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学历门”事件后较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唐骏现身南京林业大学，做了一场主题为“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讲座。讲座临到尾声时意外出现了，一位南京大学的大四女生直接闯到讲台以“我觉得唐骏先生的成功不仅可以复制，还可以复印”为开场白，然后当面质问唐骏三个问题：一是美国绿卡的由来；二是拿了一摞西太平洋大学毕业证书复印件请唐骏签名；三是让唐骏发表对他旗下公司的“紫金矿业排污事件”的看法。这唐突一幕令所有在场人愕然，有人直言这位南大的杜同学是方舟子式的英雄，也有人批评这样太鲁莽不懂得尊重别人，甚至还怀疑她想趁机炒作出名。
唐骏高校遭呛是谁的尴尬
颇具戏剧性的提问，既让人大感意外，恐怕又在情理之中。说是意外，那是因为整个演讲都是组织安排好的，因为现场人多，并不是每个想提问的学生都能够如愿拿到话筒，而有机会站起来提问的学生，问题多无关痛痒，纵然提到前段时间发生在唐骏身上的众所周知的学历事件，但最终的指向仍然是对成功学的看法。说在情理之中是因为，有学生对学历问题提出质疑，批判性地看待，也是大学生思想自由、独立思考的应有之义。
意外让唐骏尴尬，也让组织者尴尬，但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在此。首先一点，则是演讲组织中自由提问的尴尬，或者说是话语权的尴尬。当被提前安排好的问题无关痛痒，话筒传递并不自由，也就不奇怪会有学生直接冲上讲台，去和演讲者对话。有句名言说，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用在这里恰好合适。
其次，值得反思的是，纵然曝出“学历门”事件，唐骏为什么还如此受欢迎？当然，这种欢迎是对唐骏能力而非学历的一种肯定，但同时折射出的恐怕更多是当下社会中对“成功”或者说功利的迎合；而放在高校中，表现出的则是经济对教育的微妙影响。这又是怎样的尴尬？！是的，谁都想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唐骏就曾是一个成功者的代表，名利双收。如今，“打工皇帝”的头衔并没有褪去多少光环，“学历门”之后，其曝光率不跌反增。而在现实社会中，多少人其实都梦想着成名，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想着赚到足够多的钱，无论是靠能力、学历抑或其他。因此，“成功”的唐骏是受欢迎的，那光环里有财富也有知名度。但当这种受欢迎的程度，在高校中甚至超过了一些专家学者，其中折射出的除了教育的浮躁，还有什么？
可悲的唐骏“成功学”心态
自从唐骏的“野鸡文凭门”事件曝光以来，唐骏一直采取回避和拒不道歉的态度。前不久唐骏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还就学历门事件公开表态：我错在含糊不透明。一个人靠一张假的学历证明而发迹，凭此“窃取”到了企业高管的位置，却对自己的造假行为不屑一顾，大有“你用欺骗伤害了公众，却一笑而过”的味道。
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唐骏的“野鸡文凭门”事件曝光以后，唐骏不仅没有淡出公众的视野，反而受到一些“幼稚”大学的热烈追捧。唐骏一再在大学的讲坛里进行所谓的讲演，来兜售他的那套寡廉鲜耻的、所谓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理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功，每个人都希望成功，可是成功需要遵守社会的规则，成功需要保持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诚信底线。如果“成功”需要靠挑战社会的规则，如果“成功”需要靠出卖自己的道德诚信，那么这样的“成功”简直就是不择手段。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者和卑鄙者是泾渭分明的两条河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岂能混为一谈。我们判断高尚者和卑鄙者的标准，岂能是以胜败论英雄，岂能是以“成功”论英雄，岂能靠挑战社会规则“成功”，岂能靠出卖个人的道德诚信“成功”？如果“成功”需要靠出卖自己的道德诚信，那么富人靠巧取豪夺发财，官员靠买官升迁，是不是都是一种形式上的“成功”？
当然了，我们无须讳言唐骏的“野鸡文凭门”事件，一方面暴露出唐骏的个人道德诚信问题。唐骏的所谓的个人“成功”经验被某些高校所吹捧，更暴露出来某些高校为了追求所谓的“成功”，而不择手段的心态。唐骏的“野鸡文凭门”事件，从另一个方面也暴露出来某些单位，在用人上盲目地追求所谓的高学历，而忽视对人才综合能力的考查。这样的用人标准和制度，在今后的用人过程中需要加以完善。然而在现有的用人标准没有得到完善的情况下，遵守现有的用人标准和制度，才是维护用人公正的必要条件。
唐骏在南京林业大学举办讲座，只有南京大学的一位女生提出质疑，真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可悲的是众多的听讲者在陶醉于唐骏“成功学”的讲座时，竟然完全忽略了在唐骏“成功学”的背后，其谋求成功的手段是否正当。崇尚独立之思想和人格的大学校园，怎能成为兜售不择手段“成功学”迷魂汤的市场？
成功可以复制，我们却不能容忍无耻被一再地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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