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杂处是什么意思五方杂处是贬义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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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分“南北”：南昆与北昆区别在哪里

平时我们阅读昆曲书籍，或者听昆曲艺术家和学者谈昆曲，通常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他们所谈的昆曲是同一个昆曲吗？或者说，在他们的心目中，昆曲是什么样的？比如，有人说昆剧，不说昆曲；有人说昆曲，不说昆剧；有人说昆曲到了北京才成为“国剧”，《长生殿》《桃花扇》都是在北京写就的；有人说昆曲是苏州的，苏州昆曲才是“正昆”（正宗昆曲），其他地方的昆曲是“草昆”。

虽然谈的都是昆曲，其实人们心目中的昆曲是不太一样的，甚至大不一样。在昆曲的历史公案里，南昆与北昆可算是其中之一。除了常见提及的南昆、北昆之外，还涉及到其他的“昆”，比如说京昆、湘昆、甬昆、婺昆、川昆，等等。就拿“京昆”来说，现在有些解释已是望文生义，不知道“京昆”的意思而强解了。比如，有一则新闻说到大剧院将要举行一次京昆的演出。主办方解释“京昆”是京剧演员演昆曲。其实不然。京剧与昆曲虽然是两个剧种，但是剧种是1949年之后的概念。以前没有剧种，只有声腔。京剧在民国时叫做“皮黄（皮簧）”，以西皮二黄为主，还包括昆曲、梆子、高腔等声腔。尤其是，当“皮黄”刚刚形成时，戏班里唱的大部分剧目用的声腔都是昆曲，只是后来慢慢减少了，西皮二黄的成分越来越重，占据了主体位置。“京昆”其实就是京剧里继承、流传、保存的昆曲，而不只是京剧演员去演昆曲。

为什么这样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经常都是非常随意的，这些概念越来越模糊，最后谁也不知道到底指什么了。在最初使用时，大概会有这些概念自身的语境，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理解。但是时代在翻篇，五年十年一变，概念在被使用，或者被抛弃，或者流传更为广泛，但是出身或出处却被慢慢遗忘了。这也是概念的历史命运。

南昆与北昆从何而来，这些称谓又有什么关联和不同，应该如何区分呢？

北昆真正成为一个流行的名词是在1956年

南昆和北昆的概念是从何而来？齐如山在《京剧之变迁》里提到，清初时北京的戏曲状况分为“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四种。

据老净脚胜庆玉先生云：同治初年，余在科班时，曾听见那些老教习们说过，清初北京尚无二黄，只有四种大戏，名曰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昆、弋、梆三种，人人尽知，惟东柳一种，知道的很少了。东柳者，原名“柳子腔”，现已失传。听说山东尚有。现在的“哈哈腔”等戏，是其支派。

这是“南昆”一词较早的出处。但是南昆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齐如山研究戏曲，用的是口述史的方法，即到戏班里找老艺人问询，然后加以记录整理。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如今的解读是以地域区分——昆曲是南方的，弋腔是北方的，东柳是山东的柳子腔，西梆是陕西、山西的梆子腔。昆曲产生于江苏昆山，可以说是南方的，但将弋腔（即弋阳腔）归属于北方，就和常识有一点差别，因为弋阳腔的起源地江西弋阳也是南方。

为什么弋阳腔会被称作北弋？这其实和弋阳腔流传的状况有关系，因为弋阳腔每到一个地域就和当地的方言相结合，成为一种用地方语言来演唱的声腔。弋阳腔到北京之后，就变成了用北京话来演唱，被称为京腔，再向全国流传。北弋其实是指北京的京腔。

其实，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并不是指全国的主要声腔。齐如山的文章里已提到，这是指北京的状况，四者是北京流行的四种主要声腔。北京是“五方杂处之地”，除旗人外，还有来自全国的人，自然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齐如山提及的“南昆”指的是清初在北京流传的昆曲。

那么，北昆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民国时期，报端曾零星出现“北昆”一词，比如韩世昌到上海演出，《申报》的剧评就有北昆的命名。但是北昆真正被使用，成为一个流行的名词是在1956年。这一年新编昆曲《十五贯》晋京演出大获成功，“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11月文化部在上海组织了一次昆剧观摩演出，被称作“南北昆会演”，由此产生南北昆之说。

恰恰是一次“统一”的会演，反而导致“南昆”“北昆”的命名以及区分

这次昆剧观摩演出，本来时间较短，但是由于受到欢迎，多次延期，最后长达26天，演出30场共124个折子戏。甚至南京、武汉、安徽、甘肃等地都派代表团来观摩。清末以来，由于昆曲流落到民间社会，接受者和赞助者只有很小的圈层，加上战乱频繁，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昆曲班社差不多都解散了。到了1956年11月，这些昆曲艺人重新集结，来进行一次会演，如同赵景深所写文章的标题“空前的昆剧观摩演出”。

