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恭让、徐文静：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佛教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程恭让，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中国佛教；徐文静，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佛教。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原题：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百年佛教交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内容提要：百年以来的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经历了从“丝绸之路”研究范式到“一带一路”研究范式的重要转换。文章详尽回顾了百年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的历史和内容，在此基础上对于“一带一路”佛教交流史研究的方法、思路和重点，作出了前瞻性的分析和描述。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年）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及以旅行为基础进行研究的成果》[1]一书中，首次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很快被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经过一百多年，“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古代中国与东西方所有经济文化往来海陆通道的统称。从历史意义来看，“丝绸之路”不仅搭建了域外世界与中华文明交流互动的桥梁，有力地促进了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与的关联；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化信仰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及形式。在丝绸之路所进行的人类古代交往活动中，佛教文化交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交往形式，也因此，百年以来以中国学者为主体推动的佛教交流问题研究，主要是基于“丝绸之路”研究范式的佛教交流研究。
到了20世纪末期及21世纪初期，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环境的显著变化，中国学界佛教研究关注点发生变化，传统丝绸之路佛教交流问题的研究，也开始逐渐转型。2013年总在访问中亚、东盟国家时，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自此前后，“一带一路”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个新型文化研究范式。“一带一路”的研究视域既是新时代中国国家经济、、文化综合思想的体现，也是历史上包括佛教文化交流在内宗教、文化、经济交流的一种写照，因而是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具有中华特色的世界观、文化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及思想智慧一种深刻的复合。正如卓新平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所言：“我们回顾宗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史实，正是提醒人们这些宗教在古今处境中都会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而今天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宗教现状既是其历史的延续，也是当代国际形势引起的全新发展。”[2]这是以新型研究范式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整合，在现实与未来的审慎理解中，在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三维的考量框架中，在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互动交流中，分析和研究佛教交流问题的历史脉络及其意义价值。
所以自20-21世纪之交始，特别是在本世纪最初十年后，有关佛教交流问题的研究，学界发生了研究范式的典型转移，即佛教交流研究愈来愈成为“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佛教文化交流问题研究。
为了更好动“一带一路”佛教交流史的研究，我们先对“丝绸之路”佛教交流研究百年以来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略加回顾。根据具体研究内容的不同，我们把相关研究整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陆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问题的研究
（1）关于陆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问题的综合研究
这方面以季羡林所著1993年出版的《文化交流史》最具代表性①。本书涵盖贸易、往来、技术交流、精神文化交流等诸多内容。其中精神文化交流以佛教文化为重要交流载体，对佛教在丝绸之路特别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流史实作了比较翔实的梳理。该书总结佛教文化交流经历了“撞击-吸收-改造-融合-同化”的五个阶段，作者即从这五个阶段展开佛教文化交流的论述。该书整理、发掘了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些基本史实，涉及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路径、丝路高僧往来、佛典翻译理解、佛教中国化等诸多议题，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2）关于陆上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问题的研究
法国学者布尔努瓦所著《丝绸之路》②一书，指出佛教之所以能够经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汉地，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西方国家对丝绸的巨大需求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往返于丝路之上，有力动了佛教由西向东的传播。英国学者吴芳思所著《丝绸之路2000年》③一书认为汉地最早的佛教是由陆上丝路传入，且第一批真正传播佛教、信仰佛教的人是经丝路来到汉地的中亚“外国人”，他们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交流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该书还指出陆上丝绸之路上考古发现的佛教典籍，多是由汉文、梵文、回鹘文、吐蕃文、和田文、龟兹文、粟特文甚至希伯来文写成的，这为后续讨论佛典翻译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中国学者王启涛著有《汉传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④一文，则重点探讨中国汉传佛教在西域的反向传播问题，从西域丝路捐资造寺、再生功德、佛寺经济、僧人介入俗世、佛寺命名等五个方面，探讨了汉传佛教的传播与影响。此文对继续讨论中国佛教沿着陆上丝路的倒流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3）关于西域佛教的研究
