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大特务徐远举自供状——《挺进报》被破坏
原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是小说《红岩》中的军统大特务“徐鹏飞”的原型人物。本文系徐远举于1964年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所写的部分认罪交代。
接受命令
1948年，我在重庆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是解放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内部乱成一团，互相争吵埋怨。川滇黔康[1]
四省，是蒋介石盘踞八年的巢穴，这时也到处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抗丁抗粮，反捐反税……反动派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的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反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民的急先锋。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1927年，他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是在南昌、安庆扼杀，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工会领袖的刽子手。江西所谓五次“围剿”，他无役不从；长征后，被任为兰州绥靖，继续围困。1947年，蒋介石又派他来此接任张群，维持大后方的统治。
1948年3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训。他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重庆警备萧毅肃、重庆市党部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局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发脾气，责令特务机关对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不要以为代表团和《新华》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我暗暗着急，又暗中冷笑，以为这个“祸事”，大家都落一点嘛，不光把责任放在我个人身上。这是我的血手插进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限期破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焦躁不安。特务机关的情报虽然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是就这样败下阵来，我是不甘心的。《挺进报》的秘密发行已经很久了，邮检特务早就扣了许多，焚烧了许多，这些我都知道。但地下党组织仍然改头换面、神出鬼没地寄了出来，这是我所未料及的。
为了找到地下核心，1946年我一到重庆，就带着电讯检查科科长查绥之的电讯侦察台到成都，想破坏地下党电台，又在军校搜捕组织，都未得要领。对办事处和《新华》不仅未得到一点线索，还受了许多假情报的蒙骗。就是遣送代表团和查封《新华》，也未捞到什么。这个行动，当时系由西南长官公署幕后策划，重庆警备部公开执行的。警备孙元良任总指挥，重庆局局长唐毅、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和我分任区指挥。遣送分三区进行，以化龙桥《新华》印刷厂和红岩村为一地区，以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办事处为一地区，以七星岗德兴里《新华》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为一地区。我和唐毅、罗国熙率领特务，借口在新华藏有大批武器，准备，即带领保安大队和总队两个营的兵力进行包围，我在德兴里附近埋伏，趁天不亮，借查户口为名，蜂拥而入，将新华社人员，包括报童娃娃在内，分别严密监视，逐室翻箱倒柜搜查。我命重庆站站长吕世琨率领特务，专门搜查文件资料和档案。搜索时我还巡视各处，见新华职工神态安详，毫无惧色，在监视威胁之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只有编辑部负责人刘瞻和我接洽集中手续。我当场询问“不愿回延安去的，我们表示欢迎”。职工无一应者。对特务，有的怒目而视，有的低头不语。编辑部的资料很多，只是一般性的东西，秘密文件一个字也未找着。我问去曾家岩和化龙桥的罗国熙、谈荣章，他们也说什么也没抓着。原来本想捞一把，这时大失所望。当时反动派还以威胁讹诈的手法，三令五申地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要员向机关登记，否则以间谍罪论罪，但没有一个去登记的。