这次会演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昆曲活动，在演出的间隙，还开了多场讨论会，甚至还提出并讨论建立国家层面上的昆剧团体的设想，有趣的是，恰恰是这样一次“统一”的会演，反而导致和强化了“南昆”“北昆”的命名以及区分。在汇演之后，出版了一本《昆剧观摩演出纪念文集》，这本书的附录里，最后一篇文章是《南北昆剧演出史的介绍》，这篇文章其实是两篇文章的组合，第一篇是《南方昆剧简介》，第二篇是《北方昆剧简介》，各自叙述“南昆”与“北昆”的历史。当时的文化部长郑振铎的讲话里，也提到了北昆和南昆，他说现在有些戏北昆能演，南昆不能演，也有些南昆能演，而北昆不能演。所以，虽然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昆剧演出，但是由于无形中按照两个团体来叙述，所以反而促成了“南昆”与“北昆”这两个概念的生成与建构。

我们看到，南昆与北昆这一对cp，只是在1956年11月之后，由于这次会演，从而形成了这两个概念。此后，又进一步被填充，进而成为描述昆曲的一个主要角度。那么，南昆与北昆到底是什么呢？

明代万历年间，昆曲沿着运河来到北京，进入宫廷，成为明朝宫廷演剧的一种。到了清朝，自康熙之后，出于确立礼乐制度的需要，将昆腔（昆曲）与弋腔确立为宫廷演剧的主要声腔，宫廷大戏剧本绝大部分都是用曲牌体，用昆弋二腔演唱。刚开始到宫中承应的伶人都是从苏州选送而来，在乾隆时期达到高峰，据统计宫廷剧团至少有1500人左右的规模。道光时期，伶人被裁撤，仅留下宫中太监数百人承应演剧。被裁撤的伶人，有些回到苏州老家，有些久留在了北京。此后，太平天国运动阻隔了苏州到北京的交通，一些承应的伶人就来自北京及其周边，学戏的太监也大多如此。宫廷、王府、民间的伶人与演剧互相流通与影响，便形成了与以往苏州伶人不同的风格，这便成为北昆的渊源。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宫廷消失，昆曲流落民间，失去了“国剧”的位置。在全国范围内，活动较为频繁、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两个三角地带：一个是苏浙沪：江苏、浙江、上海，这个三角地带是南昆流传的区域。1922年，三地的文人与士绅创办了昆剧传习所，将南昆一脉延续至今。另一个是京津冀：北京、天津和河北，来自京畿农村的昆弋班社在三地辗转演出，逐渐被认为代表北方的昆曲风格，称作“北昆”。

北昆的主要行当是老生和花脸南昆的主要行当是“三小”

南昆与北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主要行当、代表剧目、表演风格与部分声腔特点上。一般来说，北昆的主要行当是老生和花脸，称作“阔口”，在演唱上以“大嗓”为特点，注重“实大声宏”。原因在于北昆的前身是昆弋班社，晚清民初时期，在京畿乡村演出，剧目以弋腔为主，班主和主演大多是“黑头”和“红头”（饰演花脸的艺人，黑脸如张飞、包公，红脸如关公、赵匡胤）。民国时期，昆弋班到北京、天津长期演出，随着社会观剧风尚的变化，旦角的地位提高，更受观众欢迎。标志便是韩世昌、白玉田、马祥麟等旦角演员成为主演。譬如，韩世昌的崛起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逸闻，说的是昆弋荣庆社刚到北京演出时，一些北京大学学生专门去看韩世昌的戏，本来韩世昌的戏安排在前面演出，学生们下课后去戏园，就看不到了。于是要求韩世昌的戏码往后挪。于是韩世昌的戏渐渐挪到了大轴，韩世昌就成为了主演。

南昆的主要行当是小生、小旦、小丑，称作“三小”。现今把“三小”当作昆曲的特点，其实这只是南昆的风格。在昆剧传习所时期，聘请的师资缺少花脸行当，也使得其传承出现问题。传字辈演员在演出花脸、武生剧目时，多从京剧剧目里学习、借鉴和引入，形成了一种京剧向昆曲回流的现象。