举其要者，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著有《西域之佛教》，井丿口泰淳著有《丝路佛教》⑤。张曼涛曾编《西域佛教研究》⑥，魏长洪等人著有《西域佛教史》⑦，周菁葆著有《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研究》⑧，彭无情著有《西域佛教演变研究》⑨等。法国学者鲁保罗所著《西域文明史》，对西域佛教也作了相关探讨。西域佛教是陆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相关研究对于丝路佛教交流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4）关于佛教经典汉译问题的研究
汉传佛教的最大特一，是对源自印度以及西域的异文佛典作了大规模、系统性、长时段的汉译，并妥善保存及传承。佛典汉译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翻译理论、诠释思想的发展、成熟，另一方面为我们考察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绝佳的视角。前人关于佛典翻译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第一个方面。如国内讨论佛教翻译问题的经典之作《佛典翻译史论》一书，所关注的重点基本上是对翻译史的梳理，对于通过佛教翻译考察佛教文化交流的议题，则鲜有论及。陈帅所著《中土佛音：汉传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传播》一书，还是同样重点关注汉至宋元明清佛典翻译史的梳理。程恭让新著《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一书采用梵汉文献对勘的研究方式，对中国佛典汉译相关问题作出全新的梳理与探究，在基于翻译的佛教思想交流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韩焕忠所著《佛教四书学》则是深入探讨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互释关系的一部新著。
（5）关于疑伪经的研究
古代汉传佛教经典体系中出现大量的疑伪经典籍。从思想史角度来考察，疑伪经特别是伪经的出现，一方面表现出中国传统思想对佛教思想义理的改造，另一方面则预示佛教文化交流在中华大地上进入自觉理解和发展的阶段，与中华佛教主体性的建构具有内在的关系。目前学界对疑伪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疑伪经书目的考证、梳理与鉴别，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如曹凌编著的《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是研究中国佛教疑伪经问题非常有用的一部工具书。还有熊娟所著《汉文佛典疑伪经研究》，重点关注疑伪经的语料鉴别和语言特点。其二是对疑伪经问题本身的综合研究，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方广锠所著《疑伪经研究与“文化汇流”》。该书从疑伪经视角探讨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以及两种文化各自所做的自我调适等问题。另外张淼著有《疑伪经与中国佛教研究》一书，作者归纳佛教疑伪经具有继承性、融摄性、受制约性、世俗性等特征。很多学者已经关注到疑伪经与佛教文化交流之间的重要关系，并已成功地进行初步的研究。
（6）关于陆上丝路来华僧人的研究
丝路僧人群体作为承担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自然是佛教交流研究重点关注的人群。前人关于丝路来华僧人研究的系统性成果，主要集中在佛教史类专著中。代表性著作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等等。相关研究文章主要是对具体丝路僧人的针对性研究，此不一一赘述。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较为著名的丝路僧人身上，诸如安世高、竺法护、鸠摩罗什等等，而对其他丝路来华僧人的关注度明显不足。其次学界普遍关注的是对丝路来华僧人佛典翻译理论、翻译内容、翻译特色和翻译成就等的研究，而对于其在华期间推动佛教交流的其他事迹，则基本无人问津。
（二）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问题的研究
（1）关于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问题的讨论
关于佛教初入中国是经海路而不是经陆路的讨论，近代以来最早持有这一观点的是梁启超先生。之后汤用彤先生否定了这一说法，陆上丝绸之路传入论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但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南方地区考古不断发现大量佛像造像，主张海路或者南传的学者越来越多。俞伟超于1980年发表《东汉佛教图像考》，对遍布全国各地的佛教图像进行了考证，尤其提到四川乐山带项光的坐佛像和四川彭山的摇钱树底座上的大势至和观音菩萨像。而后，考古学界又针对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石刻佛像发文进行讨论，开始提出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阮荣春在《东南文化》连续发文，提出早期佛教造像源自南传系统的看法。李刚的《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1992）一文，也主张佛教最先是由海路传入中国的。蔡俊士发表《略论佛教艺术在南方的传播路线——从三国西晋谷仓罐佛像谈起》（1993），提出佛教和佛教艺术从浙江东南沿海传入中国。199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文物图录——佛教初传南方之路》一书，对佛教初传南方问题提供了一些实物佐证。吴廷璆、郑彭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1995）一文，不仅主张佛教海上传入说，甚至完全否认佛教从西域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观点。当然这些研究也受到主张佛教由陆上丝绸之路初传中国的学者们的反驳和批评。杨维中发表《佛教传入中土的三条路线再议》（2014）一文，认为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元的，陆路和海路属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不同路径，也各自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通过相关讨论，佛教的海路传入及海路传播途径对中国佛教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引起越来越多学者们的重视。
（2）关于佛教交流与中外海路交通关系的研究
