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即若离、不可捉摸的爱情反而最吸引人吗？| 海岛和女孩的故事
“有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六点的吻，是一堆孩子，也许真是这样的，莱斯特小姐。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
我非常喜欢塞林格的这段话。有很多人觉得，这段话道出了爱的本质。
可我不太敢这么说，我对爱充满疑惑，不确定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后台，我们也经常收到类似问题：
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是怦然心动，是自然放松，还是忐忑不安？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呢，是澎湃的激情，是坚守的诺言，还是彼此的亲密无间？
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些问题聊一聊著名法国导演埃里克·侯麦的影片《夏天的故事》。
这部非常适合夏天观看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年轻男子在三个性格迥异的女孩之间徘徊不定的情感故事，展现了三种完全不一样的爱情状态，轻松活泼，又引发遐思。
加斯帕顺利硕士毕业，八月中旬就要正式上班。在这最后的暑假，他和女朋友蕾娜约定到一座海岛上度假。
预定的时间到了，蕾娜一直没出现，也联系不上。加斯帕只能在岛上孤单地晃来晃去，在人群中努力寻找蕾娜的身影。令他想不到的是，在蕾娜出现之前，腼腆的自己竟认识了其他女孩。
01.
第一个女孩：
“那份让人放松的默契，但似乎缺少了爱的激动”
加斯帕最先认识的是玛戈。她是民族学预科博士，假期到婶婶的餐厅帮忙打工。有一天，加斯帕到这里吃饭，被玛戈记住。第二天，玛戈在海滩上遇到加斯帕，就攀谈起来。
加斯帕性情孤僻，一开始对玛戈的热情不太适应，多聊聊才发现有不少共同话题。加斯帕喜欢音乐和谱曲，对水手民谣感兴趣；玛戈在做相关的田野，就带着加斯帕拜访老水手，采访他们的故事，听过去的歌谣。
越和玛戈相处，加斯帕越觉得新奇。加斯帕内向腼腆，不喜欢人群，在他人面前局促不安，而玛戈总能和不同的人相处融洽，在任何时候都显得舒适自然。
在玛戈面前，加斯帕很放松，能直接说想说的话，也敢于展现心底的犹豫和羞怯，不必担心被评判。以前，加斯帕从没和其他女性有过这样的亲密，就像感情稳固的老朋友，能在彼此面前毫不设防地谈天说地。
随后几天，加斯帕和玛戈在岛上缓缓散步，聊自己和蕾娜的事，聊自己的过去，也聊聊歌谣和地理，聊聊各自的感情观……慢慢地，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变化。
加斯帕感觉自己好像爱上了玛戈，试探着更亲近些，而玛戈没给予积极的回应。她知道，加斯帕来岛上是要等蕾娜，自己也有身在异地的男友，或许更关键的是，她无法确定加斯帕对自己的感情有几分认真，所以两人又退回到“朋友”关系。
有一种爱情，就像加斯帕和玛戈的关系，两个人亲密无间，但没有炽热的火花。两个人待在一起，能展现最真实的自己，放下防备和伪装，很容易就能说出心底的话，不管聊什么都觉得有趣，自然得如同春天的嫩叶、秋日的清空。
但在同时，又难免会心生疑惑：这就是爱吗？似乎过于平静了，那种两人紧紧相拥的热度和力量去了哪里？
02.
