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叫雷·瑞哈特，我们把他称作“瑞哈特先生”。开学的第一天，一个腼腆害羞的10岁小男孩，一见他牛蛙般的大眼，脚下的球鞋顿时瑟瑟直抖。一位男老师对我来说还是新鲜事儿，也是我不喜欢的事。
他说：“选你的班上最好的朋友，然后把你的课桌挨着他的旁边放。”
什么？我们面面相觑。一个女孩举手问道：“你是让我们把自己的课桌放在我们最好的朋友旁边？”
“我是这个意思，这样方便你们互相帮助。”他说。教室里一片嗡嗡声。
别的老师总是把交情好的分开。显然，瑞哈特先生不懂规矩。
每当我抱怨瑞哈特先生的奇思怪想的时候，母亲总是安慰我：“特里，他只是个男的罢了。他只是个人，和别人一样。”
但事实证明她错了。在我的生活中。他绝对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就在第二天，我正冲着作业本上的数学题犯愁，瑞哈特先生来到了我的课桌前：“有问题？”
我默默地点点头。
“你找你同桌帮忙了吗？”我还没来得及摇头，他就轻声地提议道：“你为什么不呢？”
我的朋友瞅了一眼我的本子，说：“你怎么弄的？到底动脑筋想过没有？弄得这么乱！”“这样！”她说，“从头开始，就大不一样了！”确实如此，接下来我做得很满意。
班会时，瑞哈特先生不会像别的老师那样，刻意地在自己周围划出“我是大人”的分界线，我们可以毫无拘束地和他谈心，就好像他和我们一般大小。轮到他说话时，他谈话的口气就像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他认真地倾听我们的意见，提出自己的非强制性的建议。
那一年，我的心里充满了对核战争的恐惧。每当进行防空演习的时候，我们就躲在课桌底下蜷作一团。一天在操场上，瑞哈特先生信步走过来，毫不犹豫地说：“因为生命无常，我们应该由衷地庆祝活着的每一分钟。”他环视着操场上的孩子们，自言自语地补充道：“一定要做你最喜欢做的事情。”
我对体育课简直是恨之入骨。
在学校昏暗的半地下室里有一个大房间，瑞哈特先生就利用它上体育课：跳舞。一想到这种换了法子的折磨，我的手心就紧张得出汗。“要勇敢！”上课第一天，瑞哈特先生在我的耳边低声说。
我们跳华尔兹，学习波尔卡舞。当我和瑞哈特先生搭挡的时候，他轻声地在我耳旁数着节拍。等到舞曲结束，他轻声说：“你跳得很棒。别忘了我说的话。”
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我们要成双成对地在全校汇报演出。“要有创意。”瑞哈特先生鼓励我们说，“使它成为一种乐趣。”
我的朋友和我，两个同样害羞、拘谨、羞于登台的人选择了《圣弗朗西斯科》这首曲子作为伴奏音乐。尽管我已经对所有的舞步了如指掌，但临到表演那天早上，站在舞台上，我还是像有人掐住了脖子一样快喘不过气来。我凝望着站在房间最后面的瑞哈特先生，他微微一笑，点点头，好像没有看出我的惊恐。
“棒极啦！”当我们鞠躬谢幕时，他喊道，并像打雷一样噼哩啪啦地拼命鼓掌。
“你意外吗？”我们问瑞哈特先生。
“一点也不！”他摇摇头，“你们很勇敢，就像我期待你们的那样。”
“我不勇敢！”我坦白说，“我想哭或者甩手不干或者干脆跑出教室。”
“是的。但是无论如何你没有那么做，这就叫勇敢。不是你怎么想，而是你怎么做。”
那天晚上吃牛排的时候，妈妈问：“今天你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真正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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