佛教交流在中外海路交通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中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李庆新的《唐代南海交通与佛教交流》（2010）一文，认为唐代“广州通海夷道”成为东西方佛教交流的最重要孔道，由海路的求法僧人多取道交、广，在天竺诸国礼胜迹，取佛经，研佛法，转辗于室利佛逝、诃陵等东南亚国家，最终回到中土，为弘扬佛法作出重要贡献。介永强的《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2010）一文认为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与佛教文化交流的关系十分密切。佛教僧人西行求法亲见亲闻的纪行之作，不仅大大充实了中外交通史的内容，而且可以与正史文献参照比勘，成为我们研究中古中外交通史的珍贵资料。李海英的《唐罗海上丝路与新罗佛僧海路求法》（2015）一文对唐代新罗僧人经过海路与中国之间展开的佛教交流史实进行了考察，认为众多新罗留学僧泛海入唐求法，带动了新罗社会、佛教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以及东亚佛教发展、东亚共同文明的形成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刘林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路佛教传播》（2016）一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经由海路传播至中国的佛教文化进行了梳理，认为自魏晋始海路弘法的道路逐渐顺畅，至东晋南北朝，外籍僧人沿海路来华者渐具优势。
（3）对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交流中佛教典籍的整理与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佛教典籍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经由海路传播、交流于中国和东南亚诸国及印度之间的佛教典籍，如历代高僧经海路携带的佛经等。如王邦维的《关于法显从斯里兰卡带回的几种佛经》（2011）一文，对法显由海路带回的四部经典展开了详细的讨论。石云涛的《六朝时经海路往来的僧人及其佛经译介》（2012）一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海路来华的僧人以及相关的佛教典籍翻译的情况进行了概要的介绍。另一类是指描写、记录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交流情况的著作。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王邦维先生所著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
（4）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交流重要人物的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何方耀所著《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一书。此后学界较关注的，是那些在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交流中有过历史功绩的重要人物，如法显、义净等人。如斯里兰卡学者K.N.O.Dharmadasa的《法显在斯里兰卡》（2011）；马娜的《法显西行与东晋时期中外文化交流》（2016）；段玉明的《法显、昙无竭西行求法比勘》（2017）；郑建宁的《法显〈佛国记〉的海外译介及英译史探究》（2018）；成建华的《法显在中斯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与影响》（2018）；释圣贤的《法显文化：新时代华人华侨宗教文化交流的灯塔》（2019）；刘卫武的《义净对中国印刷术发明国地位的捍卫》（2012）；郝学玲的《高僧义净及其成就》（2015）；林丹青的《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校勘八则》（2016）；朱亚非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义净》（2019）；李彩霞的《法显、义净南海行程与唐代交通的转向》（2019）；孟亮的《唐代初期文化交流图景——以义净代表作为中心考察》（2019）等文章，都集中于法显和义净两位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据不完全统计，自魏晋至唐，经由海路到中国传教弘法者达236人之多，而其中译有佛典留存后世者也有36人。对于这个庞大的弘法群体中其他如佛陀跋陀罗、求那跋陀罗、真谛、智严、僧伽婆罗等推动海路佛教交流的重要人物的研究，尚有待今后学界的展开和完善。
（三）关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问题的相关研究
汉藏佛教思想文化交流是佛教交流研究的重要领域，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这一领域做过许多研究工作。就全局性的纵观研究而言，朱丽霞新著《藏汉佛教交流史研究》一书以唐、宋、元、明、清、民国几个大的历史朝代为时间轴，在每个具体的朝代中分别探讨了汉藏佛教之间的人员往来、思想传播、艺术交流、典籍译介等问题，全面揭示了汉藏佛教交流的途径、方法、形式、影响、意义等，系统地阐释了汉藏佛教相互交流、传播、影响的历史进程。王海燕和喜饶尼玛概览了当今学术界对于汉藏文化交流史的主要研究，认为主流的研究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以不同朝代为轴、以断代史的角度探究汉藏不同文化间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唐、元、明、清时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特殊性。民国时期佛教界之间的思想、学术交流，也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有关汉藏佛教学术思想的交流研究，学界侧重在以下三个方面：
（1）汉藏佛教最早碰撞的“桑耶寺之争”的课题
法国学者戴密微（Demiéville）的名著《吐蕃僧诤记》（Le Concile de Lhasa）从历史学和文献学角度对这一扑朔迷离的进行了重构，认为不仅是教理，更重要的是因素左右了这场辩论的胜败。此后，国内外诸多学者先后加入对这一汉藏佛教史标志性的研究和讨论。张广达、沈卫荣等从史学、历史叙事、文献学等角度，认为传统西藏史书《拔协》等的记述并不可靠。班班多杰、索南才让、朱丽霞、杨富学等则认为尽管摩诃衍在辩论中失利，但汉传佛教的禅学、禅法确实对西藏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外许多学者还围绕“桑耶寺之争”的第一手文献做了校勘、翻译或解读，如饶宗颐对敦煌写卷《顿悟大乘正理决》的校勘，以及近年周拉对莲花戒《修习次第论》的完整汉译研究，都属于此类。尹邦志著有《宗通与说通——吐蕃宗论在后弘期的影响与汉藏佛教的亲缘关系》一书，也属于这一汉藏佛教学术思想交流研究的范畴。
（2）对于汉藏交流相关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汉文、藏文佛典写本文献，还包括回鹘语、于阗语等文献资料，对于我们研究汉藏佛教交流史具有巨大的价值。前述《顿悟大乘正理决》就是敦煌所保存的重要汉传禅宗文献。此外，尚有许多值得研究的汉文、藏文资料，对此日本学者上山大峻、山口瑞凤、冲本克己等，都有整理和研究。比如西藏大藏经中《般若心经》之藏译为大本，玄奘汉译所据之小本未有收录。可是敦煌发现的多部《般若心经》藏译，几乎全是小本，由此可知当时流行的依然是小本。又如《金光明经》，西藏大藏经中有译自梵语二本及汉语一本计三种，敦煌写本中还有来自汉译异本一种，可知该经至少有四种藏文译本。敦煌写本中有藏文禅文献，如《楞伽师资记》《顿悟真宗要诀》等译自汉文禅籍的写本，可知当时禅宗在受吐蕃统治的敦煌地区仍可能十分流行，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位学者是8-9世纪的大译师[管]法成（vkos chos grub）。上山大俊、王尧等学者对其人的生平译注多有考证。法成一人就从汉译佛经中翻译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入楞伽经》（及《入楞伽经疏》）《贤愚经》等近20部经论，由藏译汉8部经论，这些译本也多保存着敦煌文献中。
（3）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史，特别是赴藏求法团体的研究，日渐成为学界重视的课题