第二个女孩：
“那么多原则和承诺，让爱像一副沉重的盔甲”
当加斯帕与玛戈在友情与爱情之间暧昧时，苏莲出现了。
苏莲和玛戈互相认识，有一晚她们在酒吧相遇，顺便介绍了在场的加斯帕。苏莲对加斯帕有所好感，一次在海滩便偶遇，非常主动地邀请加斯帕去她叔叔所在的海岛游玩。
苏莲和加斯帕的话题不像他和玛戈那么多，但也比较合拍。苏莲在学校参加合唱团，唱歌很动听，加斯帕弹着吉他，让苏莲唱自己写的曲子，两人也有难得的默契。
苏莲热情开放，两人坐在沙发上，她主动依偎到加斯帕怀中。苏莲对自己的感情经历毫不避讳，之前两个男友都不满意，就直接甩掉。聊着聊着，两人就拥吻起来。加斯帕对苏莲浓烈的爱意感到惊喜，但随后才了解到苏莲有着完全不同的一面。
苏莲大胆奔放，也是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比如她可以在认识加斯帕第一天就和他依偎、亲吻，但她不会与刚认识的男性发生性关系。
她对爱情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对两人相处也有自己的准则。比如，她觉得每个人在感情中都需要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为某些重要的事做决定时，两人要考虑清楚，做出自己的承诺，并拥有愿意为之负责的决心。
苏莲的这一面，让加斯帕有些无所适从。他本来就不是雷厉风行的人，不论是想事情还是做决定，他常常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恰恰是苏莲所不欣赏的。所以，为了继续和苏莲相处下去，加斯帕不得不努力维持苏莲能接受的样子。
在苏莲和加斯帕的关系中，有着对爱的另一种认识。在很多人看来，无论爱的决心在最初的时候是多么坚定和纯粹，都很难逃避掉幽暗的人性对爱的考验。
有太多爱，在时间的流逝中、在变动的生活里，悄悄变化；有太多人，想在爱中得到更多东西，忽视当下拥有的、奢望未曾获得的。
所以，为了爱的持久，苏莲认为相信激情是不够的，必须为了爱而做出的承诺。苏莲了解人心的可能变化，所以在她积极拥抱爱情的时候，她希望能有明确的承诺和坚决的态度来稳固关系。
而苏莲对承诺的看重，对各种原则的绝对坚守，对加斯帕来说构成了沉重的负担，让他开始思考自己和苏莲的关系该走向何处。
03.
第三个女孩：
“扑朔迷离的爱，有惊喜也有忐忑”
正当加斯帕疑惑于对苏莲的态度，他在海滩边迎来了熟悉的身影——之前苦苦等待的蕾娜终于出现。
加斯帕一遇到蕾娜，就变得和之前不太一样。除了意外相逢的激动之外，加斯帕在蕾娜面前有一种心神不定的迷恋状态：既有着沉醉的喜悦，也有着飘忽的不安。
原来蕾娜和加斯帕不是感情稳定的长期情侣。两人相识已过半年，很少有常规性的约会，很多时候见面都是突然的兴致或纯粹的偶遇。这让加斯帕感受到某种刺激，似乎在意外和不确定之中，才有爱情最迷人的一面。
然而这也让加斯帕感到苦恼。蕾娜是个非常重视自身自由的人，她不希望别人用某些要求来限制自己，而且蕾娜的情绪起伏也很大，让人很难捉摸。在某些时候，加斯帕想在这段关系寻求某些确定性，他会发现这份爱根本不受自己控制。
以前，蕾娜和加斯帕的关系更多是在两个人之间展开。而这次一起来到岛上的，还有蕾娜的妹妹和表弟。加斯帕时不时要尝试融入这群年轻人，而他孤僻内向的性格，在蕾娜的家人看来非常怪异，这让他们对蕾娜和加斯帕的关系产生质疑。
蕾娜没有维护加斯帕，进一步说出了自己心底对加斯帕的同样感受。她觉得加斯帕不够成熟，无法很好地照顾自己，无法很好维持人际关系。这些话自然让加斯帕很伤心，当他想多做沟通，蕾娜不想再理会，从海滩上跑开了。
在很多人看来，加斯帕和蕾娜这种感情状态最难理解，但类似的“虐恋”在生活中并不少见。
有些人将爱情中的激情和迷恋视为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他们不渴望那种循规蹈矩的相处状态。他们渴望在爱之中保留足够的不确定性和偶然，等待那可能来临的意外的狂喜，也等待那可能来临的失落和悲痛。
在这种起伏与波动中，他们能强烈感受到自身的存在，而这份生命的存在感恰恰是他们最为渴望的。
当加斯帕在蕾娜面前受挫时，他又找到最亲近的玛戈散步，讲述自己和苏莲、蕾娜的事，讨论自己的痛苦和纠结。玛戈耐心听着，不给出什么具体建议，她心里很清楚，犹豫不决的加斯帕最终还是只能自己做出选择。
一天早上，加斯帕接到了苏莲和蕾娜的电话，还给玛戈打了电话，仍旧不知道第二天该和谁赴约。这时，他突然接到一个商家的电话。他之前看上的一台专业录音机有人出售了，而要想买就要第二天赶过去。
加斯帕欣然答应了，其实他想要的是一个借口，从这样的困局中逃走。
离开前，他将玛戈约出来，想以后再约她一起游玩。而玛戈拒绝了他的邀请，因为异地的男友九月就要回来了。加斯帕听到后不禁露出了苦笑。
加斯帕不舍地怀念和玛戈在岛上那些漫无目的的散步。在轮船鸣笛之后，他和玛戈匆匆吻别。加斯帕独自走到船上，看着玛戈从码头返回岛上，而他将跟着轮船驶入海中，离这座岛越来越远。
回想加斯帕在这座小岛上的全部经历，有些人或许会笑话心猿意马的他最后落得一场空，而我却觉得这是很多人在追寻爱情中都可能遇到的一段经历。