搜查《挺进报》之后，我找吕世琨及二处课长陆坚如、雷天元、季缕等心腹特务，一起研究如何继续寻找线索；还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会商，都未得要领。有些特务简直是糊涂虫，对地下情况一点也不知道，甚至不知怎么回事。当时地下活动，不仅西南的特务机关（包括中统、军统、、宪兵、三青团等）摸不着情况，就连它的首脑机关南京“国防部”也没有材料，更谈不上掌握地下活动规律了。我当了18年军统特务，尤其最后“白刃战”三年，接到军统不少反动文件和指示，从未见到对地下活动有什么系统材料或具体的部署。就在《挺进报》后，毛人凤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跑到重庆来主持破案，我请他介绍经验，他也未说出什么名堂来。
密谋策划
蒋介石怕他的左右对他不忠实，历来都采取相互监视的政策，就是对其最忠实的宪兵特务机关也不例外，搞得特务机关貌合神离，各搞一套，谁也不听谁的。不仅中统和军统对立，宪兵与军统特务时常打架、流血，就是军统内部也分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明争暗斗。只因破坏地下问题，急如星火，朱长官又拍了“金牌”，不管宪兵特务有什么矛盾，我还是动员全部宪兵特务寻找线索，如能破案，大家都好交差；如果破不了案，大家也分摊一些责任，免得落在我一个人头上。
于是，由我做东，发出请帖，在我的住宅——曾家岩戴笠公馆举行“丙种会报”。由我和施觉民、沙吉夫、徐政四人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了对付重庆工潮、方便，另邀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
这次会报，虽然酒席丰盛，但大家还是各怀鬼胎。首先谈话的是“御前侍卫”重庆局局长施觉民，他操着宁波口音说，兄弟我是老粗，跟随总裁多年，才从总统府调来，对重庆的情况不太熟悉，全仗远举、子政（徐政的号）多多操劳，遵照朱长官的指示，如期破案，全力协助。奸猾狡诈的徐政听了施觉民的话，故作谦虚地说，对地下党组织虽有些材料，尚不具体，须赖大家群策群力。几句话就轻轻了。比较老实的沙吉夫说，宪兵没有什么办法，全靠你们军统、中统，我们可以协助行动。只有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主张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把局掌握的特种户口和过去与《新华》有来往的订户，都进行搜查。我最后说话，分析了当时形势和介绍了一些情况，并提出一些看法。我认为地下党在重庆很活跃，在各工厂、学校和警务区都有发现，《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我们一定要全力将它破获，找到地下线索。为此，我提出以下几个措施：
一、按照《挺进报》寄发情况来看，该报肯定在重庆市区或郊区，要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局，派员缉捕。
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察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对几家民营报纸，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搜查各书店。
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速派得力人员驰奔华蓥山区配合清剿，严密搜捕，务必清出地下组织关系。
四、运用各种内线布置，设法接近地下党组织。
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
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察戒备，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以上办法，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即令所属按照分配任务，分头进行。
四出猛扑
丙种会报部署决定后，宪警特务机关特别忙碌，各部门都拟定行动计划，企图破案，高级长官的手令如同“紧箍咒”、“催命符”一样，驱使特务鹰犬四出猛扑。
邮检特务加班加点，检查每一封信件的可疑点，以杜绝《挺进报》的流传，但地下警告信和《挺进报》竟然投到朱绍良之手，使邮检特务心惊胆战，生怕漏检了，有坐牢或砍头的危险。邮局和邮筒的周围，三三两两的特务守候着，蹲伏在四处，准备抓住可疑的人。警备车满载着无辜的被捕者，不时飞驰而过，民生路到七星岗一带的书店，一次又一次遭到突然检查，光明书店、生活书店，每一本书都不放过，进步书刊统统遭到没收，书店的职工一次又一次遭到盘问和传讯。书店的门前、门后满布着特务，紧盯着进出书店的青年读者。沙坪坝、北碚、南温泉三个文教区是特务们注视的重点。军统、中统、三青在各学校的职业学生显得特别紧张，三青团的青年馆每晚灯火辉煌，特务头子们都亲自下来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我命令学运组（渝站管辖）特别要在进步学生身上寻找线索。党团汇报，天天研究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情况，拟定黑名单，以备必要时一网打尽。嘉陵江两岸兵工厂，戒备森严，工厂周围加岗加哨，警卫稽查组的特务，随时在工人宿舍、工人住宅进行包围和突击检查，只要搜出一本进步书籍、一张《挺进报》或一张旧《新华》，就要受到迫害。
