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钢钉
把旅行当做修行，正是我的目标。每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首先我要面对的便是旅途中的奔波劳苦，当然还少不了各种行程上可能的危险和变数。2001年，在一次亚马孙河之旅中，我和当地土著一起，乘坐独木舟撒网捕鱼，结果小船漏水，很快就沉入食人鱼出没的河里。幸好，这次事故有惊无险，我们安全地爬到了岸上。
但是，2005年在南印度的一次满月的湿婆神过火节仪式上，我却被人群意外地挤入重新整理的火堆，结果烫伤了脚底，不得不中断旅程入院治疗。
而为了锻炼自己的胆识，我甚至让上万只蜜蜂布满自己毫无衣物防护和药物涂抹的身体。尽管环球旅行危机四伏，我还是乐此不疲，尽可能地以超乎常人的热情和毅力，投身到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中，并用摄影机记录下自己的行程。
而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最辛苦的一课，恐怕要数2004年在菲律宾的一次旅行。在邦邦牙省的圣彼得镇，有一个叫做古毒的村子。数百年来，村民一直保留着在复活节前夕挑选信徒，以戏剧的方式重演耶稣受难过程的传统。从1955年开始，这个仪式使用真正的一体磨成的三寸长钢钉把人钉在十字架上，至今已延续半个世纪之久。
2004年4月9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说服，当地人最终同意了我这个首次出现的外国人自愿被钉在架上。
村民们从来也没想到，会有一个外地人，接纳他们的传统，像成年礼考验勇气和胆识一样，自愿忍受钢钉刺穿手掌心的折磨煎熬。当时，仪式还没有开始，报名的15人中就有3人因为恐惧而退出，另外2人也因为疼痛而引起休克被救护车送往了医院。在近距离拍摄下一个被钉者时，我内心的恐惧难免油然而生。终于，我还是说服自己，躺在了十字架上。
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十字架被立起了足足20分钟。坦白说，当时连风吹过来我都非常非常地疼，但我却在喧嚣之中体验到了一种奇幻般的宁静，甚至，我开始高声唱起了圣歌。
这一刻我忽然发现，原来旅行就是在上课，它给我上的这一课是：人们内心的恐惧，才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敌人，而并不是那些外在打击我们、伤害我们的人、事、物。
据说，半个世纪以来，我是唯一亲身体验古毒村这一仪式的外邦人。刚从架上下来的我，受到了全村和所有围观群众英雄般的礼遇。
谁给了我勇气
很多人常常问我：“眭澔平你为什么要旅行呢？有的地方那么辛苦，你做电视主持人或者新闻主播，不是挺好的吗？”被问久了，我自己也很纳闷，因为旅行还真是很辛苦，要到处奔波，还有那么多不确定的因素。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在自己人生中有两位女性真正影响了我，促使我去环球旅行。
第一位就是我的母亲。她在上海土生土长，1949年到了台湾。
可是没想到，生了我上面的四个哥哥姐姐之后，在我出生的那年，台湾发生了“八七大水灾”，大着肚子的母亲被泡在了脏水里面。再加上我又延迟两个月拖到当年圣诞夜这个非常寒冷的日子里才出生，妈妈因为难产和产后失调，在人生的最后24年里都是瘫痪在床。
很小的时候，我就会照顾母亲。原本胆小害羞的我总要经常活泼好动地给母亲讲述外面世界的故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趴在妈妈的病床边画下自己的见闻，然后讲给她听。时光一晃过去了，可是我一直记得，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我的母亲看了外面的世界。而这份心意，也让我一直把旅行当作是要跟母亲讲故事的约定。
如果说，母亲是我走出去看世界的原始动力，那么与另一位台湾杰出女性的友谊，则是我20多年来环球之旅的持续动力。
这位影响我旅行世界最深的人，就是三毛。我们是极为知心的好朋友，也是极为投缘的忘年之交。她是台湾知名作家，当代华人世界游记文学的先行者，她的惊人才华和传奇经历，在如今40岁左右的读者群中，仍被津津乐道。在一次对三毛的采访中，我与她相识、相知又相惜，两人无话不谈。
在三毛离世前的一段时期，我和她曾准备合写一本书。为了收集资料，我们开始留心录音保存两人的谈话记录。没想到，竟然就这么无意中收录了三毛自杀前的最后两段在我家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
“小熊，如果你回台湾了哦，我是小姑，你如果回台湾了请你打医院（的电话），如果回来的话。小熊，你在不在家？好，我跟你说，我是三毛噢，如果你明天在台北，请你打医院（的电话）。再见。”
“眭澔平，我是三毛，你在不在家？人呢？眭澔平？你不在家……好。我是三毛。”
在即将要离开人世前的几十分钟到几分钟，三毛拨到了我台北家里的电话，但是当时我正在外地办签证，无法接听到，更何况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根本无从联络。
三毛生前曾跟我讲，有机会一定要帮她实现几个梦想。
第一个，她跟我说，她最喜欢小熊，因为她认为这些玩具熊是所有西方小孩从小到大，甚至到老，都要抱在怀里的，即使弄得旧旧脏脏的，也是一辈子最心爱的伙伴。所以，她希望有机会能够让我帮她抱到一只真正的熊。