这座小岛似乎就是每个人的青春时光。我们来到这里，等待着心中那场注定一生的爱情。而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即便再多的人向我们描述过，我们依然很难将其从茫茫人群中分辨出来。
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人群中穿行，与不同的人相遇，尝试与不同的人相处，努力思考着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努力学习着如何去爱。
玛戈、苏莲和蕾娜，三个人似乎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三种感情要素，稍作联想的话，她们与“爱情三角理论”中的“亲密”、“承诺”和“激情”好像有着某种对应关系。
在亲密中，我们感受着最真诚、最熨帖的喜欢；在承诺中，我们努力规避风险，但也会感受负累；在激情中，我们沉迷于狂喜，但也害怕失控。
重要的，或许不是在青春之海岛上做出了什么选择，而是在这里我们学会了什么，了解了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无论结局如何，我们必将带着这份爱的知识，带着对自己的更深知晓，到一片开阔的陆地上去生活，找到那个渴望的人，找到自己心中所选择的那份爱。
人的命运真的不可捉摸，不可改变吗？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命运之说，认为人的命运不可捉摸，也不可把控，并且用亲朋好友的案例来现身说法，久而久之，就有了“人的命，天注定”的说法。
01
认为命运注定的人是否应该躺平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出生在哪个国度，何种家庭，哪个时代，遇到什么样的家庭环境，确实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改变的，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就应该直接“躺平”了呢？
当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选择躺平的人，都是选择相信宿命论而逃避责任的人！
02
知命而改运
在我看来，那些能够预测未来进行人生指点的大师，通过已掌握的数理规律和你原本的一些生命信息，去捕捉到你现在身上独有的特质或趋势，并给予你在未来旅程中人生可能出现的发展变化，帮助你趋吉避凶，这些都是基于你现有意识维度与心灵程序的前提下进行的，
但是，如果我们带着觉知去生活，在每一刻的当下用爱与慈悲心去做出行动，时刻修习自己，完善自己，即便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出身（命），但我们可以选择脚下的道路（运），这就是易学大师口中常说的“知命而改运”。
03
举个例子
《了凡四训》的作者袁了凡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古代有个著名的袁了凡先生，给自己的后代写了一本《了凡四训》，里面就记录着他从小就遇到了一位算命大师，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走向料事如神，哪年会高中举人，甚至能够精准的预测出排名第几，考试分数多少都丝毫不差，以及他能活到几岁，
但后来袁了凡研究人生与心灵学问，始终坚持“但行善事，莫问前程”的理念，在他做县令时，兢兢业业为县里老百姓修筑堤坝，从根本上去除了当地多年未能解决的水患；每天精进学习，多行善事，助人为乐，原本算命大师根据他的生辰八字预测他活不过53岁，但由于他的改变，最终成功地改写了运势，延长了自己的寿命，获得寿终正寝。
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你是你生命的创造者，只有你才是自己人生剧本的编剧和第一主角，没人能替代你的角色，更没有能给你设计下一刻你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04
自己是生命的主宰
修行圈流传这样一句话：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修行之人每天都在精进变化之中，极有可能将自己的命运程序与意识维度改写，当然这种人的命运无法预测了。
再比如最近比较火的网剧《开端》（没看过的小伙伴们一定要看一下哦），面对公交车中发生爆炸案的一次次轮回（就是时空穿越），不断调整当下时刻的行动策略，最终改写了全车人平安无忧的结局。
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创造的力量永远只有当下这个时刻，唯有当下才是实相，其余一切都只是幻象。千万不要忘记只有你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并不存在一个早已安排好的计划或者所谓的神秘力量，如果你相信了他，它就会限制住我们的创造能力。