梅静轩、王海燕、喜饶尼玛等学者从组织团体、研究机构的角度，选取“汉藏教理院”“留藏学法团”等，从学法组织或机构的角度对当时的汉藏佛教交流的形式和动因做了深入的分析，展现了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脉络与趋向。索南才让、王海燕等则以人物为线索分析了民国汉藏佛教交流史中的僧人形象，诸如大师、喜饶嘉错大师、大勇法师、法尊法师、能海法师等等，以及他们对于佛教宏传、经典的翻译传承、汉藏两族文化融合等方面所做的贡献。此外，喜饶尼玛、周伟洲等学者从时代背景、方针、组织功能等特点出发，探讨了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以及在加强与西藏地方以及汉族之间关系的历史意义。
（四）关于全球化时代佛教交流相关问题的研究
自19世纪以来，在物质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共同推动下，全球化（Globalization）得以真正地、大规模地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并在此后的二百年间不断深入扩展（Scholte，2005）。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冲击”，身处其中的中国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开始步入近现代社会。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同样也面临着来自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挑战和机遇，并在此过程中逐渐被形塑为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华佛教。
总体而言，海内外关于19世纪以来有关中国佛教交流问题的研究已取得颇为显著的成绩，有相当数量的成果问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理论方法不断创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根据不同的考察视角，这些先行研究可以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如以所讨论的“空间”范围来看，可以分为：中国佛教与（及北亚）的交流，中国佛教与东亚（日、韩）的交流，中国佛教与南亚、东南亚的交流。如以所讨论的“时间”来看，则可以分为：帝制晚期的中国佛教，近代的中国佛教，现代的中国佛教，当代的中国佛教。如以所讨论的专题内容来看，又可以分为：佛教大事记的整理，重要史事的考证，高僧、教团的海外交流弘传，佛教经典及学术史的梳理，区域佛教交流史的研究，传统佛教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佛教交流问题的研究已历百年，成果数量丰硕，有一定的学术创新，已出现一些典范性的研究。但从“一带一路”佛教交流史的研究范式着眼，以前佛教交流问题的研究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
这些成果大多是对佛教交流中某些方面问题的分析、研究，或者是某些方面的知识的建构，具有零星性和碎片化的特点，缺乏课题研究的系统性。这些成果虽然在某些层次上丰富了佛教交流问题的研究，但主要是一般知识性的，通俗性的，深度史实梳理及学理建构的作品不多。虽然已经出现颇多关注佛教交流问题研究的学者，但研究者在方法论上是欠自觉的，研究者往往没有将佛教交流史的相关课题视为佛教史研究、佛教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这些相关研究成果，大多并未在“一带一路”的研究视域中具体展开，因而没有通过佛教交流问题的研究聚焦中华佛教形塑、中华文化发展、人类文明前景等重大理论问题。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所揭橥的研究视域，虽然是一个开放性的中国学术人文社科研究视域，但是应该遵循以中华佛教和中华文明作为重心，指向推动世界佛教交流问题研究的学术思想框架，中华佛教的形塑及中华佛教、中华文明世界历史意义生成的问题，应该是这一研究视域或研究框架下佛教交流史研究需要凸现的主轴性问题。
既有的佛教交流问题研究，不管是否在“一带一路”的研究视域下开展，一般都比较多地是在历史学研究方法制导下从事的研究，重点关注佛教交流的史实、人物、诸问题，殊少对思想交流活动的研究，也甚少关注佛教交流活动哲学思想价值的考量，更缺乏将历史学研究方法与哲学思想研究方法予以深度融洽的整合和推进。
无论是“丝绸之路”范式下的佛教交流问题研究，或是“一带一路”范式下的佛教交流史研究，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这些研究的对象是佛教，是佛教交流问题。佛教是一种宗教，广义而言，佛教是一种文化，所以丝路佛教交流研究和“一带一路”佛教交流研究，都是对于以佛教文化为主轴的人类文化交流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理论作为我们研究佛教文化交流问题的指导方法呢？
首先，我们知道：文化交流或文化交往的问题，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交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所说的“交往”概念，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中的个人以及诸如阶级、家庭、民族、国家、社会集团等共同体之间在物质、精神上互相约束、互相作用、彼此联系、共同发展的活动过程及形成的相互关系的统一”[3]（P.2），所以马克思经典作家所言的社会交往，既有物质的交往，也有精神的交往，而后者就是指的文化交往。马克思也提出了文化交往的基本理念。如他曾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P.21）马克思这是以“文学”作为一个例证，揭示了“民族的”“地方的”文化发展为“世界的”“公共的”文化的过程及规律。马克思还对人类资本主义时代文化交往活动的价值及其局限，做过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经典言论，为我们思考人类文化交往的过程、本质及其价值的问题，提供了指南。19-20世纪以来，人类日益飞速进入全球化发展阶段，人类的文化交往活动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因此对于人类文化交往活动的研究，也越来越需要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予以方法论的开拓创新。从公元前5世纪佛教诞生的时刻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佛教交流的有关活动，构成历史上人类文化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交往活动中，佛教交流仍活跃而强劲。所以我们在今天从事佛教交流史的研究，应该以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作为具有指导意义及统筹意义的方法理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佛教交流史的过程和实质。
以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交往理论作为佛教交流史研究的指导方针，也就要以总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新发展的新时代文化理论作为思想准则。总2014年在巴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理论，他深刻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5]而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更是系统地阐述了“亚洲各国希望远离封闭、融会通达，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6]的思想。这些“文明交流互鉴”及“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是当代中国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为我们研究文化问题，研究文化交流问题，特别是研究“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佛教交流史这一重大文化研究的课题，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以“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佛教交流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个案，以文明交流互鉴思想作为这个个案研究的指导思想，保障我们的研究方向正确，不至散漫无归；同时透过这一重大文化交流个案的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深化和丰富我们对于文明交流互鉴思想深度内涵的理解。