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电话日夜不停地呼叫，指挥着各地城乡的特务进行活动。突击追捕以重庆为中心，扩散到綦江、江津、吉川、璧山、永川、涪陵、长寿、垫江、大竹、邻水、广安、南川一带，就是下川东万县、云阳、巫溪各县，也都加派特务进行侦察搜捕。还特派两个军事谍报组前往华蓥山区，配合“清剿”搜捕地下党组织，招抚青年，以便发现线索，插进血手，这充分暴露出反动派的狰狞面目。
一无所获
我在童年时听老人们讲起辛亥的故事，清朝在覆灭前夕，人心思变，到处是的火焰，清朝想以白色恐怖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在各地捕杀党人，破获机关，以图垂死挣扎。反动派这时的做法比那时更为疯狂。
对《挺进报》的侦捕网撒开以后，重庆、云阳、万县、广安等地的特务们，为了争功，纷纷密报发现了地下党组织，我即派人驰赴各地搜捕。首先在云阳逮捕到一个叫盛超群的知识分子，由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严刑追逼，盛不堪酷刑，供称他是云阳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供出了组织计划和开会情况，并提出了一张名单。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特务前往万县抓捕。
万县专员李鸿焘率领保安队开了一部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瑛等十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但经我一了解，这些人有的是县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有的是县参议员……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县地主豪绅，是反动统治的支柱。盛超群代表云阳县三青团白某的一派（白某是云阳县教育局局长、县党部副长），他如此招供，是为了栽诬陷害以县党部长某某为首的另一派，是反动党团的内部矛盾，根本与地下党无关。至此全案扑空，不得不将全部人犯释放，还请重庆局刑警处长招待他们吃饭道歉，并嘱他们团结一致，清共。至于盛超群，我后来将他于渣滓洞，还追查了他哥哥盛某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弟弟盛亚群同被株连，关了一年才释放。
第二次扑空是在万县。据万县情报组报告，说万县鱼泉中学是地下机关，该校杨吉甫是万县地下党负责人，地下党经常在这里秘密集会，还得到一封联络川东武装准备的密函。于是我又派特务将杨吉甫逮捕到案，经了解，杨吉甫是个搞教育的青年，其兄杨秉商曾任四川军粮局局长，是何应钦的亲信，现任西康省府委员兼刘文辉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同我过去认识。杨吉甫根本不是员，而是特务挟嫌陷害。我只好将杨吉甫释放，并将谍报撤职查办，囚禁于渣滓洞，后经人一再说情，关了几个月予以释放。
第三次扑空是并未抓住地下党组织，却破坏了民革的一个组织。原来特务报告，地下党在重庆市保安路进行活动，以四川土产公司为其机关，主要负责人有杜文博、李挽澜、蔡梦慰等人，经派吕世琨、漆玉麟前往逮捕，在重庆抓到蔡梦慰，在广安抓到杜文博，搜查了四川土产公司。经了解，他们是杨杰的民革组织，杜文博是杨杰的秘书，与其兄弟杜重石在四川进行组织活动。杜重石驻香港，杜文博驻重庆，并派李挽澜赴云南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我为了进一步了解杨杰的情况和他在四川的活动，将杜文博交给了雷天元。云南“九九”中，李挽澜等四人在昆明被捕。原拟将他带至重庆归案，因重庆解放未果。蔡梦慰始终坚贞不屈，几次劝降，他未接受，于1949年“11·27”大屠杀时于渣滓洞。
打入内部
破坏《挺进报》的线索，最后是由渝站渝李克昌在文城出版社布置的一个内线发现的。
李克昌是一个伪装进步的所谓“红旗特务”，是吕世琨的得力干将，狡猾而又很能吃苦，能深入下层活动（军统特务到党政机关进行活动，叫深入上层；混入工农群众中活动，叫深入下层）。李克昌在重庆各工厂以“左派”的姿态迷惑工人，发展军统特务。破坏《挺进报》以来，李克昌的内线布置更为活跃。
1948年3月的一天晚上，吕世琨偕同李克昌和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特务向我汇报情况，说已在文城出版社发现了《挺进报》的发行据点。原来这个青年特务伪称自己是失业青年，与该社的店员陈柏林认识了。陈柏林是一个党员，愿意介绍他与组织发生联系。他乘机就搬进文城出版社去住了。我就指示他说，这个做法很好，还要深入下去，最好与地下党直接发生联系，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又扑空。
