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薪尽火传，“骥老犹存万里心”
叶嘉莹，1924 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1970 年受聘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现为文史研究馆馆员，天津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迦陵论词丛稿》《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迦陵论诗丛稿》《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等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近年来获“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等荣誉，而她给自己的定位则是“在古典诗歌的教研道路上不断辛勤工作着的一个诗词爱好者”，她想通过毕生的努力把不懂诗的人一个个接引到古典诗词的世界中来。
2019 年，除了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出讲座，另有一件对叶先生来说颇有意义的事：以先生的别号冠名的“迦陵杯”中华诗词传讲大赛于秋季在央视推出。
叶先生1974年第一次回国时，国内还处于“”中。“我觉得我所学的在国内派不上用场了，根本没有想到3年之后，我第二次回国探亲时，动了回来教书的念头。”叶先生说。
叶先生那时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1976年，才结婚3年的大女儿夫妇因车祸双双罹难；她的祖国，正在走出“”和唐山大地震的阴霾。祖国大地上诗词的传统，犹如经霜的小草终在春天里探出新绿，这种生机感染了劫后余生的叶先生，更高远的人生境界在她眼前倏然打开。她不正可以为诗词的传承奉献余年么？
这次回来，叶先生把丈夫和小女儿一起带去她第一次返乡时曾匆匆一瞥的古都西安。在火车上，她看见有个年轻人正在读《唐诗三百首》；到了大雁塔等景点，导游们脱口而出“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等诗句。
历史把长安变成了西安，却变不了历史的记忆，千百年前诗人、词人们用生命书写的诗词，仍印在今天的书中，仍挂在今人的嘴边，这让叶先生有了一种故土遇知音的欢喜：“中国真的是诗词的国度，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劫难，人们还是在用诗歌表达自己。”
看到诗歌的传统还在，叶先生当时就想，自己应该回来，把自己对古典文学的一点点学识贡献给祖国。
在国外讲，固然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但却很难使诗词里蕴含的感发生命得到发扬和继承，只不过给人家的多元文化再增加一些点缀而已；诗词的根在中国，是中国人最经典的情感表达方式，是经几千年积淀而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式，是整个民族生存延续的命脉。
1978年暮春，温哥华叶先生寓所前有一片树林，树梢上落日熔金，倦鸟归巢。她穿过树林走到马路边的邮筒，寄出希望回国教书的申请信。
马路两边的樱花树，落英缤纷。繁华终将飘零，余晖终将沉没，春光终将消逝，年华终将老去，而书生报国的愿望，何日才能实现？年逾半百的余生，该在哪里安排？
叶先生触景生情，吟出两首绝句：“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叶嘉莹寄语
叶先生知道祖国当时还没有从国外邀请教授到国内教课的先例，她也了解祖国当时经济困难，因此有了申请自费回国教书、不接受任何报酬的念头。
把申请信寄出后，叶先生一直关注着国内报纸的教育报道。有一天她看到一则消息，说是“”中许多被批判过的老教授已经得到，其中有李霁野先生的名字。李先生是辅仁大学的教师，曾被邀请去台湾大学任教。叶嘉莹在台湾见过李先生。其后赶在“白色恐怖”肆行之前，李先生回了。
30年过去后，叶先生居然从报纸上获知了李先生的消息，这让她喜出望外。李先生正在天津的南开大学任外语系。叶先生立即去了一封信，告诉李先生她已经提出利用假期回国教书的申请。李先生很快就回信了，给大洋彼岸的叶先生带来了国内教育界的好消息：高考已经恢复，情势越来越好。
叶先生兴奋中又写下两首绝句，题为《再吟二绝》。
