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5日，我在上海财贸外语学校学习三年后毕业了，被分配到外贸部下属的上海进出口商品检验局。这个机构设在海关大楼，我们和海关人员一起进出办公。跻身于中央直属单位，种种福利已让一起长大的哥们儿羡慕，等他们知道我干的是罐头检验工作，更馋死了。
那工种，确实是老天下馅饼，每天打开罐头，一一品尝，这叫“感官检验”，味道好，品相好，就算过关。至于化学检验，由化工专业毕业的雇员在化验室进行。
可是，我很快發现，这个“肥缺”不值得留恋，因为英语用不上。偶尔有外商来，为了罐头的质量问题和我方交涉，人家都带上专职翻译，轮不到我们这些只有中专学历的毛头小伙子插手。我去人事部反映情况，请求调职。接待我的是专管青工的干部朱大姐，她不耐烦地教训我，要我无条件服从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年轻人，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嘛。”
我无言以对，走出办公室，对自己说：“只能靠自己了。”
我回到家，把入学以来用过的教科书搜集起来，复习一遍，把全部课文一字不漏地背下来。难以找到地道的英语阅读材料，只好啃《北京周报》，默默地等待机会。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我这颗乖乖牌螺丝钉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机会，脱离鸡肋一样的检验单位。我去招生办公室拿了表格，报名参加考试。有好心朋友听到消息，以上海人特有的精明为我算细账：四年大学的开销不说，商检局这么好的单位，工资和福利都放弃，损失至少两三千元。大学念完，还不一定能够分配在上海呢。
我的回答是：两三千元买得到大学文凭吗？人家高中“老三届”，比我大六到八岁，也来拼搏，我不趁年轻去深造，要后悔一辈子。
当时，有一个同事朱帧元和我一起离开，他也给了我巨大的启发。我进上海商检局前，他是我所在部门的检验员，行政级别为科员，党内职务是党支部委员。但是他怎么也升不上副科长的位置，科长一职曾出现空缺，他本来有递补的机会，却被刷下来，由一个虽不是党支部委员但资历胜于他的人当了。
沮丧之余，他放弃肥差，远走高飞。他去了北京，进入外贸部下属的商检总局。上海商检局是它旗下一个分局。分局有数百雇员，而总局不到一百人。朱帧元在总局不到两年，当上副处长。不久，被提为副局长。再后来，居然成了总局局长。“三级跳”的快捷，让上海的旧同事无不跌破眼镜。
其实，上海的外贸系统有将近十万人，局长的行政级别是10级。在京的外贸部，职工才几千人，而坐镇北京的外贸部长，行政级别是5级。那时上海长大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愿意去北京工作，只愿意留在老家，更舍不得自己的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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