在表演风格上，南昆比较细腻，演唱和表演较为规范，犹有昆曲全盛时期的流风余韵，近些年江苏省昆剧院提出“南昆风度”的口号，也是由此而来。北昆则风格粗犷，较为生活化，原因在于昆弋起源于乡村，吸收了北方民间社会的一些艺术形式，譬如秧歌等，将之融合，因此形成这一特色。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昆曲演出、教学等交流日趋频繁，地域特点不再鲜明，南北昆风格开始存在趋同与合流的趋势。尤其是受到昆曲起源于苏州昆山的观念影响，认为昆曲是南方的剧种，往往忽视北昆的历史、艺人与特点，这既造成了对南昆与北昆的“误读”，也在无形中损失了大半部昆曲史。

文/陈均

江畔，一座古城的沉没与新生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文昌行祠遗迹。

复建的马湖府城楼。聂作平摄

在山地，光阴的脚步似乎要比在平原和盆地更缓慢。上午9点半，心事重重的太阳终于爬上了书楼镇对面的山梁。锋利的光线切开薄薄的雾气，把古城里的牌坊、门楼和院墙的影子，重重叠叠地压在一起。鸟雀在邻近树梢上叫，桂花的幽香若有若无，三五个居民坐在阳光下喝茶说闲话。古城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我是前一天深夜来到书楼的。汽车自宜宾市区溯江沿山路而上，一面是悬崖和台地，台地上，见缝插针地挤着一些农舍。一面是静水深流的江，尖起耳朵，隐约听到江水呜咽。夜深人静时，司机说，书楼就要到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透过车窗，我看到黑黝黝的山谷里，漂浮着几星灯火，恰好与天幕上密密麻麻的星斗遥相呼应。

尽管第一次到书楼，但我知道，这是一座陷落在大山深处和时光深处的古城，在这座古城，曾有过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从马湖到中都

通过一叠老照片，我“认识”了一座老县城。

时光定格的市景，与我记忆中二十多年前的南方小县城并无太大差异：一条稍宽的主街，两旁是当时还算时尚的七八层楼房。更多的是狭窄的小巷，木制的吊脚楼和板房挤向街心，坐在家门口的老人和蹦蹦跳跳的孩子，以及从院墙上或篱笆上垂下来的花朵，无不显示出生活的宁静，缓慢和安详。

如果要说独特之处的话，那么，这座如今只存在于影像中的老县城，它的房屋和街道坐落于一条曲折的大江之滨，城市依山就势，铺排在江岸的几进台地上。此外，几座看上去形制简陋的城门，保存完好，从翘角的飞檐到朱红的门楼，以及黑黝黝的匾额都能看出，它已然历尽了岁月沧桑。

如果追溯这座边城的前世，早在700多年前的元朝，当这里成为管辖川南和滇东北大片地区的马湖路治所时，朝廷就在逼仄的台地上修筑了一座土城。简陋的土城，曾是方圆几百里内首屈一指的要塞、首府。到了明朝中期，马湖路变为马湖府，土城甃以砖石，建成了一道高一丈五，厚一丈，周长七百七十四丈（相当于两公里半）的城墙。城墙上，开有五道城门。城门上，各建一座城楼。很多年后，通过老照片，我们还能一睹它昔日的风采。

这座如今已沉没于江浩荡江水中的古城，就是曾经的马湖路、马湖府以及屏山县的路治、府治、县治所在地，名曰泥溪镇（今天的宜宾叙州区也有一镇名泥溪，但与屏山泥溪非一地，相距近100公里）。

泥溪以及马湖路、府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得从大山深处一面镜子般的湖泊说起。

话说距书楼镇120余公里的西南方向凉山腹地，山岭纵横，沟谷深切，长江的上游河段江及其支流就从群峰围困中夺路而来。在江左岸，早年的一次强烈地震，造成山谷崩塌，将一条支流阻塞，造就了一方面积约7平方公里、平均水深70米的湖泊。按《读史方舆纪要》的说法，旧时，有人看到龙马出没水中，故而命名为马湖。

今天，马湖因其秀美的湖光山色成为川中知名景区，但那些流连于自然风光的游客很少知道，历史上，有一个以马湖为名的行政机构——从元朝的马湖路到明朝的马湖府——曾经管辖了包括马湖在内的上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并成为联结内地与民族地区的桥梁、汉文化与民族文化交汇的前缘。

倘若从成都出发向正南方而行，将次第经过平原、丘陵和山地。在屏山境内，四川盆地与川西南山地及滇东高原缝合——屏山东部和北部临川南丘陵，西部接川西南山地，南部联滇东高原。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出，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凉山与五莲峰一西一东，裹挟着千山万壑横亘于川南与滇东，而自西南向东北流淌的江就穿行于两列山脉之间。山脉的尽头，江由峡谷中猛虎般的狂暴变得稍为平缓时，便进入了屏山县境。