过了几天，吕世琨又来向我汇报，说布置的内线已搭上了组织关系，陈柏林愿意介绍他与上级见面，约定于某天上午，在观音岩红球坝某工厂碰头，要求立即行动。我即命令吕世琨率同大批特务，按照约定地点等候逮捕。一会儿陈柏林偕同内线前来与其上级见面，蹲伏在四处的特务蜂拥而上，将陈柏林及其任达哉一同逮捕，另外又逮捕了一个青年工人，解回二处。当时陈柏林只有17岁，斗争经验不足，为伪装的特务所欺骗，因此遭了特务的毒手，使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酷刑追逼
军统特务机关对待人士，历来是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来逼供的。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之所以得宠于蒋介石，就在于他们残酷对待人士和消灭他的政敌。
中美合作所从最古老的刑具到最新式的美国刑具，应有尽有。这些刑具和用刑的方法，有的是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美国特务机关传授的，有的是从德、法、日租界巡捕房学来的。按照蒋介石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合作所的秘密协定，除供给军统十几万人的武器外，还为军统训练刑事，供给全套刑事试验设备。中美班专设了一个刑警班，由美国特务亲自训练，二处的刑警特务大多是在中美班受过训练的。
这个二处对人士用刑时，主要的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杆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人士，就是能够幸免于难，也要终身残废。军统审讯时，一开始，照例是用刑，妄图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摧毁人的坚强意志。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劣的手段：一是重刑，二是诈讹，三是诱降。通过酷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动摇他们的意志，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如说已掌握了你的全部材料，你不说不行；如说你的爱人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你不说也不行。
陈柏林和任达哉被捕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拷打了两天一夜，任达哉不堪忍受而叛变，供出了他的杨清。然后令他约杨清在保安路某茶馆见面，我派二处渝押同任达哉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我立即与陆坚如进行审讯。杨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英雄气概。问他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那里根本没有这个旅馆。我用尽各种手段，审讯了一天一夜，仍毫无所得。
我怕线索中断，命特务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个动态。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封绝命书，说他叫杨清，邻水人，只有一个老母亲，他以身殉党，叫她不要惦记他。另外又贿赂看守特务，送一封信到志成公司，托其伙伴代为焚毁文件，不料这个特务却把信交给我，我立即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及其历史，并在他卧室下查出一个大皮包，里边有二三十份党员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道他叫许建业，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现在是志成公司会计。我一面派特务在志成公司守候，对所有来往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抓到了刘国定等七八人，一面将该公司董事长、经理逮捕到案。接着重庆副刘国定叛变，将地下党组织完全供了出来。
扩大破坏
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刘国定叛变后，出卖了四川地下党川东工委的情况；川西工委在重庆接头的地点；华蓥山武装被后转移的情况；《挺进报》印刷及发行据点；重庆城区区委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组织人事情况；运动内二警的情况；四川地下党与长江局的联系情况等等。