最后借用《哪吒》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如果这是上联的话，我给补个下联：我的人生我做主！横批——天天向善！
- THE END -
我 心 发 愿
发“唤醒生命觉醒为己任，驰骋红尘疆场任我行”之夙愿，助力有缘人：让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必进出深山老林，在红尘生活中就能寻得解脱之道。让每个人都成为红尘中的高手，成为活的教导。
愿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把自己修成正心、正念、正能量之身，用生命陪伴生命，用生命照亮人生，彼此滋养，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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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幸福，是那不可捉摸的一瞬
在学术上，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思考引领了20世纪欧洲的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矛盾性》等专著的出版，构成了他的“现代性三部曲”。这并不是他研究现代性最早的文本，不过他在思想界的声望却是由此形成的。到了晚年，他继续思考，并观察人们如何面临猝不及防的不确定，如何踏上追忆传统秩序的乌托邦之路。这样的不安，根植于现代晚期的内在冲突和危机。幸福也是如此。就如他说的，我们一出生，就被抛入这个世界。与人一样，外界也反复无常，而这“反复无常”被定义为“意外”。我们总是在那些无法被计算的个人与社会条件当中选择、平衡。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年11月19日至2017年1月9日），当代社会学家。
那么，什么是幸福？或者如何界定和测量幸福？这并不是一个庸俗的提问。我们可能会给出无数种选项，它们有关愿望、理想、欲望、安宁。从哲学到社会科学，每一种学说都试图提供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大概没有哪种说法敢于宣称发现了不可辩驳的奥秘。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而就像鲍曼所说，“对于百折不挠、不可救药地追求幸福的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它预示着希望的不朽”。
访谈人是作家、爱沙尼亚塔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瑞恩·罗德（Rein Raud）。
下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自我：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一书。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访谈人｜[爱沙尼亚]瑞恩·罗德
受访人｜[英]齐格蒙特·鲍曼
《自我：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英]齐格蒙特·鲍曼、[爱沙尼亚]瑞恩·罗德著，张德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4年8月。
罗德：
“黏土与陶工”和“乐高”的寓言
罗德：有个术语叫“出生时的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它通常指一个人预期能活多少年。我想对该术语稍做引申，从广义的角度将之理解为“期望人生”，即在博尔赫斯式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人们所期待的那种人生。
我们也可以把它描绘成一棵树，当一个人的出身条件——包括社会和生理条件——并不决定他随后的选择时，他在无数的时刻，既可能向左分岔，也可能向右分岔。
毫无疑问，有些选择会让人踏上一段典型的人生轨迹。一些分枝点会无可挽回地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另一些分枝点则会让人暂时偏离这一轨迹，然后在更高处重新交会。每个分枝点都对应着一个决定；我们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并不总是有意识的，但若避免或推迟决定，我们相当于将决定权拱手让人，委托别人替我们做决定。
《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2006）剧照。