第二个，她说我是属猪的，希望有机会也能够帮她去抱一抱老虎，也就是所谓的“扮猪吃老虎”。
这两种动物，是她最喜欢的。
而第三个，她跟我讲，世界上有个食人族，她一直想去看看，可是她总是没有勇气去，也没有机会去。
这些话犹然在耳，她就已经走了。这些话如今反倒变成了我和她的生死之约。
三毛离世后，我为她写了一首歌：《蒲公英的哭泣》。我总觉得，她并不是那么悲伤地过世了，而是像蒲公英一样。你看那个圆球的花絮，吹起来好像一滴滴在飞的眼泪；但是无论飞到世界的哪个角落，它们也都是一粒粒种子，又开始了一段段新的旅程。
我的南极演唱会
为了探访体型最大的帝企鹅，2007年11月，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考人员、生物专家以及探险爱好者一起搭乘一艘改造自前苏联的破冰船，由南美洲火地岛出发，历时一个多星期，最终顺利抵达南极大陆。
在观察帝企鹅的过程中，有一个发现让我非常感动，那就是，它们能够透过对声波的敏锐反应，在几万只小企鹅里面准确地分辨出哪一只小宝宝是自己的，还能找到自己当季的丈夫妻子在哪里。这对我们人类来讲，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即使是演奏小提琴或者二胡的音乐家，对于很多声波的分辨能力，仍然没有办法达到像企鹅这么敏锐。
当时，我把摄影机放在三脚架上，然后自己对着镜头坐在冰地上。可是坐着挺无聊的，我就开始唱歌。
当然，我也不是平白无故就瞎唱，唱歌的原因是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既然企鹅，特别是帝企鹅，有如此敏锐的听觉，那么它们对人的声音，特别是歌声，会不会产生一些反应呢？唱了一会儿之后，我惊奇地发现：一只企鹅过来了，它在听我唱歌。后来两只、三只企鹅都过来了。
一个法国研究学者，看到这个景象觉得太奇特了：谁也没有想到人的歌声竟会让企鹅有如此奇妙的感应，它们真的全部都停下前往海边的脚步，有的甚至直接走近我的身边倾心聆听。于是，他也驻足下来，并帮我拍摄记录，因为我的摄像机所放的位置完全被企鹅挡住了。真的非常感谢他帮我记录下好几段珍贵的画面。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讲起来挺有意思的，我发现企鹅对《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好像特别有好感。
接着，我到了企鹅们的栖息地，白色的雪地上夹杂着一些其他颜色。告诉大家，那都是企鹅的粪便。但是，坐在那里看着大企鹅、小企鹅就在自己后面，那感觉真的很好，我也就不会在意是不是很脏很臭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发现，我又接连找了好几个企鹅栖息地，继续自己的发声实验。从娱乐角度来看，我自己曾是一位歌手，那这次南极之旅就已经变成了一次“赶场歌友会”，只不过听众是这些可爱的帝企鹅罢了。
不过，我不能够走到企鹅群里去，只能待在外围唱歌。而当我开唱后，企鹅们就会慢慢向我靠近，有的甚至是趴在雪地上慢慢滑行过来的，最后它们竟然以我为中心围成了一个圈，大小企鹅全部靠了过来。
我整整连续唱了一个小时，每一只企鹅都听得非常入神，它们甚至还会大声地跟我合唱。这里瞬间也变成了我的“南极雪上歌厅”。
有一群公企鹅，原本要去海里捕鱼吃，可是真不好意思，我一张口，它们就都停下来听我唱歌了。于是我又再为它们思念着的远方妻小而唱了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
它们可以用腹腔共鸣，产生“嘎”这种单音，还能产生一种多重音阶的卡农分音式共鸣——“嘎嘎嘎嘎……”甚至当我唱完《Lovemetender》之后，有只大企鹅抬着头，挥着翅膀，好像为我鼓掌一样。
在成年企鹅喂食的时候，小企鹅确实会抬着头或者是凑到爸爸妈妈嘴边去讨要食物。当我唱完歌之后，有一只刚才也为我鼓掌的小企鹅竟然爬到了我的身上，凑到我的嘴边来要东西吃。一般来说，不同物种之间应该是避之而唯恐不及的，可是它却把我当成亲人一样。
最让我无法忘怀的是：在我们的破冰船要离开南极大陆的那个傍晚，有一只企鹅竟然过来送我们，这太让我震撼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做了这个所谓的“唱歌实验”，所以玩笑地跟我说：“你不是会唱歌给企鹅听吗？你再唱吧。”于是我就一面摄像、一面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当破冰船无法后退只能冲撞冰层，敲出回转船身的水路时，刚从海里跳上来的一只企鹅竟然走近我们的船旁，即使如此巨大的震动摇晃着它所驻足的冰层，它都不肯离去，只是仰头聆听，像沉醉在一股前世的乡愁里……等我们的船已经走远了，它才离开。这一幕让围观在高高船舷边原本矜傲自大的我们都哭了；大家于是分别回到各自的船舱里，不发一语。
这一幕，让我永生难忘。
我相信，南极大陆上的帝企鹅们一定将这一幕永远铭刻在它们的基因密码里了：曾经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来到南极大陆，用奇妙的歌声与它们进行交流，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回去。我相信，听过我唱歌的企鹅，应该还会记得我。当然对我来讲，这也是永生难忘的美好回忆，至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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