如同绝大多数崎岖山地一样，但凡河谷冲积平原或是山间台地，一般都会成为人烟稠密的村落和市镇。屏山亦然。屏山下辖的中都镇就坐落于两山对峙的中都河谷。站在高处，我看到的是一座杂乱无章的边地小镇，但在历史上，中都曾有过它的显赫时光。

秋日雨后，一个当地朋友带我来到中都镇上的一座古老庭院。尽管庭院看上去破旧不堪，但建筑形制还隐约透露出它曾经的考究与大气。这就是当地人称为黑龙祠的黑龙土主庙。

所谓土主庙，按《南诏野史》的说法是：开元元年（713年），唐朝“授皮逻阁为特进，封台登郡王……开元二年，立土主庙”。学者考据认为，流行于西南地区的土主庙和土主信仰，起自于唐时的南诏，云南巍宝山巡山土主庙便是各地土主庙的源头。

通俗地讲，土主相当于一个地区的守护神。这种起自唐朝的习俗传到后来，最信仰土主的是居于四川和云南的彝族。我看到的中都镇黑龙土主庙，它供奉的土主，就是彝族先人，名叫腊曲。

腊曲是一位彝族首领，生活于北宋末年。当时，边地战乱不休，他率众保境安民，不幸战死沙场，宋徽宗将其封为黑龙土主，并下旨立祠纪念。埋葬腊曲的坟几十年前犹存，当地人称为大坟包。据说，宽大的墓室能容纳200人。新中国成立前，还有人利用墓室开设烟馆。

彝族黑龙土主庙是一个暗示，它暗示处于凉山支脉地带的屏山，乃是彝汉交汇、彝汉文化碰撞的边缘地带。作为多民族文化的结合部，中都以及屏山的民族与文化交流史其实还可由宋朝往前推1000多年。

犍为是距屏山不到100公里的另一个县，中间只隔着沐川——事实上，沐川也是从屏山划出去的。在犍为一个叫万年村的地方，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土了数量丰富的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枚玉纹铜印。铜印上刻着一轮弯月，月下是禾苗和杜鹃鸟的图案。这些神秘的图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经辨识，考家们确认，这就是考古界众所周知的巴蜀图语。所谓巴蜀图语，又称巴蜀符号或巴蜀图形文字，是在四川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的文物上发现的一些图形符号。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巴蜀图语是远古的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近似于象形文字，是古文字的雏形。据推断，巴蜀图语可能产生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

史载，古蜀国第一位蜀王称为望帝，名杜宇。传说，杜宇在蜀地首创了按农事季节耕种的制度，后人奉为农神。他在成都平原建立古蜀国时，立都郫县。杜宇死后，精魂化为杜鹃，每到春耕时节，总是在田野里大声啼叫，提醒后人及时耕种、莫忘农时。

玉纹铜印上的图案，描绘的就是杜宇化鹃，教民耕种的故事。

杜宇的国都在郫县，为什么他的故事会在200多公里外的犍为流传，并被庄重地刻到铜印上呢？《蜀王本纪》记载：“时蜀民稀少。后有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从天堕是后人对他的神化，但朱提却实有其地，那就是今天的云南昭通。

综合各种史料可知，原本居于昭通的杜宇部族，沿江北上宜宾后，再溯岷江而上，渐渐发展到成都平原，而屏山，正是他们从山地进入平原的必经之地。

中都乡又名沐道、夷都。文献记载，它曾是古蜀王的庶子夷氏的封地，所以才有夷都这个名字。当杜宇部族强盛时，他们一步步从滇东高原下到川南山地，经由屏山再进入四川盆地；当杜宇部族建立的古蜀国日益式微，并被秦国所灭后，残余民众又溯了祖先当年的道路，一步步退到包括屏山在内的川南山地及毗邻的凉山地区。因此，遥远的2000多年前，屏山一带既是古蜀王国的南大门，也是民族走廊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土司的烙印

先秦时，马湖府的居民，一部分是如今已消失了的僰人，一部分是与杜宇同根同源的古蜀人。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四川盆地的汉族迁入屏山，并与当地人融合。隋唐时，形成了一个新的部族，称为马湖蛮。又因其首领姓董，称为董蛮。马湖蛮的势力中心在今天的马湖景区一带，碧波荡漾的马湖中那座形似螺髻的岛屿，可居数百人，便是马湖蛮的“首府”。宋朝时，马湖蛮分成两个支系，以安氏为首的一支与彝族融合，以文氏为代表的一支持续汉化。