为了深化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交往理论，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参考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近进展。这里不能不提到哈贝马斯的有关学说。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而这一学派在西方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新研究和理论发展，也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以“交流理性”作为主旨的人类交往思想，为我们研究文化交往问题及“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佛教交流史，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方法论参照。[7]（P.52、61）这里所谓的“交流理性”，也有译为“交往理性”。正如有论者所说：“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哈贝马斯强调语言在交往行为中的基础地位，强调重建交往理性对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实现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并将交往行为理论提升为话语学和文化学的高度，主张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文化传统和国际关系，认为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是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的行为准则，是理想、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条件，也是未来文明发展的方向。”[8]我们将以交流理性的凸显及其相关的佛教人文交流理性的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来观察和描述佛教交流活动的重大哲学思想价值、重大人类文明价值的问题，注重发掘佛教交流活动推进人类文化交流理性深化、拓展的深层文化意义。
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哲学诠释学是推动西方哲学实现本体论重大转型的一个重要哲学流派。哲学诠释学的核心代表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等人。他们强调人类理解、诠释问题的普遍性，强调语言研究及文化研究对于人类理解的意义。如伽达默尔在其名著《真理与方法》中，分别从艺术、历史、语言等领域反思人类存在的理解本质。[9]（P.8）哲学诠释学的这种智慧为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哲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佛教文化本来高度重视理解与诠释的智慧，佛教交流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经典及其翻译、解释为中心的交流。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运用哲学诠释学方法在整理佛教交流史实、深度发掘佛教交流活动思想价值方面的作用。此外，无论是佛教交流与中华佛教的形塑问题，还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佛教交流活动与佛教的现代转型发展问题，在本质上也都是富有诠释学意蕴的问题。因此应该把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解释原则充分运用到相关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中去。
比较而言，基于“丝绸之路”研究范式的佛教交流史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研究范式下具有主导的牵引作用。但是基于“一带一路”新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佛教交流史研究，则不仅要收集历史上涉及佛教交流问题的所有研究资料，整理佛教交流史的基本发展线索，而且要思考佛教交流活动的双向互动过程，反思佛教交流活动对于古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对于现实和未来的佛教交流活动的哲学思想价值也要给与一定的预测和描述，所以这一研究不仅是历史学的研究，也是文化哲学的研究。因此“一带一路”佛教交流史的研究格局以历史学研究为基础但不局限于历史学研究模式，而是需要贯通历史学、思想史、哲学思想研究诸种研究方法，尤其应该在研究中致力实现历史学研究方法与文化哲学研究方法的高度融合和辩证统一。
2019年12月，我们的研究团队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佛教交流史”立项。在反思百年佛教交流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今后“一带一路”佛教交流史研究，主要要侧重以下五个领域的拓展：
（一）关于“一带一路”佛教交流史研究问题、方法与思路的总体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心工作是要对佛教交流史的主要问题、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予以总体性及系统性的方法论思考。其核心是研究佛教文明推动文化交流的动力机制问题。根据佛教交流史既往历史经验，我们认为佛教是一个具有高度交流性的宗教，交流性是佛教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10]佛教文化的交流互动能力不仅是其能够在古代各种激烈的文化竞争、文明博弈中得以存活的内在保障，也是其能够在人类悠久历史及广袤空间进行大规模、长时间、持续化、跨区域、跨时段、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并取得杰出交流成果的内在原因。佛教文化的交流性特质也使其与其他宗教、文化有所区别：佛教更加重视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传教弘法的活动，往往极少借助权力及其他外力的推动，所以是宗教世界比较“纯粹”的交流活动的实施者。已故著名佛教史专家方立天先生曾经把佛教中的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称为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动力机制”；[11]另外一位著名佛教学者赵朴初先生认为善巧方便是佛教自古及今全球弘法最主要的原则和依据。[12]我们将进一步系统化及深化关于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研究，进一步完善关于佛教交流内在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整理和描述“一带一路”佛教交流史的历史轨迹及佛教交流活动的本质与规律。
（二）对于“一带一路”视域下陆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史的研究