另外，我根据许建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材料及二三十份党员申请书的名单，又大肆进行逮捕，企图摧毁整个四川地下党组织。我带领叛徒刘国定来到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去逮捕华蓥山陈尧楷、徐相应未获，抓到了之一邓兴邦等，又在小巷子抓到了的乡长及农民等四五人；在南岸一个停工的辗米厂，发现了《挺进报》的印刷地点及其主持人陈然。我派特务去逮捕陈然，第一次捕空了，第二次找到陈然家中，陈家只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妹妹，其妹夫在上海民生公司工作。特务们走进去，陈然正在收藏文件，准备跳窗逃走。特务们将他抓到，搜出《挺进报》的油印机、钢板、油墨及最后一期报纸。又在川盐抓到古承铄及发行据点。陈然和古承铄被抓时只有20余岁，态度非常沉静，陈然娴静得像个大姑娘一样，而斗争非常英勇。
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城区区委李文祥、经济负责人王朴，以及川北中心县委的负责人都先后被抓到。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材料，又先后抓了兵工厂的十余名工人。刘国定叛变之后，重庆冉益智在北碚被捕，出卖了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三部分学运及下川东地委组织。刘国鋕、涂孝文、江竹筠等人，以及重庆大学、工校、四川教育学院、湘辉学院等高等学校员20余人，均先后被捕，从而使万县、开县及重庆学运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些被捕的员中，就我接触所及，大部分党员阶级立场坚定，节操高尚，叛变投降的只有少数人，如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反动派为了破坏长江局组织，还把叛徒刘国定弄到南京，因未得要领又返回重庆。
迫害先烈
地下党员不愧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为了利益，需要用不同的斗争方式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在这方面，员刘国鋕是最典型的一个。
刘国鋕是重庆沙磁区负责人，被叛徒刘国定出卖后，反动派如获至宝，想通过他把学校的地下党员一网打尽。因为学运是他们最伤脑筋的。1947年，重庆“六一”大整肃，逮捕了二三百名爱国学生，也未找着地下党组织，所以这次把抓刘国鋕看作是插手学运的最好机会。刘国鋕原是四川一个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家的三少爷，后来背叛了本阶级，加入了。他住在政学系张群的红人——四川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家中。他大哥刘国?，是何北衡的女婿，又是四川川盐驻香港的经理，掌握着蒋介石的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的对外贸易，刘航琛大半辈子所得的外汇，大部分操在他的手上。侯门深似海，特务再凶再恶，也要顾虑三分。因此，我特派季缕单独深入。他乘吉普车趁早晨闯进何家，果然见到了刘国鋕。刘见来者不善，借口进去拿衣服，跑上楼便告诉何北衡的爱人说：“伯母，外面有人要抓我。”说罢就从后面逃走了。何太太正躺在床上，闻声而起，把两个特务臭骂了一顿，说：“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到我家里来抓人，我家犯了什么法呀？”搞得他们狼狈而归。
特务回来向我报告后，我感到很恼怒，即将经过情况绘声绘色地向警备萧毅肃和朱绍良报告，萧毅肃听后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将何家包围起来搜查，一定要他们交人！”我奉命照办，即将何北衡家层层包围起来，特务们入内翻箱倒柜，搜出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挺进报》。接着我亲往搜查，把刘国鋕的二哥刘国铮、妹妹刘国风也找来。
过了一会儿，何北衡从成都打长途电话到西南长官公署，质问萧毅肃为什么在他家抓人，为什么包围他的公馆，语气很重。暴跳如雷的萧毅肃听了也冒了火，两个人在电话中顶撞起来，萧毅肃要何北衡到重庆来投案，朱绍良电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同时将执行不力的特务扣押起来，搞得我几面不讨好，狼狈不堪。
刘国鋕逃跑了，沙磁区学运组织的线索断了。任务没完成，还惹起了一场风波。萧毅肃和何北衡闹起来了，对我不利。为了把这场风波缓和下来，我打长途电话给何北衡，一面劝他识相点，一面告诉他不要来重庆，由我尽量设法把刘国鋕找到。何北衡听了，就去托四川省王陵基、重庆市张笃伦，向朱绍良、萧毅肃疏通，才没把事情弄僵。但经过多方搜查，仍未找到刘国鋕的踪迹。