古蜀人以土著自居，其势力中心在今天的屏山县中都镇一带，由于与王朝摩擦不断，故被贬称夷都蛮。

元朝是中国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它的存续时间虽然还不到100年，却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之一就是一些原本游离于王朝之外的边疆地区，第一次纳入了的管辖。大者如云南和西藏，小者如马湖。

1276年，也就是元灭南宋那一年，元朝设置马湖路（路是宋、金、元时的一级行政区划，宋、金时相当于后来的省，元时相当于府），治所设于溪口，即今天的屏山新市镇。

元朝对马湖的战略意义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这缘于设马湖路之前20年发生的两次血战：1256年，名将兀良合台奉蒙哥之命由云南昭通北上，打算占据江下游（当时又称马湖江），顺江东下，破叙州、泸州后进逼南宋在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堡垒：合川钓鱼城。

然而，尽管兀良合台在江击败宋将张实的水军，夺得战船200艘，但当他乘势东下时，却遭到叙州知州史俊袭击，蒙军大败，不得不打消了合围钓鱼城的计划。

不过，虽然马湖路纳入了的管辖，但因为是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土司制。

所谓土司制，按《辞海》定义，乃是“南宋、元、明、清各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的一种制度。”自秦朝推行郡县制后，对地方的治理就是派出各级官员（称为流官），但在鞭长莫及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实行民族首领世袭制（称为土官），而土司，正是民间对各种土官的俗称。

以明朝为例，按不同，土司衙门分为宣慰使司、宣抚使司、安抚使司和长官司等，以及土府和土县。相应的，其长官分别称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和长官（此为武职），以及土知府和土知县（此为文职）。不论武职还是文职，老百姓笼统称为土司。这些土司“世守其土，世长其民，世袭其职”。尽管他们的承续需经朝廷批准，并按规定向朝廷敬献贡物，但在其统治区域内，有着生杀予夺的特权，相当于一个半独立的小王国。

元朝时，马湖路下辖6个长官司，同时还管辖戎州和长宁军。20余年后，马湖路治所迁到泥溪，即后来的屏山县城。明朝立国后，废路设府，拉开了马湖府长达300多年的序幕。马湖府也实行土司制，土知府由安氏家族世袭，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的1495年，安氏家族叛乱，朝廷才改土归流。马湖府下辖的长官司，也由元朝的6个变成了明、清的4个，分别为蛮夷、平夷、泥溪和沐川。其辖区“东一百一十里至宜宾界，西一千二百里至建昌界，南一百四十里至乌蒙界，北一百三十里至宜宾竹崖门界”。大致包括今天四川的屏山、马边、沐川、雷波和云南的永善、绥江、水富等县。

毋庸置疑，多民族聚居区，常会因文化、风俗、经济及其他原因发生。马湖史上，小到聚族械斗，大到正规军讨伐都屡见不鲜，其中以发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三雄”之乱影响最为深远。

中都镇郊外的山野里，有一座当地人称为顾坟的古墓。墓前，褐黄色的碑上大书：“前明敕授怀远顾公讳国玮老大人之墓”。这位明朝时做过怀远的顾国玮，就是当地人口耳相传的顾。

明朝万历年间，西南地区发生了多次土司或部族头领叛乱，为此，朝廷不得不连年用兵，三雄之乱即为其中一次。

“三雄”之乱，指凉山和马湖地区的撒假、安兴（即马湖府土知府后人）、杨九乍三人结成联盟，号称“三雄”。“三雄”于1587年起兵反明，撒假自立为西国平天王。朝廷闻讯，先派都司李献忠率兵三千讨伐，“三雄”诈降，李献忠等人被杀。朝廷震怒，另派总兵李应祥率两万大军进剿。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征战，“三雄”先后或擒或杀，叛乱才告一段落。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导致大量民众死于非命，当时的记载是尸积如山。朝廷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除了“数百万帑金轻掷于不毛之地”外，还有大批将士战死沙场，埋葬于中都镇外的顾，即为死难者之一。

为了更好地把控边地，屏山便隐然有军事要塞的功能。就在平定“三雄”之乱次年，朝廷下令新设屏山县，同时将叙马沪兵备道从长宁移驻屏山，由四川总兵李应祥兼任，相当于把一个省级的“部”设在了一座边远小城。

屏山原本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多民族混居区。清朝以后，随着僰人、古蜀人的消亡和汉化，以及彝族向大、小凉山迁徙，屏山虽然还保留着土司统治，但已成为汉族为主体的地区。