这里所说“陆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是指公元前后开始直至宋代长达一千多年，主要在印度、中亚、西域地区及中国内地之间所进行的，以中华佛教为重心、指向的佛教交流活动，也就是传统的陆上丝绸通道所彰显的佛教文化交流。陆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时间开始早，历史规模浩大，对于中华佛教主体性的形成与塑造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对于中华佛教、中华文化及周边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深刻广泛，而陆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中通过佛典汉译及其诠释，与儒道等中土主流思想的对话交流等所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理解，也传播到西域、中亚和印度，对于周边地区、国家的佛教理解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反哺性影响，对于印度佛教形成佛教的新知识、新思想，也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陆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史，陆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与中华佛教主体性的成型，陆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活动的重大思想价值等问题，构成本课题需要予以系统突破的一个基础性研究领域。
（三）对于“一带一路”视域下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史的研究
这里所说“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是指在南海通道上所进行的佛教交流活动，也就是传统的海上丝绸通道所进行的佛教交流活动。这一交流的形式和过程，也是“一带一路”视域下佛教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及基础的方面。其中主要的内容包括海上丝路佛教传入与陆上丝路佛教传入的比较研究，海上丝路佛教交流对中国佛教独特价值、意义成型、思想发展的影响；历史上通过海上丝路所展开的中国佛教与南亚佛教、东南亚佛教的交流互动；海上丝绸之路佛教经典的汉译、诠释等等。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起源时间也早，规模也十分浩大，与陆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一起，对于中华佛教主体性的形塑发挥过重大的历史作用。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对于中华佛教及中华文化的形塑和发展及其发挥对南亚、东南亚、东亚佛教的影响意义十分重大，是迄今仍有旺盛生命力的佛教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展示中华佛教文化的开放性及世界视野的重要历史橱窗。
（四）对于“一带一路”视域下三系佛教交流史的研究
三系佛教是指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及巴利语系佛教或南传佛教。三大语系佛教在中华佛教生并存，三大语系佛教之间的交流是“一带一路”视域下佛教交流的一种重要历史形式，同时也是在中华文化圈内所发生的重要的佛教交流形式。三大语系佛教之间的交流互动，包括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互动，藏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互动，及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互动。历史上汉藏佛教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融合形成中华特色的佛教文化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中华佛教多元一体思想义理格局的形塑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对于多民族中华文化融合性、一致性的形成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深入分析和理解汉藏佛教交流史、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交流史，凸显三系佛教交流对于中华佛教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中华文化传统的体系性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及深刻的现实意义，所以是“一带一路”视域下佛教交流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领域。
（五）对于“一带一路”视域下全球化时代佛教交流史的研究
自19世纪以来，人类逐步迈入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日益迈入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时代。“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佛教交流史研究，以全球化时代佛教交流的研究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以全球化时代的佛教交流为传统佛教交流形式的最新开展。全球化佛教交流从内容上而言，包括中国三大语系佛教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交流，其最为核心的部分，则是中国汉传佛教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华佛教思想走向世界、转型创新的历史。现代人间佛教的提出与发展正是在全球化时代佛教交流中产生的一颗瑰丽的珠宝；现代佛教学术的发展，例如佛教语文学的发展，基于现代方法的各种佛学研究的开展等等，都是全球化时代佛教交流的重要结果。而转型与创新中的中华佛教文化也在日益影响世界，越来越发挥着中华佛教及中华文化新一轮的世界历史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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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英]吴芳思：《丝绸之路2000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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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曼涛主编：《佛典翻译史论》，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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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96岁圆寂，85岁时留下遗言：我没有舍利子，但有个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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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界迎来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96岁的星云大师圆寂了。