正在山穷水尽之际，我布置在重庆潜伏的叛徒余永忠来报说，他的上级来电话同他联络，叫他某日某时去北碚公园碰头。我派特务带领余永忠按时到那里，抓到了重庆冉益智，我与陆坚如立即严刑审讯，冉益智叛变，被捕的当晚就出卖了刘国鋕。他说刘国鋕及其爱人曾紫霞，已逃往荣昌其妹夫家。我派特务漆玉麟等当晚去荣昌，将刘国鋕、曾紫霞逮捕，解到二处，分别囚禁于白公馆和渣滓洞。我与叶翔之、颜齐当晚进行审讯。刘国鋕的态度非常强硬，把他绑上老虎凳，仍什么也不说，我过去一面打他耳光，一面说：“你的上级都把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是有万贯家财的三少爷，搞什么呵！你皮肉嫩吃不了这个苦吧！”颜齐与他是泸县同乡，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也劝了一番。他坚强不屈，表示他绝不当叛徒，我就未追逼下去，准备以后慢慢进行软化。曾紫霞是重庆医学院的学生，1947年10月在重庆大学掩护宋廉嗣出走。她以原六一社名义进行活动，特务机关倒是早有材料的。
将刘国鋕抓到以后，我如释重负。刘的家属怕我杀他，尽力营救，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移樽就教，登门拜访，到我家同我交朋友，希望我保全刘国鋕的性命，并在谈话中示意，只要我同意，可在他所在川康和川盐随便用款，何北衡托我的妻舅张笃伦向我关说，又托军统特务头子曾晴初和皮世修在二处内部活动。接着，刘国鋕的大哥刘国
从香港赶回重庆，送了我一只名贵的手表，在何北衡家中宴请我，要求同其弟见一面。我想利用他哥哥来劝降，表示只要交出组织关系，登报声明脱离，即可释放，并可以到美国去看看。他兄弟俩在我办公室见了面，刘国
劝他从家庭的利益考虑，刘国鋕拒绝了哥哥的劝说，没有动摇，只要求他哥哥将他家中的照片寄给他，还要了一点药品。刘国鋕以后就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从未释放过。逢年过节，他二哥刘国铮不断给我送来、水果等礼品，我也未买他的账。1949年三四月，国共和谈之时，刘航琛、何北衡给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刘国鋕，叫他到香港去。张群将原信批交给我核办，意思只要我同意就可以了，我没有同意。何北衡还偕同曾晴初到我家来说情，我以刘国鋕毫无转变之意为词推托了，只释放了曾紫霞一个人。刘国鋕于“11·27”大屠杀时被害于中美合作所。
另一个地下党负责人许建业，在残酷的拷打之下，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更令人敬佩不已。许建业被捕后，不管我用多么严酷的毒刑，都动摇不了他的意志。从和22年的斗争中，虽然我深知单靠屠杀不解决问题，可是出于我的反动本性，生怕不杀他，不能瓦解地下党组织，我怕他在监狱中组织斗争，还是把他了。
许建业同在梁山抓到的一个农民李大荣，是由朱绍良和蒋介石核准被杀的。执行前，由长官公署军法处处长王郁芳，将他们秘密用汽车从渣滓洞看守所提解进城，在长官公署公开开庭判决，然后由二处押至大坪刑场执行的。
在赴刑场时，许建业一路上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万岁”等口号，表现极为壮烈。路旁的人看了都感动得流泪。我有个朋友事后告诉我说：“我昨天在路上看到汽车上押着两个人，他们沿途高呼万岁，真英武啊！”我听后内心感到十分怅惘，简直无言以对。
大师刘文典，当真“民国第一狂徒”吗？自媒体段子一句都别信
民国学人刘文典，素来以“狂”著称于世。时下报刊，还有大方赐号说他是“民国第一狂徒”的，反正帽子纷飞迷人眼。
刘文典的“当代自媒体形象”
也正因“负尽狂名”，当初“国内第一本刘文典传记”出版时，书名会径直题为“狂人刘文典”，好像这人只有一个“狂”可做文章；就连当今学界大佬钱理群教授（就是连许知远都要毕恭毕敬的那位老学者），谈及此公时都要反复强调，“刘文典的狂是真的”，生怕有人生疑似的。
可实际上，刘文典的“狂”，“水分”是很大的。征诸故实，揆诸情理，刘文典不仅难说是“狂”，甚至可能恰恰相反：他是极其谦逊的一个人。
从一些回忆文章里，我们大体只知，刘文典其人，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好开玩笑，善打机锋，嬉笑怒骂，冷嘲热讽，部分言谈确实不免尖酸，很容易得罪人。
周作人晚年写作《知堂回想录》，谈到他，说他是“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并列了他数段“备极诙谐谿刻之能事的”的言论，以此证明他“说话刻薄”、“实是一个国学大家”偏又隽语如珠宛如“段子手”的为人特点。这样的人物素描倒是很到位的。也许正是因为性急口快，又不择时地爱说些令人发噱的话，他给世人留下一个“狂士”的强烈印象。
可值得玩味的点在于，遍寻现存相关材料，不难发现这么一个疑点或曰破绽：他的那些“刻薄”或“狂妄”议论，包括周作人所举的这些，均显系针对权势人物与社会问题而发，是属于刺贪刺虐与针砭时弊的性质，也是一种含意深邃的“幽默突梯”的表达习惯而已，针对一般个人的狎侮羞辱几乎没有（唯一的例外，是有关沈从文的著名公案，此中蹊跷容后商榷），连訾謷前人的“酷评”也极少见。“得预几席之末”的王勉说他“只是嬉笑怒骂，实际上宅心至厚”，可谓一语破的。
晚年周作人对营造刘文典“人设”颇有“功劳”
严薇青193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是刘文典班上学生，晚年就曾专门写文澄清说，刘文典虽然“有时也发脾气”，“但他从不骂人”，喜欢在课堂上撒疯骂座的是林损，日后各种“民国大师段子”都拾人牙慧将之错安到刘文典身上，委实够冤枉。