然而，屏山得地利之便的优势，反而更加彰显，也使得屏山愈发重要。

在屏山通往马边的公路旁，有一片高耸的红色悬崖，名叫洪溪岩。经人指点，我找到了崖下一条长满青苔和杂草的古道，青石板砌成的古道宽一米多，斗折蛇行，蜿蜒在空寂阴冷的山中。尽管如今半天也看不到一个行人，但青石板上深深的履痕和岩石上刻写的“永赖同功”的摩崖题记，却还可以想象它当年人来人往的辉煌。这条古道，称为汪公路，明朝万历年间由安边同知汪京所修。汪公路从屏山出发，一路经新市、中都等地，连接马边，经由马边，深入到更为遥远的凉山腹地。史料记载，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其中一支，就沿此路深入不毛。

像这样的古道，在屏山境内还有多条，最重要的包括：

其一，从宜宾沿江而上，经楼东和泥溪，再至新市和屏边，抵达今天的雷波后，北岸深入凉山，南岸进入云南。明清时，滇东北一带生产的铜，就沿此路而出，抵达屏山后顺江运往内地。如乾隆十一年（1764年），经由此路运送的铜多达99万多斤。

其二，从中都镇南下，翻越五指山，是屏县县城泥溪镇；自中都镇北上，可达沐川、乐山及四川盆地。这两条古老的道路，以泥溪为原点，形成了一个大的十字形。

1884年，英国驻成都首任总领事谢立山为了白蜡虫的相关情况，从成都出发到云南安边并乘舟东下，便经行这条古道。他在旅行笔记里，真实地记录了那支小队伍在翻越五指山后从高处看到江的情景：“我们怀着轻松的心情离开了中都乡和它背后流过的那条河，开始翻越东南和南部的高山。北面乱山层叠，黑漆漆直入云霄的山峰一座接着一座。当我们来到一片起伏的高原最南端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深涧，一条小河在深涧里流淌。在东南方向，远远地从黑压压的山脉背景中辨认出一个黄点。在临近高原顶部的地方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树荫下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客栈。于是我问那里的看门人：‘那个黄点是什么？’他热情地回答：‘那就是江。’”

控扼凉山的地理位置，使得屏山千百年来一直是沟通内地与边区的大门：时，它是决定胜负的兵家必争之地；和平时，它是舟车辐辏的商贸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和商贸重镇的不断切换之间，屏山的历史更加厚重，文化更加多元，土地更加生机勃勃。

万里长江第一港

要想看清新市镇全貌，除航拍外，只能渡河到对岸的云南。

屏山西部，江在群山的挤压下见缝插针地迂回流淌，北流的江水折而向东，复又南下，形成了一个n字形，n字形的上方左右两端，西宁河和中都河汇入；n字形包围的那片半岛，是云南绥江县南岸镇。与南岸镇一水之隔的西边，也就是n字形左边那一竖，便是新市镇。

我看到的新市镇如同老照片上的屏山老县城泥溪镇一样，也是一座杂乱而又蓬勃生长的边地小镇，众多房屋簇拥在江畔的一级级台地上。国道自镇旁经过，但进镇和出镇，都得穿过一条幽深的隧道——因为大山将这座小镇围困在万山丛中，而弯弯曲曲的江，又把它同山外的世界相连。

不论在昨天的马湖府还是今天的屏山县，新市镇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存在。因为，它是名副其实的万里长江第一港——仿佛为了佐证这个名号，在新市镇主街下的码头里，停靠着大大小小的船只。

我曾看到过德国领事魏司1917年在中国西南旅行时拍下的照片。其中几张，摄于宜宾江。泥泞的江边码头，一只接一只地停着许多小船。这些小船虽然只能搭载十来个人，但每条船的水手就有十几个——如果加上逆水而上时的纤夫，工作人员显然要超过乘客。

之所以出现这种奇观，唯一的原因是：江是一条咆哮的江。作为长江的上游河段，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江一路奔腾而下，冲破横断山脉重重大山的阻挡后，进入云南、四川交界的下游地段，终于变得稍微温柔（江下游，一般的定义是指雷波到宜宾，大部分地区都属于马湖府曾经的辖地）——不过，这是与上游那种如同脱缰野马的狂暴相比，相对于潮平两岸阔的长江中下游来说，仍然杀机重重、步步惊心。

缺少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在人类的沟通与物资的交流中，舟楫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尽管漩涡和礁石布下了一道道鬼门关，但江下游河段的航运，仍然很早就开始了。如《宋会要》称：“淳熙八年七月日，臣僚言，马湖生蛮……常年中马，操舟顺流直抵叙州府城下。”淳熙八年即1181年，哪怕从这一年算起，江下游河段的通航，也有将近900年了。