“命运”和“性格”，确实充分体现了影响决策的两股相反力量。不过，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决定的。据统计，“性格”的某些特征更有可能出现在“命运”的某些场景而非其他场景中。话虽如此，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永远取决于具体个人。有些人平静地接受自身所处的境况，有些人则反抗之；有些人反抗一种境况，有些人则反抗另一种。无论如何，这些反抗也是我们在“期望人生”之树上攀爬时面临的选择时刻，它们可能一开始就存在。
显而易见，机遇之类的不可控因素，包括他人的“期待人生”之树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对个体的生命历程产生很大影响，或为其开启全新的可能性，或切断现有的可能性。但总的来说，个体的人生轨迹可以被看作由“期望人生”之树和每个分枝点上的个人决定共同塑造的。我们创造人生，人生亦创造我们。
现如今，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一种方法，是以幸福为标尺，将一个人在这棵“期望人生”之树上攀爬的实际高度与这棵树本身的高度进行比较，爬得越高代表越幸福，人生就越成功。可问题在于，我们实际使用的任何标尺都不是严格垂直的；换言之，我们看不到一个清晰的标准，甚至不知其存在与否。
幸福若被等同于物质财富，那么标尺的最高点对应人生之树的某处；幸福若被等同于精神成就，那么标尺的最高点则对应人生之树的另一处。若将家庭和睦作为幸福的标准，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若以激情之爱，或聪明睿智为标准，结论又不一样。所有这些标准的角度都不同，这使得它们总体上互不兼容；尽管如此，人们普遍希望自己至少在几个标准上做得出色。常见的情况是，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失败，而在其他方面可能做得很好。
当然，这些幸福的标准并非由我们自己所创造，我们只是将其当作自己的标准。唯有极少数强人能为自己确定一个绝对严格的垂直度，以此度量自己在“期望人生”之树上的攀爬进展。恐怕大多数人所依据的垂直度就像芦苇一样，任凭社会文化的风吹雨打，有时偏离多一些，有时偏离少一些。很多时候，在分枝的那一刻看似绝对正确的选择，随着时移势易，人们开始悔不当初——当然，没有人能知道，在另一种选择所创造的平行世界里，究竟会发生什么。
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些分枝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分枝点做出自己的决定。我非常同意“自我构成的劳动永不止息”的说法，但我认为，自我生产的劳作也永不止息。我想把这两个词语对立起来，互为观照：“生产”指的是外部控制力量的劳作，我们只是任其揉捏的泥土；而“构成”则是我们自己的劳作，我们是陶工——不过，即使作为陶工，我们仍然是由泥土铸成的。毋宁说，我们是锻造自己的黏土的陶艺家。过去几十年里所发生的某种转变，很好地体现在流行的乐高建筑玩具的演变上。
《乐高大电影》（The Lego Movie，2014）剧照。
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乐高玩具，它们当时是成套的，我可以搭建出自己的梦幻世界，随附的说明手册上还提供了一些启发灵感的模板。等到我的孩子们玩这些玩具时，乐高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每套玩具都标明了制作某个特定模型所需的准确件数，有点像设有唯一正确答案的拼图游戏。当然，如果你有很多套乐高，你可以把几个乐高套系混在一起，甚至可以将卖给你的不同世界重新拼在一起；然而，一个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世界已经变成了预制的、系统化的、内部完整的整体，连同它们的规则和叙事一起被买家接受。
诚然，初次接触乐高玩具的孩子，其所搭建的世界，不如专业开发团队创造的世界那般引人入胜，后者在质量上无疑更胜一筹。但是，它们从孩子身上夺走了创造世界的必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无穷乐趣。毫无疑问，孩子们从创造世界中获得的巨大乐趣，只能让位于商家从新作品中获得的巨大利益；商家迫不及待地开发乐高系列中的新零部件，为这个不断扩张但现成的世界增添新元素。可以预见，在现成的乐高世界中长大的孩子，成年后更能适应现成的生活世界。
鲍曼：
幸福只能从消极的角度予以定义
齐格蒙特·鲍曼在书房。图片来自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网站。
鲍曼：我喜欢你的“黏土与陶工”寓言，更喜欢你所补充的“陶艺家”（陶工中的少数）寓言。陶艺家不在艺术品商店购买黏土，而是自己开采黏土，并按照自己的设想对其进行制坯、修整、揉捏。这就是我在谈及行动者对命运的内化时所试图捕捉和表达的东西：行动者对命运的内化总是包含他对命运的选择性阐释；对“天然的”、未经加工的命运的内化，总是操纵着行动者的机遇和倾向，使其性格朝着此方向而不是彼方向发展。