在西南联大得其亲炙的老学生任继愈，晚年回忆往事，也说他“平时对学生、同事，礼貌待人，彬彬有礼”。据任继愈说，那时的刘文典，尽管烟瘾极大，镇日“手不离”，可每逢上课到教室门口都会主动把烟掐灭，待出教室才会点起，其作风也可说毫不骄矜，比之时下在讲台上吞云吐雾自诩风雅的名教授者流委实不知“端谨”多少。甚至，也有老学生回忆说，“40余年后再思刘先生风范，颇催人泪下”云云。
任继愈（1916—2009）生前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
这样的刘文典，到底和“狂”字有多少关联呢？与其说他是“狂人”，不如说他是嫉恶如仇不圆滑更准确吧！
而且，恰恰相反，刘文典对于学问，对待心悦诚服者，是有名的服善谦卑，姿态简直可用五体投地形容，一点都不兀傲。
刘文典出道早，成名也速，年纪轻轻就在政学两界博得很高的声誉。1921年，刘文典甫过而立之年，安徽同乡大佬胡适就在日记里推崇备至，说他“天资甚高，作旧体文及白话文皆可诵。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认为他的《淮南鸿烈集解》是“一部可以不朽之作”，堪入经典行列，如此高的评价在不吝奖饰的胡适那里也是很少见的。可就是这样的刘文典，其表现又如何呢？同事陈寅恪比他还小一岁，可刘文典推重其学行，简直敬若神明：他对很多人说过，“当代他最佩服的人是陈寅恪”，赞颂陈寅恪是货真价实的“一个教授”，而他自己只配称“半个”。
刘文典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
1929年，他代理清华中文系一职，立即敦请到陈去中文系任教，将此视作“平生快事”，终生为之得意。谈到陈寅恪时，他喜欢以小指头自比，将陈比作大拇指，研究方向上也是亦步亦趋，俨然“小迷弟”一枚，移樽就教唯恐不及，何曾有丝毫才高倨慠的狂人模样？他对章太炎、苏曼殊、刘师培、傅增湘、辜鸿铭这些师友，亦是终身执礼甚卑。
陈寅恪在广州中大上课
即便是对于自身著作，他也能实事求是，毫无骄矜自得之色。那部“惊人交口誉”的成名作《淮南鸿烈集解》，他自己并不满意，曾亲口告诉安徽公学同学龙澄澈，“此作问世太早，恐难传世”，自悔孟浪出版太早，以为可供改善之处甚多，没准很快会遭到淘汰；稍后的另一部力作《庄子补正》，也公开表示“他自己毫无创见”。这完全是一种谦抑自审的学人心态，而非目无余子盛气凌人，“可谓天下之至慎矣”（陈寅恪序评）。
他在生前，曾一再倡导宽容理念，认为“对人不能太刻薄”，对于同门鲁迅“打落水狗”的提法不肯认同，本身价值观上就是反“狂”与“苛”的，连路上偶遇学生都必会自己先停步，“还礼鞠躬之度数甚深”，“待人之情最厚”。试问，世间有如此谦退戢敛的“狂人”吗？看章玉政先生所编《印象刘文典》一书可知，坊间盛传的刘文典奇闻轶事，太多道听途说的“段子”，尤其是不少“狂人语录”纯属好事之徒捕风捉影，章先生在“编者注”中就订正实繁。
所以，鄙以为，说刘文典是“狂人”，这个评骘还是审慎些好，千秋后世之名，容有异议，但首先应合于事实。以刘叔雅的为人，如若地下有知，或许也会再模仿R· L·史蒂文森的俏皮，来“一点卑微的抗辩”（a humble remonstrance）呢！
总体而言，刘文典这个人，自视甚高，不衫不履，悃愊真率，大概就是过去所谓的“名士气”，今人艳称的“民国范儿”吧。
刘文典与两个儿子
张中行说他是“神游六朝的人物”，任继愈评为“具有庄子的洒脱”，都是近距离观察，比较符合事实。这类人，果于自信且不轻许可，自命清高又敬贤礼士，见意气相倾者则推心置腹，遇话不投机者则避之若浼，碰到自愧弗如者则毕恭毕敬，这正是刘文典“一生的脾气”。这里面的界限很是微妙，不同的人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从而也容易引发误判，尤其是在事实本身都不够清楚之时。
譬如说，刘文典的世俗“狂”名，主要得助于两件掌故：其一是1928年11月29日，他代行安徽大学校长职权时公然顶撞奉化某钜公，来了一场“击鼓骂曹”的表演；其二是他看不起沈从文这个“白丁”，在昆明时期留下“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庄子，你沈从文跑什么”的隽语——可这两个故事如今看来，都不免有添油加醋乃至成分，不可遽信。
影视场景“还原”
第一件，刘文典冒犯过奉化当是真事，但其疏狂程度显然经过了各种“戏剧性”夸大演绎，其中脉络原委具见刘文典次子刘平章先生晚年回忆文章：《“脚踢蒋氏”系演绎——被误读的父亲刘文典》。该文发表在《文史博览》2014年第8期，网上一查即得，真假立辨，无须赘言。
第二件轶事，流传更广，版本亦多，有来自张中行的，有出自汪曾祺的，有传自任继愈的，踵事增华愈传愈玄，颇有“层累造成说”的效果，可是否真有其事都要打一个大问号。要知道，合肥张刘两家乃两代姻亲关系，刘文典与沈从文妻子张充和是表亲，刘与沈妻弟张中和交谊尤笃，况且张中和一直有在两人中间“穿针引线”，刘文典真可能这么当众羞辱同事兼亲戚么？而据沈从文次子沈虎雏回忆，刘沈二人早有缔交，联大时期常有往来，相聚甚欢，不仅看不出有何龃龉，倒有点雍睦无间相亲相重的意味，何至于突然劈头盖脸一顿讥诮？这些在情理上断难说通。
“跑警报”类似场景
