立方，工程量相当惊人。于是毛的诗里就有了“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壮观景象。
血吸虫病的难治程度，是超乎大家想象的，这种疫病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在很多农村肆虐。直到最近几年，才算比较彻底地完成了消灭它的工作。
其实毛早在1956年的动员大会上就指出，要防治血吸虫病，不是仅靠几个干部就能完成的。必须发动全国齐心协力，才可能办到。
所以当余江县防治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后，毛彻夜未眠，连夜写下了这两首诗，并想尽快公开发表，以此来鼓励将血吸虫这个“瘟神”，送回它的老家去。
3000年前牧野大战，孟子：“血流漂杵”不可信，真的不能信？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武王率领大约10万联军，在河南牧野与商纣王率领的70万杂牌军进行决战，结果商王兵败自尽，商灭，周朝替代了商朝。这一战史称“牧野之战”。《尚书.武成》描绘此战的惨烈程度是“血流漂杵。”被战死的兵士血流成河，把杵都漂浮起来。这个”杵“是何物件？现在通常解释为舂米、捣衣的棒槌，这个解释不妥，下文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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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年后，大儒孟轲（孟子），却对“血流漂杵”这四个字眼颇不感冒。他认为《尚书.武成》所言很不客观很不真实。他说：周武王的是仁义之师，决不会滥杀无辜，纣王残暴，士兵会纷纷倒，怎么会发生血流得连杵都会漂浮起来这样激烈的战斗呢？于是他告诫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譬如他读《武成》，就只读了二三枚竹简而已。
赞同孟子提出的不要相信《武成》所述的古人有不少。如果说孟子是站在“仁”的立场上，对“血流漂杵”提出了主观质疑，那么有的学者还对当年牧野之战的地理环境提出了“客观”质疑。
譬如东汉绍兴人王充从事实角度质疑“血流漂杵”。他认为《武成》所言的“血流浮杵”，形容实在太过了。处于北方的牧野，地高土燥，战死的兵士流下了的血，随即渗入燥土之中，怎么能让杵浮起来呢？而且，王充也对当年战场上有“杵”无“杵”作了质疑。他说：周、殷交战双方的士卒，都携带了充足的干粮，并无舂米臼粮之杵，哪里有杵而浮之事？
显然王充也否定了“血流漂杵”的说法，以后的文人又对“血流漂杵”四字作了解释。清代衡阳人王夫之肯定《尚书》记载不是虚言，但对“血流漂杵”中的“漂”，作出了新的释义。他在《尚书稗疏》中说，漂，应该是“飘溅”的意思。“血溅而漂之，如风吹雨之所漂”。“漂”通假“飘”。血溅出后而在空中飘浮，然后血就飘溅到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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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王夫之说法是有道理的，那么问题也来了。王夫子说牧野之战中，有“杵”存在，而王充则说无“杵”之事。到底有杵无杵，这可关系到“血流漂杵”史载的真伪。于是，也有古人对当年战场上出现的“杵”进行了考证。
古时士兵使用的杵，大约有三个释义：用来舂米的棒槌；用来筑土的工具；用来抵挡敌人的盾。用处不同，但材料基本都是木质的。舂米、筑土的杵可能形状差不多，就是一根木棒的样子，而用为遮挡敌人的一种兵器，估计样子不同了。
在解释“血流漂杵”的“杵”字义时，多数注释为，杵即是舂米的棒槌。古籍上也有”血流舂杵“一说。但在牧野之战中，杵为筑土工具或兵器的意义似乎更通一些。打仗前，每个兵士免不了用杵筑工事之类的垒壁，所以杵的数量不少，他们战死后，弃杵在地，才有“血流漂杵”的可能。如果是炊事班用来舂米的杵，数量有限，就根本不值得让《尚书》去突出地宣染一番。所以朱熹说了，“杵，舂杵也。兵间安得有？”舂杵民间用的，哪里用得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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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杵”的古义同“卤”（樐 ）、“橹”，卤盾就是大盾，古代用来遮挡刀箭等的武器。王夫之就指出，“漂杵本或作卤，楯（盾）也。”明代台州学者陶宗仪《说郛》中，说它的”俗称为傍牌，此物体轻或可漂也。“傍身的盾牌，由于质地是木制成，有可能漂浮起来。
可是问题又来了，地高土燥的牧野，纵然商朝士兵被杀死多少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因此血流成河，使盾牌漂浮起来，这是常识。难道《尚书.武成》所言确实夸张太过，太不真实？
今代有学者根据各方面的史料记载，证明“血流漂杵”不是虚构，确有其事。原来它跟当时的特定的天气、地点和时间三个条件相关。
牧野之战时下了一场持续的暴雨。周族在进军中，大雨下了三天三夜，以致周武王途中生病，军师们请他停师养病或班师回朝，武王在姜太公支持下，义无反顾指挥来到商都郊外。
牧野地势平坦，周武王用兵方式是“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就是以精锐勇士与三百五十辆战车冲向商王的，可见战场的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即使连日暴雨，也不至于被战死的商兵形成血河，因为雨水多半渗入了地下。即便有几处洼地，也难使大盾漂浮起来。所以造成“血流漂杵”的场景，一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起了作用。
古代两军对垒决战，往往在有河流的地方，而且都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当时商、周就布阵在河流的旁边。
今清水河。取自网络
有学者通过实地勘察和资料考据，明确指出“商周决战之前所列阵线，其南段均以清水为其一翼之屏障”。至此，可以确定“血流漂杵”的发生，具备了真实的基础条件。
牧野之战的发生地，在今河南卫辉、淇县的清水流域。《水经注》记载：“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坶野”即是“牧野”，它地处商朝别都朝歌南郊17至20里左右，那里有一条清水河。据学者夏伟田分析：
距今三千多年前，当周武王率联军抵近（今）卫辉市稻香店、清水河村，后稻香村、前稻香村一带，纣王慌忙带领商军赶到了（淇县）常屯、骑河黄庄一带抵挡，隔着小沧河（清水河支流），纣王一头雾水，责问姬发为何带兵攻打朝歌，武王悉数纣王罪状，吕尚急不可耐，大旗一挥，命联军冲杀过去。纣王身边也不乏忠臣良将，拼命抵抗。河水为之染红......
跟战场有关的”杵“字的三个解释，似乎盾牌的意思更接近事实。战斗又发生在特定的地点—清水河旁、特定的时间—1月或2月，特定的气候条件—连下暴雨，于是“血流漂杵”事实就发生了。想象一下，周武王与商纣王发生大规模的这一场战斗中，士兵们皆一手持盾牌，一手挥刀枪，相互厮杀。周军士气高昂，排山倒海地冲向商军。被追杀的商军一触而溃，弃戈而逃，成千上万的士兵倒下，血水和雨水混在一起，流向清水河。血色河上，流漂着被士兵丢弃的数不清的木盾牌。是残酷的，牧野之战中的周武王不可能为了仁义而少杀敌人让敌人少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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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从周王伐纣事，质疑《尚书》载“血流漂杵”不可信，这是以仁政的理念出发，属于主观上的立场使然。但他的这句话从另方面来说，是有道理的，包括孟子在内的圣贤之书，都不可全信。全信了会变书呆子的。就像《史记》上说，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的不到10万人，却轻易地击败了有70万之多的商纣王。能相信70万这一数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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