第一首：“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意思是：提起当年“”，很多人都曾对万马齐喑的状况感到悲观，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又可以到春天的郊外尽情驰骋了，我也愿意跟大家并辔齐驱，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第二首：“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意思是：我在海外只能怀念祖国，而不能实际报效祖国。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回到故乡，我虽然已经是一匹老马，但仍盼望尽我的心力，为祖国做贡献。
几个月之后，叶先生盼来了喜讯，祖国同意她回国教书。1979年春，她背起行囊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
“新旅程”的第一站是北京大学。随后，李霁野先生以师辈的情谊将叶嘉莹先生请到了南开大学。
1979年春夏之交，叶先生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开了两门课，白天讲汉魏六朝诗，课下来，口口相传，外系、外校，甚至外地的一些学生也赶来听课。300个座位的阶梯教室里，加座竟然一直加到了讲台上，窗口、门口全是人，大家汗流浃背。
叶先生得侧身从人群中挤过去，才能走进教室、步上讲台。
1979 年初抵天津，叶嘉莹（右四）与南开大学教师合影
为了控制人数，保证本系学生听课，南开大学中文系想出了发听课证的办法。200张听课证，却让300多人获得了合法席位。就读天津师范大学的徐晓莉多年后道出秘密：“我们不甘心总在门口受冷遇，就仿照听课证的样子，用萝卜刻成‘南开大学中文系’图章的样子扣在同样颜色和大小的纸片上……每次去听课，我内心的忐忑都像是在偷嘴吃的孩子。今天我才恍然，当年我所偷吃的，原来是一粒仙丹、一颗圣果！”徐晓莉的生命从此浸润到了诗词之中，她在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执教时讲授的是古典文学，退休后又到老年大学开了诗词课。
安易是1979年听叶先生讲课的另一名学生，回忆起当年“盛景”，她的脸上浮现出很享受的表情：“受运动影响，很多教授讲解诗词使用的是阶级分析法，但叶先生讲的是原汁原味的‘兴发感动’，而且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这让我们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安易后来成了叶先生的秘书，如今虽已退休，但依然追随先生，每课必听。
聚散终有时。两个月后，到了分别的时刻。最后一课，学生不肯下课，让叶先生一直讲、一直讲，直到熄灯号吹响，才不得不话别。此情此景，叶先生用诗句记录了下来：“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南开之行让叶先生坚定了他年再来的决心。20世纪80年代，先生在加拿大UBC还有教学任务，她只能利用长假回来。1990年从UBC退休后，叶先生将工作重心移到国内。
“余生何地惜余阴”，叶先生之所以能将40年光阴奉献给祖国的诗词教学，在于她有一个执着的念头：让经历文化断层的同胞因为她的讲授而更加珍视古典诗词这一文化瑰宝，这既是对养育她的这片热土的回报，也是对《诗经》、《离骚》、李白、杜甫的告慰。
此拳拳心迹，流淌在叶先生1979年所写的《赠故都师友绝句》中：“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一曲“拉魂腔” 传唱两百年 泗州戏究竟有何魅力？
泗州戏是流传于我国淮河流域的特有剧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唱腔婉转悠扬、动人心魄，由于流传地区古时称为“泗州”，泗州戏也因此得名。戳视频，一起去看看这个戏种和泗州戏传承人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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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州戏起源于江苏省北部，那里古称海州。据演员们代代相传，清朝乾隆年间曾有张、葛、邱三位民间艺人在劳作的间隙常把当地的民歌、小调糅合成即兴演唱的小曲。由于旋律优美、唱腔动人，人们把它称为“拉魂腔”，意思是唱腔美得好像能拉去人们的魂魄。
泗州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鹿士彬：最早叫周姑子，还有的叫拉后腔，因为它拉的（高）音，嗓子（发声）都在后头。最后还是因为它唱腔迷人，也是群众给送的，就叫拉魂腔。