我也赞成你所引入的“成功人生”这一议题，我把它理解为“工作出色”所带来的满足感，萨特曾称之为“生活计划”的实现。然而，这种满足感，一种独特的“元幸福”（meta happiness），与自我构成的其他方面类似，是一种不稳定的、忽明忽暗的情绪：一种倏忽而逝的状态，一种容易被撤销甚至被其反面取代的瞬间状况。“（人们）对生活有何要求，希望在生活中实现什么？”再次引用弗洛伊德的回复：“答案毋庸置疑……（人们）努力追求幸福；他们希望变得幸福并保持幸福。” 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无法“保持幸福”：
我们所说的幸福，从严格意义上讲，来自被严重压抑的需求得到满足——最好是突如其来的满足。从本质上讲，幸福只可能一种偶发现象。快乐原则所渴望的任何情状被延长，只会产生一种轻微的满足感。我们只能从对比中获得强烈的快感，而很少能从事物的某一状态中获得快感，这是人类天生的心理结构使然。
如你所见，幸福与“社会事实”正好相反。
弗雷德里克·摩根（Frederick Morgan,1847-1927）笔下的童真乐趣。
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是社会学唯一合法的研究对象：它是一种“事态”（thing），与所有事态一样，具有可靠性、稳定性、持久性和巨大的强制性；实际上，它是一种几乎无法抗拒，或完全无法抗拒的力量。确切而言，幸福不是一个“社会事实”；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尤其是对所追求的目标对象的选择，才应当被归为“社会事实”。人们对这一追求目标的占有或消费，也常被人体验或描述为幸福时刻。
然而，我认为，追求幸福的天然栖息地是不幸福、不满意、未实现的状态——简而言之，是产生痛苦的被剥夺状态（如被压制、被疏远、被抛弃、被排斥、被剥夺尊严和自尊等）。换一种说法，从结构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在“幸福与不幸”的对立中，不幸是“无标记的”，而幸福是“有标记的”。幸福只能从消极的角度予以定义：它是克服、违抗、打败或终止的不可捉摸的瞬间——总而言之，幸福是否定的一瞬。
《幸福来敲门》（2011）剧照。
幸福是人生追求的驱力，但与其他积极的、指引性的、北极星式的乌托邦一样，它的“物质性”，也就是它对人类和社会产生的实际意义，完全在于它能激励人们不断追求幸福，并产生持久的效果，尽管这些效果往往是偶得的，即未曾预料的、无意为之的、计划外的。
克里斯托弗·赫尔曼（Christopher Helman）是《福布斯》杂志的专栏作家，他曾经报道过总部位于伦敦的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所做的一项研究。列格坦是众多试图“揭示人类幸福的原因”的机构之一，它致力于找出人类幸福的可量化、可编码的条件。赫尔曼说，“列格坦对世界各国的创业精神、个人自由、健康、经济、社会资本、教育、安全保障和治理进行评分”；这些分数是由《福布斯》杂志的专家们打出的，为了得到所要的结果，他们必须进行大量耗时耗神的复杂计算，向他们致敬！不过，赫尔曼略带讥讽地评论道：
幸福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幸福的定义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繁荣就等于幸福吗？不一定，但肯定有助于幸福。你的生活幸福吗？当你开着豪车去上班的路上堵车时，你也许想过这个问题。尽管你在高档写字楼里身居要职，但你曾幻想抛弃这一切，抛弃办公室、房贷、西装、压力，以及全天的电子束缚。
接着，赫尔曼问道：你以为退居海边的小木屋、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就会幸福吗？也不见得。“主观”因素对“客观”因素的反抗和质疑，是无穷无尽、无止无休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与众多机构一样，列格坦在其设计的问卷中，为可能产生幸福感的品质赋分，然后对收回的问卷答复进行分析，从统计分布中（以及从问卷作者对“人性”的默认假设中，这一点更重要）推断出人们应该从这些品质中获得多少幸福感。
《偷书贼》（The Book Thief，2013）剧照。
但是，如果某个叫作汤姆、迪克或哈里的人具备这些品质，却未能从中获得幸福感呢？换言之，如果汤姆、迪克或哈里没能做到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应该做到的事情呢？那么，这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不是吗？要不然就是经济的错，他们只是不善于抓住机会而已。“一切都是经济问题，！”——这是专家们在着手研究之前就听过的结论。我们也一样，几乎每天都能从风云人物那里听到这番话，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经济。