更为重要的证据是，刘文典本人是否认有这么回事的。他生前就听过此八卦，“吃瓜吃到自己身上”，曾愤然对弟子吴进仁教授表示，“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传闻出现呢？”，他还专程请沈从文夫妇吃过饭呢！这桩“刺沈案”大概率是无中生有的流言，经不起推敲。刘平章先生感慨说，“先父刘文典1958年7月逝世后，国内外的一些刊物断断续续刊登过有关刘文典生平、学术成就、轶事等文章。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报刊刊登先父的文章，然而大多数是只言片语，重复的多，甚至同件事有不同说法，难辨真伪”。
课堂上的刘文典
这样的“当事人出面澄清”证言，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以家属身份给刘文典的“狂”名去魅吧！
顺带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围绕刘文典的议论，不全然只有“民国第一狂徒”式的渲染抬高，实际也有“污点”上的非议。
人到中年的沈从文
刘文典的“污点”，也主要系于两件“秽闻”，只是同样都有隐情。其一是他有“阿芙蓉癖好”，“二云居士”的“雅号”，既驰名在外又颇致诋诃；其二是他在1943年春曾以西南联大名教授身份，接受滇南盐商张孟希的邀请，远赴千里之外的磨黑，“为其撰先人墓志”挣“谀墓”外快，还接受其“云土”馈赠，程仪甚丰。前者，落下一个“瘾君子”的不堪形象，后者则不仅当时就引发了清华解聘风波，日后还收获“失节文人”的恶评。但是，这两件事情的是非曲折，近些年随着一些书信与当事人回忆资料的日渐浮现，个中内情得到更多披露，评价也在悄然扭转。
比如我们现在可知，刘文典吃，实是很晚之事，钱穆《师友杂忆》透露过缘由，是“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家人遂劝以吸”，“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力戒不再吸”，由于这里面关联到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剧，钱氏言辞间是充满理解和同情的。据学者李埏回忆，刘文典长子刘成章是因1931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参与日货运动感染风寒去世的。
而接受盛邀去磨黑，也委实情有可原，更未可厚非：一者，当时的西南联大，“教员薪金常常不能支撑家中老小生活”，教授自谋生路，是普遍现象，“在当时的境况下，刘文典做出这种选择，实在有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即当日力主解聘刘文典并宣称“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排挤出校”的闻一多，彼时也迫于生计不得不挂牌刻印卖钱，结果被儿子闻立鹤质问为“发国难财”；二者，据当初与刘文典同行赴磨黑的资深报人萧荻回忆，刘文典到磨黑是为办学而去，且还是西南联大地下党特意推举，意在为地下工作做“挡风墙”，期间差事也很受好评，如此还被以丧身失节之名，岂不谬哉！
西南联大宿舍再现
大概也所以，听闻刘文典遭解聘，陈寅恪、吴宓、王力等都为之不平，纷纷出面缓颊，彼时联大学生也多有在报章发文对“学校当局”深致不满讽刺一通的。虽然，这起“刘文典解聘案”，鲲西《清华园感旧录》提供过另一个说法，认为此事另有隐情，祸端肇始于某日的教师休息室里刘文典曾公开纠正“一位读错了古音的同事”，让人下不来台，“终于导致报复”云云——当代作家张曼菱的文章暗示此“同事”就是闻一多先生。文人相轻，虽贤者在所不免，附此也可聊备一格吧。
今人演绎的闻一多
所以，有关刘文典“失节”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遥想初期，滞留北平的刘文典，正是穷困潦倒三餐不继之际，周作人等“故友”纷纷上门游说，意在拉其“下水”，日本宪兵更是几番搜查胁迫，并许以高官厚禄，刘文典一概置之不理，以“发夷声为耻”，当得知素来“兄弟怡怡”的四弟刘管廷经不住诱惑出任伪职时，他极其愤怒，立即将其赶出家门，从此恩断义绝。这样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会骤然失节吗？
再者，1958年去世前夕，他到医院检查，被确诊出肺癌，彼时的他在云南大学正陷入批判困境，本来将此病情告知学校“完全可住院治疗”，从而“也可暂时回避无情打击”，但刚强固执的他，不愿意示弱，坚决隐瞒了下来，直到突发脑溢血解脱而去，最终不惜搭上一条命。如此刚烈之人，真可能为了“几串碎银”、“几包云土”，而去出卖人格呢？反正我是深表怀疑的。
以上所述，都不是有意要做“翻案文章”，而是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寻求本相。我总觉得，批刘文典“失节”，又绘影绘声说他如何如何“狂妄”，当做段子听听固然无伤大雅，但要真的照单全收讹以滋讹，只怕是会“伤于厚诬”的，也不大可能是学术之道的正路子。
2024.3.15，于武汉东湖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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