星云大师一生德高望重，对佛教的贡献极大。
不过，星云大师早就看淡了生死。在他八十五岁时，就曾经说过：“我死之后，不会留下舍利子，但有一遗愿，希望你们能帮我。”
星云大师留下了什么遗愿呢？要想了解这些，还要从他的生平说起。
1939年的南京街头，一位栖霞寺的老师父在偶然间，看到了一个面露善缘的少年。
这个孩子便是12岁的星云大师。但这时星云大师尚未出家，俗名叫李国深。
此时的李国深，正在观看一队士兵操练。小小年纪的他，很少见到这种场面，士兵们的行动，很快就吸引了他的目光。
不过，就在李国深的旁边，一位僧人已经开始注意到了他。
这位老师父只看一眼，便觉得他极有佛缘。因此，他直接开口问道：“小孩子，不知你愿不愿意当和尚？”
李国深头也没抬，便一口答应了：“愿意。”
这位僧人更觉得惊奇，没想到这小孩子竟然回答这么爽快，看来当真是有缘人，心里不免十分高兴。
两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就这样开始了交集。
几天之后，李国深拜入了栖霞寺的志开上人门下，正式成为一名僧人。
李国深之所以愿意入佛门，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1927年，李国深出生在江苏的一个普通家庭里。李国深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为了维持生活开支，他的父亲经常外出经商。
尽管生活非常艰难，但李国深的母亲却没有一丝抱怨。在李国深小时候，他的母亲就教导他要学会知足，要多行善事，才能有福分。
每次看到家里的有一些闲钱时，李母便会吩咐把这些钱分给更需要的人。
由于她的慷慨大方，周边人都很敬重李家。李国深受着母亲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安于清贫，乐于分享的品格。
李国深就这样一天天长大，懂事，善良的李国深不仅是他的妈妈心里的骄傲，更赢得了他的姥姥的喜爱。
李国深的姥姥信仰佛教，在李国深小时候时，曾经与姥姥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得益于妈妈和姥姥的教导，李国深在很小时就已经接触了佛教，并深深认同佛教的众多理念。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李国深的父亲在南京失踪了。
当时恰逢战乱时期，社会局势比较动荡，李国深的父亲这次本是准备去南京做生意，但到了南京后，却多日不见消息。
一直等不到丈夫的消息，李国深的母亲便带着一家人来南京，看看能不能寻得到失踪的丈夫。
也正是在这次的南京旅途中，李国深被一位老师父看中，从此正式改变了他的一生。
对于李国深的出家，他的母亲是有一些犹豫的。李母一直都十分疼爱懂事的李国深，如今丈夫没有找到，又怎么能再让母子二人分别呢？
可在频起的年代，失去丈夫的一家人本就不好养活，如今李国深有机会进寺庙，倒也能缓和家里的经济压力。
更何况，此时距离南京大屠杀仅仅过去两年。作为这场惨案的亲历者，李母仍然心有余悸。倘若李见深进了寺庙，也能获得一个庇护之所。
思前想后之后，李母便同意了李国深出家。
2月份，志开上人正式收李国深为徒，内号“悟彻”。李国深就此开始以佛门弟子的身份，在栖霞寺修行。
由于年龄较小，李国深还需要在师傅的教导下，识字读书。而他后来之所以要改名“星云”，也源于他的一次学习经历。
在一次读书时，李国深在字典上看到了“星”和“云”两个字的寓意。李国深便对这两个字极其喜爱。
最终，李国深为自己取名法号“星云”，这便是星云大师名字的由来。
十几岁的李国深，在为自己取名星云时，或许不会想到，星云这个名字将伴随着他一起在世界各地传颂。
2014年，已经87岁的星云大师应邀来到了厦门。而他这次的目的地，是厦门大学的建南大礼堂。
在那里，厦门大学的工作人员早已布置好了一切，台下也聚集了3000多名听众，等待着星云大师的到来。
原来，当时恰逢厦大90周年校庆，与厦门大学有着颇多缘分的星云大师，便来此给师生们做一场演讲。
很多人都十分期待这一天，但不凑巧的是，当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在演讲时还下起了雨。
不过，星云大师并没有因为这雨而取消这次的演讲活动。在雨中，他依然以饱满的热情，向师生们传达了他的佛学智慧。
最终，星云大师成功的完成了这场演讲，台下的观众也纷纷为他鼓掌。
而在此之前，星云大师已经奔赴世界各地，全国几乎任何地方都有他的身影。
星云大师由栖霞寺的修行弟子是如何一步步到今天的？让我们把时间回到1949年。
1949年，已经在南京栖霞寺学习佛法十年的星云大师，接到了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他即将离开熟悉的生活，带领一批僧人远赴台湾。
而在当时，蒋介石刚刚逃离到台湾不久，为了防范的间谍，蒋介石对台湾的出入有着严格的规定。
哪怕是有幸进入了台湾，一旦表现出一丝异样，都会被特务抓住，投入大牢。
星云大师明白此行的艰险，但他自从皈依佛门以来，就已经立志为佛学奉献一生了。
在历经几番艰险之后，星云大师一行人终于进入了台湾。但在进入台湾不久，星云大师与同行的几个僧人就被抓了起来。
原来，他们被国军的一些特务们，误当成间谍了。
按照蒋介石的原则，对于间谍一向是宁肯杀错，不肯错过。
就在星云大师凶多吉少之时，有幸得到了命运的垂青。在国军中一些礼佛人士的周全下，星云大师被放了出来。
出狱之后，星云大师按照计划，终于到了台湾的圆光寺。不过，此时的星云大师并没有按照预想的在台湾宣讲佛法，而是被迫去看守了山林。
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星云大师尽管人在山林深处，但他的名声已经开始逐渐传遍台湾。
原来，在星云大师看守山林的空闲之时，开始拿起了笔，写下了众多宣扬佛学的书籍。
这些书的出版，让星云大师彻底从山林中走了出来，来到众人的眼前。
从此之后，星云大师开始在台湾各地宣讲佛法，为人们带去佛教的智慧。
后来，星云大师还联合众弟子，一同在高雄县附近修建了佛光山。
这座道场的修建，前后历经了十年。由于资金不足，很多地方都是星云大师亲力亲为的。
这里的每一处建筑，都有着星云大师的心血。尽管在建筑过程中，星云大师吃了不少苦，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修行呢？
随着佛光山的完工，星云大师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邀请他宣佛传道的人越来越多。而星云大师也开始踏上了前往各地的旅程。
他去的地方开始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等到后来，星云大师还去过非洲，北美洲，欧洲等地，真正走遍了全球。
为了能够满足各地区佛教徒的期待，星云大师常常顾不得休息，刚刚演讲完就登上了前往下一个地点的飞机。
有时候，星云大师忙的连饭都只能在路上吃。但面对这样辛苦的生活，星云大师却毫无抱怨。
自他离开栖霞寺以来，最大的愿望便是希望能够宣讲佛法，为更多的人带去佛教的智慧。
星云大师十分佩服唐代的鉴真大师，认为他不辞辛苦，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向日本宣传佛教，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因此，星云大师也立志要向鉴真大师学习，向世界各地带去佛教的福音。
星云大师也以其对于佛教的诸多功德，被多次授予奖项。
除了在佛学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外，星云大师在社会，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星云大师曾说过：“虽然我们是出家人，但却不可以不关心社会。”
与其他的僧人不同，星云大师与一些地区的有着很多的往来。
在他的佛光山建立完成之后，蒋经国曾经亲自前去参拜。台湾地区的，与星云大师的缘分也就此开始。
身为一个出家人，星云大师还加入了派，并表示自己一直都是人。
除了蒋经国之外，星云大师还认识内的其他人物—吴伯雄，等等。
有很多台湾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都前来拜访过他。在台湾地区，可以说星云大师的名气是很大的。
除了台湾地区之外，星云大师还和党有着很深的渊源。
星云大师自从小时候离家之后，便很难见到自己的母亲，于是他便想回家省亲，看望一下自己的家人。
但当时属于特殊时期，星云大师的请求，毫不意外就被拒绝了。
后来，在李瑞环的力挺之下，星云大师才得以踏上返乡路。
在我党中，也先后有多名接见星云大师，每次见面，星云大师都会赠予们一些书籍。
而我对于佛法也很感兴趣，经常同星云大师一起讨论佛学。