我们还一致认为，人类的烦恼、磕磕绊绊、跌倒和失败（当然也包括打赢的仗），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和色彩。“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情很难说是无条件的、完满的，而不幸福的状态也无法完全抹去快乐的时光。镌刻在地狱入口处的“放弃希望”（Lasciate ogni speranza），与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门上的标语“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一样，都是对未来人生的预示。
迄今所说的一切，对于那些想为人类的困境做出连贯描述的人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原因在于，为人类现实梳理出一条连贯的脉络，如康德所说，好比抻直“人类这一弯曲的木头”。迄今所说的一切，对于那些忙于对知识进行系统化整理的理论家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对于拉紧人类这个提线木偶的牵引绳，力图掌控人类命运的暴君来说，也是一个不祥之兆。然而，对于百折不挠、不可救药地追求幸福的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它预示着希望的不朽。
罗德：
自我构成，而不是自我生产
罗德：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讲的是，在荒岛上，有一个受虐狂和一个施虐狂，他们是海难后的唯二幸存者：过了一会儿，受虐狂走到施虐狂面前，问道：“你想折磨我吗？”施虐狂看着他，微笑着回答：“我绝对不会！”
《荒岛余生》（Cast Away，2000）剧照。
试图用可量化的参数来定义幸福，正如列格坦想要做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注定失败的冒险。幸福与不幸都是无法量化的主观感受。汝之蜜糖，彼之。我曾游历过一个阳光明媚、美人如云的热带岛屿，它可谓是好莱坞电影一贯宣扬的极乐世界的标准形象。我先在东南亚进行了两个月的高强度探险，然后来到这里。刚来第二天，我的伙伴们就厌倦了岛上的阳光和美人，遂决定提前几天恢复原来的旅行模式。幸福的标准版本，就像任何产品的标准版本一样，应该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然而，地球上的每个人在某一方面肯定都属于一个或多个少数群体。
正因如此，自我构成——而不是自我生产——才如此重要。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除此之外，我还有犯错的权利，只要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事实上，我还有权遭受失败、失望和烦忧——简而言之，我有不幸的权利，只要我不把这种不幸强加于人。当然，如果我愿意，我也有权踏上通往标准的幸福之路，最终抵达大众眼中的幸福。但是，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做的事。
因此，我不太确定，在描述追求幸福的状态时，使用你和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些否定性词语，是否非常管用。毕竟，从别人的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成就带来的满足感，很大程度上恰恰源自我们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如若不然，报纸就会刊登已经填好的纵横字谜，而不是空着让读者自己破解了。
即使“追求幸福”的过程潜存一种缺失感，也缺乏追求的动力，它还存在另一个面向，即“期待”（looking forward）这一表达所捕捉到的人性经验。期待某样东西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已经对它产生了愉悦感，尽管它还没有实质性地出现，尚未成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但它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
是的，这种快乐可能比从事物本身获得的快乐还要多。是的，这种期待感终将成为未来失望的缘由；它可能会被滥用、被操纵，用以诱使一个人做其通常不会去做的事情。正因如此，有一些硬核的现实主义者，比如我的妻子，为了不被任何虚假的希望所蒙骗，她/他们拒绝展望未来。毫无疑问，这也是她的个利。
鲍曼：关于“期待”
鲍曼：如你所说，“期待”“可能会被滥用、被操纵，用以诱使一个人做其通常不会去做的事情”。连“期待”都可以被滥用吗？确实如此！每天都在发生，而且规模巨大。我甚至认为，我们当下所处的消费者社会，这个以消费主义模式来安排及管理个人、群体和社会三大系统层面的社会，实乃建立在对其成员的“期待”倾向进行系统性误用，甚至滥用的基础之上。
