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刚刚有些起色，那些没事爱嚼舌根的业内人士讥讽他：其貌不扬，骨瘦如柴的身躯，结结巴巴的英语，破旧的衣衫……普利策被自作聪明的同事们嘲讽为“特鼻大先生”、“德国小丑”、“丑犹太”。
1848年4月10日，普利策生于繁华兴旺的商业都—匈牙利马科城，父亲是位有教养的犹太族粮商，母亲是奥地利与德国的混血美人，一位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
普利策从小长得瘦高，如一根立在风中摇摇欲坠的竹竿，他思想独立，行为乖张，与父母的管教背道而驰。上小学时，父亲因病早逝，母亲改嫁一名商人。这场意外变故，使得普利策逐渐形成孤独叛逆的性格，他幻想早早飞出这个小鸽笼似的家庭，像拿破仑一样，纵横战场，驰誉天下，以此覆盖因幼年丧父而潜伏于心底的自卑。
不满17岁的普利策矢志参加奥地利军队，但军方以他年龄尚小双眼近视和身体瘦弱为由不予录取。普利策未善罢甘休，他再次参加了军队的应征，可又被对方拒绝。不屈服于“否定”回答的普利策赶到德国汉堡，争取当一名海员，结果又是遭拒。正在他开始心灰意冷的节骨眼儿，一抹拨云见日的生机衍生了。美国联邦军征募新兵，为了得到联邦政府的补助金，联邦局放宽应征者的条件。因此，普利策被军队接纳了，他与一群移民乘上横渡大西洋的轮船，并沿途逃到了林肯的军队。
军旅生活没有想像中那样美好，甚至更糟。沉默、孤僻的普利策在部队里非但没有受到重视，还时常受到其它士兵的欺辱。他不具备左右逢源的适应力，亦不具有充分的战敌体力，之所以能咬紧牙关在军旅中坚守，全仗内心深处强烈的出人头地的信念。
一年后，战争结束了。脱离了梦魇般的军队，普利策像成百上千的退伍兵一样为自己未卜的前程奔走劳碌。蹩脚的英语令他难以找到工作，政府下发的津贴很快花完了，愤懑的普利策不时去市府公园散心，卧在滑溜溜的长凳上遐思联翩，满面春风的名门大亨以及乘着高头大马的官员在他眼前不可一世地经过，街对面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没人注意和关心这个身着破旧蓝军衣的落魄青年，连饭店门口的服务员也嫌他碍眼，“先生，您的衣装有损于我们店的形象，上流房客看到您会怀疑我们的服务质量的。”
战争和社会的残酷让18岁的普利策瞬间成熟，变卖了身边的惟一贵重财产—一条漂亮的真丝手绢，普利策准备去德国的人口密集地圣路易谋生。为了抵消船费，他充任了船上的临时火夫。来到圣路易斯后，他当过船台的看守、孟菲斯邮船上的舱面水手、灰头土脸的建筑工人，内河港口的装卸工。
一次，他和另外几十个打工仔每人交了五美元给一位推销商，推销商答应介绍他们到路易斯安那州甘蔗种植园去做高报酬工作。他们坐上了一艘充满恶臭的小轮船，后来又被甩在城南30多公里处，当小轮船径自开走时，这帮可怜的打工仔才恍然领悟，这是场骗局，他们上当了！气愤之下，普利策写了一篇关于此事件的报道，因祸得福，这篇处女作发表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西方邮报》上。
1868年底，《西方邮报》招聘一名记者，由于曾经发表过文章，普利策幸运地被录用了，他高兴极了：“我，无名小卒，不走运的人，几乎是流浪者，被选中担任这个工作，这一切都像做梦一般。”
普利策欣喜若狂，将全部热情投入到工作中。那些没事爱嚼舌根的业内人士讥讽他：其貌不扬，骨瘦如柴的身躯，结结巴巴的英语，破旧的衣衫……普利策被自作聪明的同事们嘲讽为“特鼻大先生”、“德国小丑”、“丑犹太”，对这类恶意的攻击，普利策不屑一顾。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从上午10点至次日凌晨2点，每当日出的光芒从浓云的阴影中姗姗而来时，忙碌了一天的普利策从一堆报纸资料中抬起头，时间仿佛太短了。
31岁那年，普利策终于有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圣路易斯快报》。不久，他合并了一家由哈佛大学毕业生约翰·A狄龙主办运营十一个月便濒临危机的报纸，将之改名为《快邮报》，报纸目标明确：不为任何政党牟利，只为大众服务。
1911年，积劳成疾而双目失明的普利策在巴尔港与世长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利策奖”成为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这就是那个曾经流浪少年终其一生奋斗不止的投影，亦是一位暮年老人的最后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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