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杂志最近做了一期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
几年前，我在《美国化与法国病》一文中谈到美国化背景下的“法国病”。现在有必要谈谈“美国病”。不可否认，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受到了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影响有好有坏。好的是价值，坏的则是病。当然，后者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只谈“物欲症”。
什么是物欲症，格拉夫等《流行性物欲症》的作者们进行了很好的剖析。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弃甲，失去了免疫力。
一位美国医生说：“贪婪已经感染了我们的社会。这是最糟糕的感染。”不过，在欲望膨胀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
关于这一点，相信不少的中国人也深有体会——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有人将中国人分为两种：一种已经做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身心焦虑当属正常，奇怪的是有房子的人同样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有更大的房子，如果周围能有片牧场更好。
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但他们心知肚明的是，如果全世界都采用美国式生活标准，得再多几个地球才行。
物欲症对美国社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在《哪儿都不像哪儿的地理现象》一书中，作者康斯特勒说：“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从公民转变成了消费者。”大家想到的是“独自打保龄球”，而将公民责任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使个人阶层重新出现。“伴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低三下四的经典姿势偷偷摸摸地回来了。”
每个人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自从变成物质人类以后，睡觉和做爱都得先吃药片才行。在美国，每个孩子一年收看近4万条电视广告，平均每天看110条。商人的目的就是给孩子打上烙印，美国的教育专家因此抱怨“孩子们被当成了可以收割的商品作物”。
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类的时间。美国人不会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因为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金钱。人类学家英格力希·鲁克说：“从表象上来看，一个3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忙着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起早贪黑的，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人被物奴役，人被物谋杀。
速度，永远是速度。《旧金山纪事报》曾经嘲讽美国是个朝着微波炉大吼大叫仍然嫌它速度太慢的民族，不断的更新换代同样让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感染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正因为此，有人满怀乡愁——如何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地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忠诚。
然而，高速度的改造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全然舒适的生活。全球性的交通拥堵早已经让人心烦意乱。有篇南美的小说是这样写的：堵车让交通陷入瘫痪状态，由于短期内毫无改变的迹象，司机们纷纷放弃了汽车，徒步到邻近的村落寻找食物。最后，他们不得已在道路两旁种起了庄稼。在车龙动弹之前有人怀上了孩子，接着孩子呱呱落地……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茅草屋顶下住着自由的人；大理石和黄金下栖息着奴隶。”如果不看到物欲症对世界有着怎样的损害，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特蕾莎修女在路过美国时。会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过的“最贫困的地方”。
广告正在占领社会的每个角落。在创富榜与成功学的催眠之下，人们渐渐丢失了朴素生活的乐趣，这也是近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怀念那位与他们隔着时间与地理距离的梭罗的原因所在。在瓦尔登湖畔，这位离群索居的思想者这样说：“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
什么是人类当下的困境？在此不妨重温一下“梭罗悖论”：“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做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大地繁花四起，古木撑起穹隆，我们能够自由地徜徉在那一片梭罗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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