伴随着人群的迁徙，“拉魂腔”在安徽蚌埠、宿州等地传承发展。这期间，艺人们不仅融合了当地的山歌、花鼓，还借鉴学习了京剧等成熟剧种的服装、器乐和身手功夫。这一地区过去称为“泗州”，孕育形成的新剧种也因此被称为“泗州戏”。
这是安徽省泗州戏剧院的一场送戏下乡演出。这家剧院是泗州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单位。露天演出条件简陋。但演员们专注着一招一式，努力为古老的剧种吸引更多的观众。
位于蚌埠市的安徽省泗州戏剧院，是泗州戏最大的专业剧团之一。排练大厅门口的小白板上，列满了从中秋到的演出计划。这当中的大部分是公益性演出。
二十年前，这家剧团还有八十多名演员，能够排演许多传统古装戏。而如今，剧团人数已缩减至51人。据这里的负责人介绍，剧团整整二十年没有招入新人。一些经典的传统大戏由于需要的行当齐全、演员多，甚至需要团里演员“跨行”。
安徽省泗州戏剧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宫胜春：最后我唱花脸，那肯定花脸老师一看这小子不灵，肯定（不行），所以讲这行当的短缺非常可怕。
专业人才培养资源的匮乏，是泗州戏发展面临的难题之一。在安徽省泗州戏剧院的排练大厅门口，几个跟团学员正在一招一式地认真练习着。他们并不是剧院的正式演员，努力追求着未来不多的机会。据宫胜春介绍，戏曲演员往往从小就要培养。而负责培养演员的艺术职业学校里，普遍缺乏专门的泗州戏专业。
在安徽蚌埠，泗州戏传承的另一番努力来自民间。他叫贡健强，是一名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也是蚌埠本地颇有名气的民间泗州戏演员。他八岁学习泗州戏，跟过当地十多支民间剧团，也曾多次在国内的戏曲比赛中获奖。如今，贡健强是互联网上一名受人关注的泗州戏主播。
泗州戏演员 贡健强：泗州戏陪伴我走过了许多难忘的岁月，我的那些爱恨情仇，酸甜苦辣都是在戏里得到了很多，如果没有泗州戏，也没有今天的我。就因为泗州戏，让我不断地前进，不断地鼓舞我努力，它是一个目标。
连日忙碌，是为了这场村里的演出。这场演出同时在网络上直播。一个多小时的节目中不仅有泗州戏，还有花鼓灯、黄梅戏等其他表演。贡健强不仅是演员，还是整场演出的组织者。这也是他通过互联网推广泗州戏的尝试之一。
每一项文化成果，每一种传统艺术，终将传递到新一代的手中。薪尽火传，传递的不仅仅是目眩的技巧、动人的唱腔，更交接着华夏民族的文化印记，延续着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血脉。不论是在排练场，还是在村边的舞台，不老的“拉魂腔”今天依然婉转悠扬。它在光阴中传唱，传唱在人们的心底。
（总台记者 王宁 周少军 蚌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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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渝
光前裕后 薪尽火传
——从《汤用彤学记》到《汤一介学记》
汤用彤（右）在燕南园寓所为助手讲书 资料图片
《汤用彤学记》 汤一介 赵建永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汤一介学记》 雷原 赵建永主编 新华出版社
汤一介先生系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哲嗣，幼承家学，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之家训，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与转化。他提出并解答了中国哲学范畴体系、内在与外在超越（德法合治）等系列重大问题；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晚年主持传世巨典《儒藏》工程，为文化建设鞠躬尽瘁。
首部纪念文化大师汤先生的文集《汤一介学记》，近日由新华出版社推出。此书承袭《汤用彤学记》之体例，唯往昔由我协同先生编定，如今则由我与“汤用彤书院”雷原院长为先生而编。先生恩泽犹在，而斯人已去，抚今追昔，感慨系之，遂追溯编撰两部“学记”的难忘岁月，以再温侍学汤门18载所沐浴的大师遗风。
协助汤先生编《汤用彤学记》
书名“学记”源出《礼记》之《学记》篇。该篇系统阐明教育的定位、原则和方法，及师生关系，是最早专论师道的著作。自上世纪80年代，三联书店沿用此名出版“学记”丛书后，这类系列层出不穷，形成了纪念前辈大师的著名学术品牌。