我们当下所处的消费者社会，已经成功地将人的“作业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转化为“消费本能”。100年前，托斯丹·凡勃伦将人类的“期待”心理，追溯至“作业本能”，即做好一项工作的本能欲望、从尽善尽美中获得自豪感的普遍愿望、从“排出己身”（excorporation）中寻求幸福的心理倾向。“排出己身”这一术语，是由毛罗·马加蒂(Mauro Magatti)和基娅拉·贾卡尔迪(Chiara Giaccardi)最近提出的，意指为世界添砖加瓦（add）的倾向和冲动。“消费本能”指的是对事物的占有和享受的本能，或曰“纳入己身”（incorporation）的本能。与“排出己身”相反，“纳入己身”是使世界日销月铄(detract)的本能倾向，是个体从世界逐一减除已转化为商品的欲望对象。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Malèna，2000）剧照。
亲爱的瑞恩（指本次访谈人瑞恩·罗德——摘编者注），你妻子这样的“硬核现实主义者”，正是消费主义经济的噩梦：这些人拒绝“期待”，拒绝祈盼尚未尝试和体验过的快乐，在这个几乎人人都在追逐更多、更强烈的快感的时代，他们却选择退出这种追逐。
换言之，这些现实主义者是“心满意足的消费者”，他们满足于目前的消费水平，对劝诱或勒索他们继续消费的魅惑之声充耳不闻，对诋毁和嘲笑他们消费欲怠惰的谴责之声无动于衷。消费主义的蛊惑之声，一边痛斥这些消费者如此有限的需求/欲望/愿望，一边引诱那些尚未满足的消费者，让他们对新奇的、未体验过的欲望对象产生永无餍足的渴求。不足为奇，心满意足的消费者能够——也将会——为消费主义社会敲响丧钟。
如今，市场营销艺术包含双重策略，一是唤起人们对新乐趣的渴望，二是确保从中获得的快乐尽量短暂。这种策略产生了一个连带的副作用，它使消费主义经济成为系统性过剩和浪费的经济。如你所说，人性共有的“期待”意向，一旦被消费主义经济所利用，被其商品化并重新调配，往往比人们期待的“事物本身”更令人愉悦。确实，购物行为通常比其结果，即对所购之物的占有和消费，更令人愉悦；另外，占有某物的快乐是有期限的，而购物所带来的快乐，原则上可以无限延长，至少营销大师们会不遗余力地使其延长。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2000）剧照。
你写道：“我不太确定，在描述追求幸福的状态时，使用你和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些否定性词语，是否非常管用。”这些否定性词语，是我顺着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来的。
不过，我相信，用这样的措辞来描述追求幸福的状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着广泛而深刻、坚实而可信的理由。社会中占据霸权地位的消费主义世界观，则确保不满足的状态被永远保持，以便不断构想和传播新的愿景、新的模式、新的欲望对象，刺激人们源源不断地产生幸福感；它还要确保，在“欲望对象”转化为“占有物品”的那一刻，这些愿景和模式烟消云散。
正如我在别处论述的那样，任何一家商店，无论它向顾客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它的吸引力、诱惑力源于其自我呈现和他者感知——它得让人觉得这是一家独一无二的药店，出售的药品专治现代人的疑难杂症，比如疯狂竞争和忙碌生活对人的折磨，比如存在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痛苦和焦虑，比如人际关系的脆弱性所导致的道德顾虑。
总而言之，商店所售的药品，能够治愈一个人在生活技艺方面令其羞愧的“表现不佳”，这种“表现不佳”体现在实际“进展”与内心“期待”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上。我们非常清楚，制药业的经济保障和盈利能力，与病患者的数量同步增长，因为被病痛折磨的人多了，制药公司仓库货架上堆积的药品就有人买了。为了销售更多的药品，获取更多的利润，制药业需要更多的疾病——需要更多的被定义为病态的生命状态，从而让人们相信自己有病，相信自己需要对症治疗，且基本可以被治愈。无论是真实存在的症状，还是臆想出来的病症，只要有药可用，就会把渴求转化为义务。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自我：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一书。
原文访谈人/[爱沙尼亚]瑞恩·罗德
原文受访人/[英]齐格蒙特·鲍曼
摘编/罗东
编辑/西西
导语部分校对/穆祥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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