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83年，历史意义上的南宋作为一代王朝已于三年前随着陆秀夫的厓山一跃宣告灭亡，于是此时的中国纪年便名正言顺地记为元至元十九年。也许还有一个人直到此时仍固执地认为大宋还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头里；也许这个人还时常为那个享国日短的末代皇帝赵昺南向而泣，并且替他拟定他应得而未得的庙号以尽君臣之义；甚至违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年记作宋祥兴五年……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让“也许”充斥了想象的空间，而我们确凿知道的只是这个人的名字以及此后八百年间每至民族危亡时就会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迹和诗文。事实上这一年，准确地说是三年多来，他只是燕京兵马司土牢里的一名与众不同的囚犯。
时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佑二年(1276)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宝佑四年(1256)，年仅弱冠的文天祥赴临安应试，集英殿上暮气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时，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1〕的评语在耳，一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在目，再加上这个极有吸引力的名字(这不是信口胡诌，晚清慈禧也做过这样的事)，一闪念间，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够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吗？
千万不要怀疑一个封建帝王对他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出于纯真！换个角度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还能有谁比皇帝更关心这跟他姓的万里江山呢？这不仅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是他的权威赖以确立和传诸子孙的根本，更是千辛万苦的祖宗留下的神圣遗产，一个出身和教育都无比高贵的男人千载之后立于卷卷史书的颜面。——当然，由于所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对的诱惑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女人、书画、音乐、诗词，甚至捣鼓钟表。谁还能没有点小爱好呢？而他们的大多数意志又不是那么坚强。不过诸位倘若因此便以为皇帝并不在乎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错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征最高权力的朱笔，轻轻一钩便把考官呈报名单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为状元。
今天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中了状元，尤其是宋代的状元是何等风光的一件事。天子门生的荣耀，满朝亲贵的青睐，普天下妙龄女子暗许的芳心，以及各级地方长官接连而至的宴请(这甚至是国家定制)，大宋朝最伟大将军的凯旋仪式相比之下也会黯然无光。闻喜宴上，意气风发的文天祥即兴赋诗道：“于皇天子自成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长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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