先生对各种“学记”非常爱读，领衔主编了《汤用彤学记》，并撰序认为：为前辈大师编《学记》，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纪念。同侪和弟子以切身体会来表述前贤治学和生活的情景，不仅会使我们对其学术精神感同身受，还能更深刻了解时代变迁之迹。因此他说：“这种用‘学记’的方式，表述老一代学者的各个方面，也许更亲切一些。”
《汤用彤学记》是十年前应三联书店原总编孙晓琳之邀而开始编辑的。先生鉴于我研究汤学多年，对相关文献较熟，故约我合编。我们从历年名家名作中精选深切体现汤用彤学行的文章36篇而成书。先生在序中评论：此书“虽非专著，但所选各篇颇具学术水准，其主要部分是收录他的学生对他的为人为学的回忆，大都是亲自受教于他，也有少数并未与他见过面，但都在北大读过书，而对他有所间接的实际了解”。
起初，《汤用彤学记》题签拟由任继愈先生来写，惜未及联系，任先生就过世了，于是改请欧阳中石先生。2010年，先生夫妇专程看望欧阳夫妇，赠送新作，叙旧长谈。欧阳先生欣然同意题字，不久即写下精美的“汤用彤学记 中石拜题”书法条幅，并加盖印章。此际，因我在外地，先生夫妇正赶赴美国，临行前请魏常海教授把题签转交给我。9月底，我返回北大取得原件，马上送出版社付印。
先生逝后，我看到他研究室里依旧端正摆放的《汤用彤学记》诸书，浮想起先生父子一脉相承的仁者情怀和大师风范。当年汤用彤与助手任继愈合作撰著时，将助手列名己前，而先生亦颇具其父遗风。在《汤用彤学记》出版前，先生郑重提出署名我和他共同主编，并把我列在前面。我固辞不受，先生则说“这对你以后有用”，而坚持己见，甘当人梯。幸好，经出版社斟酌，最终还是决定把我置名先生之后。先生提携后进之心无时不在，每每思之，感念无已！
《汤一介学记》的编译
《礼记·学记》云：“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此正先生之谓也。因此，我们秉承先生遗志，并遵照他当年编定《汤用彤学记》的思路，经乐黛云师母审定，编成《汤一介学记》。
先生去年9月9日仙逝，次日，他筹备已久的“纪念汤用彤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由雷原主持如期举办。会上，大家深情追思先生父子，决定尽快编出《汤一介学记》，以弘其道。随即，我们通过新媒体、信函、报纸等渠道约稿。最初拟10月底截稿，因来稿整理、翻译、编校难度颇大而延至年底。今年初，我们先把二校稿赶制成样书，在先生诞辰纪念前夕的葬礼上，赠给与会者。
作为当代学术领物，先生孜孜于融会古今中西之学，他的学问修养感染了每一位所接触过的人。一时间，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撰写缅怀文章。数月来，在师母督导下，我们从众多稿件中遴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文章60多篇和怀念诗联、函电、访谈百余篇，汇集而成《汤一介学记》。该书由与先生相交70余年的老友杨辛教授撰序，书法家启骧题签，除整理首刊先生6篇遗作外，还收入饶宗颐、星云、杨祖陶、楼宇烈、卿希泰、蒙培元、宁可、刘梦溪、冯天瑜、周桂钿、金春峰、许抗生、牟钟鉴、李中华、李存山、郭齐勇、陈可冀、邓可蕴、陈鼓应、汤恩佳、孔垂长、干春松、杨立华、刘笑敢、崔珍皙、舒衡哲、汤双等亲人、朋友、学生、读者之文，多大家手笔。原载《光明》的拙文《明师引路》，由不足三千字扩写至三万余字，亦忝列其中。书中首次公布了大量颇具历史意义的照片，另附录三篇绍述汤用彤、汤霖的文章，从多方面生动展现了先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的家学传承及其为人为学。
先生去世未久，音容笑貌宛在。该书诸文基本写于此际，是先生生平、思想和学术活动的忠实记录，也是最具一手史料价值的研究文献。编纂中，师母时时关心，提供不少珍贵资料，各位师友也予以热心帮助。不然，这51万字的书是不可能在短期内面世的。杀青时，我于《后记》略述编选缘由，师母甚满意，建议改作《前言》以开宗明义，使读者更迅速地把握全书要旨，遂成该书现貌。
在编定先生父子“学记”之际，正值我其他工作最繁忙之时。但由于恩师的嘱托、我所在单位和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作者和读者的殷切期盼，都给予我无穷动力。汤门弟子通力合作，尽力搜集齐备各类文稿，经反复磋商筛选才定稿。令人欣慰的是，出版后佳评不断，认为这两部《学记》初步解决了汤氏父子研究成果散漫匮乏的问题，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基本学术资料宝库，这对学人更好地把握汤学提供了极大便利，有助于推动对两位先贤精神遗产的传承与研究。
（赵建永 作者为汤一介生前助手，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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