元朝以后，历代对疏通江下游航道均十分重视，先后多次整治了江中的礁石和险滩。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马湖在军事上控扼凉山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航运，将产自滇东北的铜外运。由于江流湍急，滩险水恶，很长时间里，江下游只能行驶载重60吨以下的木船，并且，上水时必须依靠纤夫。

在我老家，纤夫和矿工被认为是两种最危险、最艰苦的工作。纤夫是“死了没埋”，矿工是“埋了没死”。而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屏山沿江各村镇的不少壮年男子，大多以拉纤为生。今天的江两岸，危岩矗立，杂草丛生，但如果足够仔细的话，还能发现在那些原本没有路的地方，纤夫们用双脚踩出的又陡又窄的：纤道。

与纤道一同见证那段岁月的，还有船工号子，也就是纤夫们拉纤时高声唱出的歌谣。上世纪70年代，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到宜宾采风，听了原汁原味的江船工号子后，创作并演唱了后来风靡一时的《川江号子》。

1942年，民生公司的一艘轮船从宜宾溯流而上，抵达屏山，之后又继续上行，抵达新市，这是江上第一次出现机动船的身影。从那以后，机动船慢慢取代了木船，纤夫的身影消失了，纤道荒废了，高亢的船工号子不再回荡，转而成为需要保护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水流湍急的江下游河段，不仅是万里长江上舟楫可以通达的尽头，也曾是另一种出产于马湖府的特产的进京通道。这种特产就是楠木。凡去过北京故宫的游人，多半对大殿里那些巨大的房柱印象深刻。这些由整根木头制成的房柱，都是珍贵的楠木，民间称为金丝楠，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来自马湖。

屏山中部横亘着一列雄浑的山脉，主峰海拔2000余米，名叫五指山，是为凉山余脉。不过，在过去的漫长时间里，它不叫五指山，人称神木山。

《大明一统志》说：“神木山，在沐川长官司西二十里，旧名黄种葛溪山，本朝永乐四年，伐楠木于此山，一夕楠木不假人力移数里，遂封为神木山，岁时祭之。”

据当地人讲，中都镇河对岸的一座山上，曾建有神木山祠（这也是当时祭祀的证据），祠里有一块《神木山祠记》石碑。石碑于上世纪被毁，但上面的文字，却在地方史料里记载下来。

碑文比《大明一统志》的记述更详细，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明朝初年，朝廷下令在山上砍伐楠木。高大的楠木沉重无比，而山间要么是，要么连也没有，要把它运出去，自然千难万难。“逾寻丈者数株，计庸万夫乃可以运。”没想到，有一天夜里，一些楠木竟然像长了脚一样，自己移动到大路上。并且，沿途草木没有一根因此被折断。如此神迹，当地官员急忙上奏朝廷，皇帝认为是祥瑞，于是将黄种葛溪山封为神木山。

尽管有碑有祠有史料，但这仍然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真实的历史是，明朝初年修建南京的明孝陵和紫禁城，以及乾隆时修建圆明园，都从神木山砍伐楠木。如《四川通志》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川总督鄂尔泰进正楠木二十根，余木两根，富顺县宰、屏山巡检运送进京，送至圆明园交收……乾隆三十年，又于屏山县、雷波县等处采办大楠木三十六根……运进京，送至圆明园佥收。”

庞然大物般的楠木，一根就有上千斤，在缺少现代工具的明清，该如何把它送往数千里之外的北京呢？

能够借助的，便是滔滔不息的江水。首先，自神木山上砍伐的楠木，通过在山间开辟的沟槽滑行到山脚，再由人力抬往中都河边，并将它放进河里。楠木顺水漂至新市，再将楠木数根或十多根绑扎在一起，形成一只木筏。木筏上面，搭起简陋的窝棚，放筏的工人以及押送的官员吃住都在上面。他们驾驶着这些木筏，顺着江，过宜宾，下重庆，出三峡，越湖北、江西、安徽，直到扬州的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转而沿运河北上，抵达京东张家湾，上岸后搬运至崇文门神木加工厂。

依山临水的新市，既有江的黄金水道，又有陆路东达屏山、宜宾，北至马边、犍为，南进雷波，西下凉山，因而历来便是军事重镇。元朝时，马湖路路治一度设于此。后来，马湖府的六大长官司之一的蛮夷司也设于此。明朝设蛮马驿，清朝设巡检司，新中国成立后也驻有。在成昆铁路和雅西高速贯通之前，进出凉山，尤其是小凉山的美姑等地的大量物资都通过江航道运至新市，然后上岸转运。上世纪40年代建成的乐（山）西（昌）公路，像是一条崇山峻岭之上飘浮的白色飘带，新市便是这条飘带串起的重要一环。

