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说法⑤ | 法，源于“灋”，从水、从去，喻指平、直、正
委员说法
4月23日，全国委员读书活动正式启动。为贯彻落实总关于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7月初，全国社法委开通“学习民法典”读书群，组织委员在群内学习、讨论、交流。
本期，我们分享全国社法委驻会副吕忠梅在群内的发言内容——“法”“律”“法律”的字义理解。
◎吕忠梅
全国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
中文里的“法”“律”“法律”
中文的“法”字，来源于“灋”。许慎《说文解字》解释道：“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灋”字由“水”、“廌（zhì）”、“去”三部分构成。水，喻指执法要公平公正，不偏不倚，要像水一样平。蝄，独角兽，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能“别曲直”的神兽。在原始时代，“廌”是人们裁断是非曲直的工具。争议当事人谁被其触，谁就是败诉者，就是应当受到制裁的“不直者”。去，其本义为出走、了解、离开，后引申为去除、驱除等惩罚的意义。古“法”字的创制，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早期的法律意识，蕴涵着古代圣贤对法的认知与期待，即在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执法一定要“平”、“直”、“正”。
在古代，“法”、“律”、“刑”三字通用。古代文献中，称法为刑，如夏之禹刑、商之汤刑、周之吕刑，等等。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改刑为法。商鞅变法，又改“法”为“律”。《唐律疏义》更明确指出：“法亦律也，故谓之为律。”许慎解释：“律，均布也。”“均布”是古代调音律的工具，把律解释为均布，说明律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是普遍的、人人遵守的规范。至于把“法” 和“律” 连用，作为独立合成词——“法律”，是近现代以来的用法。清末民初以后，“法”与“法律”经常并用。
西文中的“法”与“法律”
在西文中，除英语中的law 同汉语中的“法律”对应外，欧洲的各民族语言中都用两个词把“法”和“法律”分别加以表达。比如拉丁文的jus和lex，法文中的droit和loi，德文中的Ｒecht和Ｇesetz，意大利语中的diriirro和legge，西班牙语中的derecho和ley，等等。
西方的“法”除有“法”的含义外，还兼有“权利”、“公平”、“正义” 或“规律”、“法则”等内涵；“法律”主要被理解为人们依主观意志和认识而制定和颁布的具体行为规则。
在西方法文化传统中，人们将“法”与“法律”明确区分。法是指永恒的、普遍有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公理，而法律则指由国家机关制定和颁布的具体法律规则，法律是法的真实或虚假的表现形式。
古代“中国”一词有何涵义？
何尊铭文拓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红线部分）。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的遗志，迁都被称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河南洛阳这一重要史实，即“宅兹中国”。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一词涵义相对简单，一般不作他用，主要是指“国家”，专指中国之全部领土，具有地域、文化、、民族上的特定涵义。古代的“中国”一词，其涵义则较为复杂，且前后发展演变特性十分明显。
地域意义上的中国
地域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心区域，即“天下之中”，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涵义相近。古代华夏族群活动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为是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最初主要是指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区域，后来随着华夏族群、汉族群活动范围的扩大，黄河流域乃至更广泛的区域被称作“中国”。西周文献有明确的地域意义上的“中国”观念。如《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里是说，上天既然已经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域赐予周先王，当今的周王只有施行德政，教导殷顽民，使其心悦诚服，以此完成先王所承受的大命。这里的“中国”特指一定的区域，应为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汉代以后文献常见地域意义上的“中国”，其范围有所扩大。如《史记·天官书》：“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此“六国”当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等诸国区域。《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此“中国”显然是指三国时期的魏国版图。
都城意义上的中国
都城意义上的中国，是国家中心的别称，专指都城、都邑、京师。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毛传》：“中国，京师也。”这里的“中国”与“京师”涵义相同，特指周王朝的都城。东周文献常见以“中国”代表都城的记载。如《孟子·万章上》：“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孙爽《疏》：“所谓中国，刘熙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里是说舜到帝尧之都——“中国”继承“天子”之位。又如《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是说齐王想在国都之中给孟子单独建一个馆所，送万钟的粮米来供养他的弟子。再如《国语·吴语》记载越国在分析吴王夫差必败时说：“吴之边鄙远者，罢而未至，吴王将耻不战，必不须至之会也，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韦昭注：“中国，国都。”这里是说吴国必然会以国都中的兵力与越国作战。
族群文明意义上的中国
族群文明意义上的中国，即天下文明的中心。因古代华夏族群和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黄河流域，优越，经济、文化发达，文明化程度远超于周围四边之地，是四方仿效的榜样，故称其所在地为“中国”，以对应周边地区的“四夷”。如《战国策·赵策二》：“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里的“中国”主要是指东周时期中原各诸侯国，部分等同于“华夏”“中原”之涵义。西汉司马迁《史记》在记载中原诸侯与秦国、吴国交往时，也往往用“中国”一词，如《秦本纪》：“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汉代以后“中国”一词也泛指中原各族群居地。
国家意义上的中国
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专指中国境内尤其是黄河流域建立的单一的国家。如《汉书·陆贾传》：“皇帝（刘邦）……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汉帝国，表示汉王朝有效统治的整个区域，自称“中国”。明清时期，在对外交往中，也常常自称“中国”。如《明史·外国七》：“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以“中国”为正式国名。只是到了1912年成立时，“中国”才正式成为“”的简称，当今“中国”又成为“中华”的简称。
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即同时并存的多支考古学文化联系密切，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被认定是“最初的中国”或“早期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多的学者认识到黄河流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区域，早在史前时期该区域就以核心作用和影响力将各地维系为一个整体。如1968年张光直先生认为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文化，由于彼此影响和碰撞相互连接组成一个更大的“相互作用圈”，这个作用圈形成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核心。到了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模式，认为史前文化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格局。近些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以考古学材料直接认定“最初的中国”。如韩建业先生认为先秦时期存在一个“早期中国文化圈”，早期中国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正式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在庙底沟时代，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迅速发展，文化的扩展自然形成三个层次的圈层结构，标志着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此外，李新伟先生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3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红山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各种史前文化交相辉映，建立起远距离的“社会上层交流网”，逐步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圈”，“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