在两岸关系上，星云大师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始终认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并且为加强两岸间的交流做出了巨大努力。
在星云大师奔波于两岸的之间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嫉妒星云大师，并且怀疑他是否想借此从政。
但对于这些非议，星云大师从来都不在乎。在他看来，关怀社会，是佛教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在来到新时代以后，佛教的发展逐渐陷入了一种困境。商业化，功利化开始侵入佛教，这使得大多数人都对佛教的印象变得一落千丈。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随着现代新思想的发展，佛教中的一些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这些问题，都促使佛教必须实现现代化的转型。而星云大师在佛学界耕耘多年，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
在他宣讲的佛法里，关注社会成为其着重强调的一点。积极的参与到社会中来，对社会有用，才能保证佛学一直紧紧跟着时代的步伐。
其实，如果星云大师真的想要从政的话，那么他的地位绝对要比现在高出很多。
除了积极参加这些大事之外，星云大师还切实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建立好几家道场之外，还资助建立了大量的学校，图书馆等文化设施。
在我国发生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星云大师还带头捐款，为在灾难中不幸的人祈祷。
在外出访问时，星云大师同样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的身份。在与印度尼赫鲁交谈时，星云大师努力说服尼赫鲁，让他释放了被捕的多名我国渔民。
这样的一位大师，早就看淡了生死。在他85岁时，就已经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
除了交代自己没有舍利子之外，星云大师还在遗嘱中提及了自己的遗愿：“问我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
星云大师的愿望，就是希望世界上的人都可以平安，幸福。
星云大师一直都期盼着天下人的事情，这充分显示了其大师胸怀。
在星云大师临终前，他还宣布，要将自己这么多年的所有存款全部捐出去，用来帮助世界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2023年，星云大师圆寂了。如今，被安葬在佛光山的万寿堂。
星云大师的贡献，还远远不止这些，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会一直铭记他的功德。
星云大师的一生十分坎坷，从他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只要一个人永不放弃，那么即使遭遇再多的挫折，也会迎来成功的那天。
星云大师从出家以来，一步步成为世界级的佛教名师。不变的，是他永远的爱国心。
出家之人，似乎一向讲究清净，不问社会大事。但在星云大师的提倡下，有众多僧人开始关注现实，为社会做贡献。
星云大师的故事告诉我们，佛教只有真正同社会相结合，才能与现代相接轨，也才能迎来新的生机。
星云大师为佛教，为两岸，为我国做出的巨大贡献，都使得他成为让世人敬仰的一代大师。
星云大师虽然已经圆寂，但他积极关注社会的精神，仍然鼓舞着很多人。而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肯定并且学习的。
各位读者朋友们，你们信仰佛教吗？你们如何看待星云大师呢？
- 作者：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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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 1.朱晓颖,崔佳明,申冉,钟升,徐珊珊,范宇斌,杨伏山,童笑雨.他的最大心愿是两岸和平——民众追忆星云大师[J].台声,2023(03):70-73.
- 2.程恭让,李彬.星云大师对佛教的十大贡献[J].世界宗教文化,2015(0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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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孙江川.从江都走向世界的星云大师[J].档案与建设,2014(01):41-48.
程恭让：中华文化本身就有生态的思想
“一星期前，北京的天好得不得了，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到处都在说北京出现了‘高原蓝’。”程恭让随即指出，好景不长，北京最近又回到了雾霾状态。
程恭让30年来常穿梭于北京、南京、台湾之间，他是台湾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还是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却把家安在了北京。
“我们内心很脆弱，特别是受雾霾严重影响的地方，希望尽快把问题解决，但这个时间很长。”6月26日，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中华文化与生态文明”主题论坛上，当下所面临的雾霾和环境污染，要治理起来是一场持久战，程恭让认为。
人类要集体性进行调整
程恭让认为，生态文明是当代人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严重困扰之一。需要调动人类传统文化中的一切有价值的基因来帮助当代人思考问题，突破困境。佛教信仰与文化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值得关注和借鉴。
程恭让认为，佛教宇宙观的基本特质是把人类放在整个宇宙大系统中予以考量，充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意识和智慧。这一佛教的宇宙观有助于人类重新定位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和角色，尤其是有利于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宇宙观的困境。
佛教描述地球的产生和发展，是强调生命和环境的亲缘关系的。程恭让认为，有理性的人，都知道现在的环境不可以继续恶化下去，大气也好，水土也好，植被也好……统统如此，但我们常感觉到无能为力。所以，想要改变，人类要集体性进行调整。
中华文化本身就有生态的思想
程恭让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样一个观念，讲的不仅是不以人类为中心，而且强调所有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这说明什么？中华文化本身就有生态的思想。”程恭让认为，此观念有助于当代人改变人类漠视其他物种的思维。
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知足少欲”,成为世界上佛教徒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程恭让多年前去印度住过一年，印度的人口中至少有20%以上是素食主义者。
程恭让经常跟企业家交流，“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做素食生意呢？’他们说‘难’。十年前在北京几乎找不到此类商家，现在多起来了。”中国13亿人口，如果有3亿人的生活方式比较清心寡欲，整个生态结构会不会有变化？
“我在这儿不是谈信仰，而是谈健康和生态。古老文明可以从很多方面给我们启发。”程恭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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