新生的古城

江的得名，源于水中含有大量泥沙，因而江水呈黄色。但是，如果你今天来到屏山境内的江河段，你会发现这个名字名不副实——江水不是黄的，而是如同发源于五指山深处的中都河或小凉山深处的西宁河一样深绿。

让江不再像“”江的，是屏山境内那座全国排名第三的水电站。

站在滨江的半山上眺望，一道大坝将江拦腰截断。大坝如同一柄巨型梳子，从梳齿与梳齿的缝隙间，一道道白亮的水流飞流直下，氤氩的空气，常常在水流上方形成一道淡淡的彩虹。大坝上游，静水深流，江不仅没有了昔日的狂暴，而且呈现出一种安详，让人想把江改名玻璃江。

2012年10月10日，经过四年建设后，江干流上的最后一级水电站向家坝电站正式下闸蓄水。日夜奔流的江水被大坝阻拦，形成了长达160多公里的回流。于是，旧日的纤道，旧日的村庄，旧日的驿站，旧日的庙宇，甚至包括作为路、府、县和长官司治所达600多年之久的泥溪，都一一沉没水中——因为有了新县城，人们便将没在水中的泥溪称为老县城。

人类活动不仅改变了自然面貌，也改变了自己创造的历史的面貌——秦去汉来，明灭清兴，在走马灯般的朝代更替中，前辈的遗存被后人有意无意地毁弃，以及难以抵抗时间的侵蚀而渐渐湮灭都是其原因。到了现当代，大型工程——尤其是淹没面积巨大的水电工程——更是迅速且面目全非地改变了大地的模样。

如果让城楼、寺庙、衙门、牌坊、石刻，以及众多的深宅大院都随流水吞没，那么，可以说，几百年历史的马湖便只剩下了史料里寥寥几行冰冷无趣的文字——没有了实物与实景的历史，将变得空洞而虚无，并从后人视野里渐行渐远。

幸好，当向家坝电站刚立项时，屏山人便进行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迁址复建。

整整七年时间里，文物工作者们对淹没区的文物先行摸底，测量拍照，再将原建筑上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进行编号；之后，再小心翼翼拆解。拆解之后，44处古建变成了堆积如山的零部件。

屏山是典型的山区，平地珍贵，大块的平地更为珍贵。这些古迹复建在哪里呢？当时，有人提出建在新县城——新县城选定在原新发乡和真溪乡的地盘上，位于岷江下游，是一片岷江冲积出来的小平坝——但是，新县城面积也有限，安置这么多古迹，不免有些捉襟见肘。

这时，距向家坝大坝只有15公里的书楼镇进入了视野。书楼镇这个名字，隐隐透出一股书卷气。事实也的确如此。明朝永乐年间，思想家、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曾在马湖府平夷长官司任吏目，薛瑄随父客居于此并讲学。嘉靖年间，为了纪念已从祀孔庙的薛瑄，当地兴建了楼山书院和藏书楼。这也是书楼镇名的由来。

书楼镇这片古老的土地，有幸成为马湖古城的安置地。于是乎，难以计数的古建零部件一车接一车地运送到书楼镇外那片旷地上。然后，接下来几年时间里，专业的古建筑人士和文物工作者们，像绣花似的，把零部件一件件地组装。于是乎，那些原本矗立于旧日马湖府今日屏山县境各地的牌坊、宫观、寺庙、衙门、民居、道观、商号，被移植到了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书楼镇。于是乎，一座新的古城，就这样诞生了，而真正的古城所经历的历史烟云，也由此留驻下来。

实际生活中，一般不可能几道牌坊首尾相接，与道观一墙之隔也不大可能又建一座寺庙，而庭院深深的富家深宅更不可能像小区里的房屋那样比邻而居。但漫步于马湖古城，因为都是复建，便有了这种时空转换的错觉。是的，原汁原味地保留于原建之地的文物固然更具价值，但当它们面临从此毁弃的危险时，把它们集中复建到一起，也不失为一种情非得已的最佳选择。更何况，当这些古建和文物集合到一起，一座可供我们想象金戈铁马与舟车辐辏往事的古城也就此诞生。

太阳当顶的时候，我行走在马湖古城的楼阁亭台之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文化。当积淀了众多往事的泥溪镇沉入江底，屏山县城迁往山那边的岷江畔，在书楼，通过马湖古镇，我们或许还能感受到在这片嬗变的土地上，古老历史与现实生活的碰撞和交响。（聂作平）

责任编辑：赵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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