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寻找一个名字叫做“橡皮人”的人。
他总是坐在会议圆桌的10点钟方向，因为这个位置既不显眼也不担心被提问；他在MSN上的状态总是忙碌，因为正忙于在找不到开心的开心网偷菜；他总是—个人在茶水间抽烟，因为此时他的工作座机正响个不休。
他早晨准时起床，但感觉像一晚上没睡般疲乏：他和所有人一样善良，但从不见义勇为，连围观群众也不会去做；他不是无情无义，但从不让座；他拥有一颗温柔的心，但在致电父母时找不到语言；他有些孤独，但坚信沉默是金；他洞悉情趣的学问，但连送宠物回家都叫快递公司；他不是不渴望爱情，但连结婚都懒。
橡皮人没有病，只是心很累。为了不会不开心，他连快乐都不要了。他的形象模糊，有时隐藏在这个时代的人潮之中，有时就在每个人的镜子里——他面无表情地塞在拥挤的电梯中，他不起眼地混入地铁站汹涌的人潮中，他默默地站在斑马线前等待通过的整齐队伍中，他疲惫地沉睡在午夜依然满员的公交车座位上…-他活在这个社会的潜规则之中，活在职场的金科玉律之中，活在世故的熟人社会之中，活在阶层板结的崛起大国之中，活在周遭变化速度让人皮肤都感到麻木的国度之中。从《橡皮人》到“橡皮白领”
王朔写过小说《橡皮人》，说的是一群迷失自我的都市年轻人，一个“行尸走肉、寡廉鲜耻、没有血肉、没有情感、丧失了精神生活”的群体。他们一如工艺品，
“被高高在上的观赏者轮流捏拿玩弄，被生活的泥匠用压力捏成各种形态”。
今时今日，这个词变成了“橡皮白领”。百度百科为这个词注解：“他们没有神经，没有痛感，没有效率，没有反应。整个人犹如橡皮做成的，是不接受任何新生事物和意见、对批评表扬无所谓、没有耻辱和荣誉感的人。”
橡皮人可以在如下职业中寻找：医生、银行职员、程序员、教师、记者、交警、公务员、演员、出租车司机——按照心理学家分析，他们要么已习惯无需分享的孤独工作，要么上升空间有限，要么每周工作时问超过50个小时，在日复一日问消磨了斗志，换来的是挥之不去的空虚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々”在最近30年，一下子就是一个时代。橡皮人不是淡定，只是漠然。疲惫不堪的他们如同王家卫电影里的人物，对新事物的出现与消亡见怪不怪，对原则与信仰朝三暮四。
这是一个现实——英国超市正热销“情绪食品”，人们靠吃含有Y-氨基丁酸的食物来放松情绪：中国的大城市出现心灵超市，销售写有“快乐”、“安全感”等多种情绪的空瓶子。崔健过去说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到今天，你连情绪都要到超市购买。
这是一个现代的寓言——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主人公巴托比是一位抄写员。他日以继夜地抄写文件，拒绝任何变化与沟通，不论人家要他做什么，他只是不停地重复说“我宁愿选择不”，到最后甚至拒绝进食，结果饿死了。
这也是一个悲剧——既有《杜拉拉升职记》教你如何百忍成金。又有成功学教你如何体面对话，还有中国的“酱缸”传统教你如何口是心非。到最后，你发现说真话容易犯错，便不再说话；你发现愤怒、轻视与得意时都会影响人际关系，便省略表情；你发现手舞足蹈会影响形象，便不再做任何夸张动作——你终于活得如同一部人类学行为规范，去掉了表情，隐藏了情绪，不带一丝人气，成了橡皮人。
无梦时代的生活艺术
一位家庭教师这样抱怨他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考试之前，她对老师面无表情，直至考试成绩公布，发现老师有用，分数提高了，才对老师热络起来。林语堂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并且对中国人作了成分分析：四份现实+一份梦想+三份幽默感+三份敏感=中国人。
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有基督教团体对中国香港人做调查，发现20岁以下的年轻人还将家庭放在第一位，追求梦想放在第二位；到40岁至50岁的年龄组别，家庭还是第一位，但追求梦想已经放到了最后一位。
中国人日益病重，连国学书籍《儒家修身九讲》都在煽情：
“当我们每天拖着疲惫的心灵上班，带着深刻的焦虑下班，感情、婚姻、家庭、事业、人际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哀叹为什么活得这么累时，也许该问一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教会我们一门生活的艺术，让我们从小学习如何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把握正确的生活方向，创造精神的幸福和快乐？”
林语堂倒是写过《生活的艺术》，说过“中国的哲学家”：“他把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该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
我们活在悖论之中——在最讲效率的时代，不耐烦的我们心生对慢的向往；在最讲个人发展的时代，我们因为无法快速成功而日益消极。橡皮人无梦，不代表他过去没有梦想：橡皮人无趣，不代表他不想做有趣的事；橡皮人无痛，只因现实残酷让他对痛感必须习以为常。
不是每个人都如同王菲：“我一向没有梦。梦想也好，目标也好，我都没有，一切只凭感觉去做。”在物欲横流时代，每个人都被迫成为理想与现实的共同体——在便利店打工的文学中年人实现过诗歌梦，卖猪肉的博士实现过大学梦，找不到工作的海归实现过出国梦，破产的师奶有过股票梦，经历过100次相亲的老处女有过豪门梦，依然籍籍无名的超女有过成名梦，中国人迷信过鲁迅文学院、新东方、《梦想中国》，但更多追梦人还是回到了生活的原点。
2010年，艺术家王小慧试图挽救中国人的梦想：她要与万名有梦的青年共同来完成一个艺术项目，用文字、影像、绘图和装置来共同勾画心中的梦想，是为世博会的“2010梦想计划”。但比起一幅“画饼”，中国人更需要一场关于梦想与生活的自我救赎。
在彭浩翔的《爱的地下教育》一书中，有四川省雅安市的学生写信给他，问：我活得很累，还能实现梦想吗？彭浩翔给出了一个也许亦适合我们的回答：
“人生过了三十，就有别的看法。生命中许多时候，有许多事情，不能成全，何不站在另一个角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们随时都可能卡在人生的瓶颈。但瓶颈处，我们可以制订第二个成功计划，将成功时间推迟10年；我们可以第二次认识自己，补情感教育的课，培养爱的能力；我们可以第z4，e，学习生活，重温亲情与友谊，拾回为追逐成功而放弃的东西，珍惜眼前的人。
或许应寄望社会变好，顺便改善个人处境。但在整个中国社会找回热望、情趣与痛感之前，橡皮人不妨先进行“Work-LifeBaIance”（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的自我复健——你可以和父母在马路上散步，你可以边听交响乐边擦洗地板，你可以边做饭边写日记，你可以与同样大腹便便的同事新组乐队……中国前所未有地需要生活的艺术，因为我们都如同《1Q84》里塞着车的的土司机：“因为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到任何地方，所以到这地步，只好彼此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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