五种涵义基础上的“最早的中国”
古代有关“中国”一词的涵义较为复杂，且具有发展演变特性，主要有地域、都城、国家、华夏族群文明等四种涵义，当今学界又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认定某一文化圈具有“中国”的属性。学界有关何为“最早的中国”之争议，是建立在这五种“中国”涵义基础上的、不同学者的不同认识或解读。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的标准，须满足三项基本条件，即地理范围上局限于黄河流域，社会形态须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包括邦国和王国）以后，文化发展占优势地位。符合这三项基本条件下的不同涵义上“最早的中国”，时间上大约为龙山时期到汉代之间，空间上主要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广义中原区域。目前明确记载、较为可信的地域意义上“最早的中国”主要是指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今洛阳一带），也泛指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都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周时期的洛邑等都城；族群文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应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而国家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大约是在西汉帝国以后。从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指向龙山时期的陶寺文明最有说服力，其应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在认同存在夏王朝、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前提下，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无疑算作是“最早的王国”，也应是当时的“中国”，但不属于“最早的中国”。
（作者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北京 作者：张国硕
流程编辑：洪园园
续书者？哪个抄本接近原稿？《红楼梦》谜团再引关注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4月2日电(记者 上官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从成书至今，《红楼梦》被广泛传阅，并多次被改编为影视剧，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图片来源：87版《红楼梦》视频截图。日前，“《红楼梦》古抄本之谜”再次成为网络热议话题。也有人称，当前有些版本的《红楼梦》中，作者署名变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并不准确。
鲁迅文学院王彬研究员研究《红楼梦》多年，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续作者是高鹗，续书的内容也大体上符合原意，比如延续了悲剧结局、主要人物命运走向等等。
为何会有不同版本？
抄本众多，堪称是《红楼梦》的一大特点。
《红楼梦》是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首，原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又名《情僧录》《风月宝鉴》等，“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
《红楼梦》成书后，开始以抄本形式流传。一方面，这使得它能够保存下来，但另一方面，由于手抄的种种局限性，书在流传中出现了诸多版本，在回目、字词上有着大大小小的差别。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由程伟元、高鹗整理，萃文书屋刊刻印行一个新的版本，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共计120回，即程甲本；时隔不久，萃文书屋又刊印了一部《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但在文字上有两万多字的差异，此即程乙本。
“重要的有甲戌本、庚辰本等。庚辰本就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批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线索。”王彬说。
《红楼梦》作者之争
如果说，人们对程甲本、庚辰本等版本的讨论还局限于文本之内的话，另一个争论则涉及作者：曾有人提出《红楼梦》作者另有其人。
《红楼梦》注解本。中华书局供图比如，有人从《红楼梦》中某个词汇、某个风俗出发，认为作者应该是明末清初的才子吴梅村；也有人说，应该是明末才子冒辟疆。王彬认为，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作者所处时代语言的反映。王彬说，《红楼梦》中有大量的清初“满式汉语”，“第51回，晴雯身体不舒服，宝玉说她是‘白冷着了些’。” “‘冷’相当于今天北京人说的着凉，‘白’则来自满语，指‘仅仅’。
“连起来看，宝玉说晴雯的病是‘白冷着了些’，意谓晴雯仅仅是感冒了。”王彬表示，书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冒辟疆、吴梅村均久居江南，不是满族人，依据语言学的规律，不可能用满式汉语创作。
此外，比如脂砚斋在批语中提到，“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亦明确指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所著。
续书的人是高鹗吗？
《红楼梦》续书作者，也是“红迷”们的热议焦点。
红学研究专家胡文彬曾表示，后四十回可能是曹雪芹没有经过修改的一个散稿，因此会在结构上出现一些不衔接的地方，包含了程伟元、高鹗的修改。他们也在序言中说明，为整理出版120回刻本“截长补短”。
也有专家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另有其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提到，《红楼梦》后四十回不是高鹗写的，谁写的不知道，而后四十回的最大贡献在于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是非常了不起的。
王彬则认为，续书者应是高鹗。程、高刻本的《红楼梦》前言说，他们搜集了一些回目，攒出后四十回，有人据此认为高鹗至多是做了编辑工作。
《红楼梦》。文学出版社出版“但是，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也以编辑身份出现，说自己是分出章回，篡出目录，也相当编辑工作，而与高鹗相同，因此不能说曹雪芹是作者，高鹗不是，这不符合逻辑。”王彬称。
一部书中的文化百态
就《红楼梦》而言，“红学泰斗”周汝昌曾有过一个恰切的评价：归根结底，它是一部文化小说。
整部作品看似是描写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但穿插其中的，却是那个时候人们的行为举止、文化面貌，譬如如何穿衣吃饭、以礼相待，他们的心思变化也能从《红楼梦》中找到真实写照。
“《红楼梦》中关于贾府祭祀宗祠的描述，以宝琴作为旁观者的视角加以描述，非常细致重现了古时除夕祭祖的流程和仪式。”王彬说，再如关于中秋、端午等节日的描写，都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资料。
“《红楼梦》还有很多谜团，比如写下批语的脂砚斋、畸笏叟？”王彬认为，“我们应从文本出发做研究，不能为吸引眼球故作猎奇、戏谑之语。这既是对《红楼梦》、也是对作者的尊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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