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硕士陈寅恪曾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这样说过：
“我不会谈论我的前任说过的话；
最近说过的话我就不说了；
外国人说的我就不说了；
过去我自己也说过，但现在我不会说。
现在，只剩下之前没有说过的话了。 ”
陈寅恪确实很霸道，但是他这么霸道，却是非常尊重一个人。 他说：“地平线几乎没有尽头，而且有它的踪迹可寻。”
这个人就是王国维。
王国维一生写了很多书，但仅其中三本就足以让整个学术界相形见绌：
《殷墟文字事迹解释》的出版，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
《流沙落点解读》被鲁迅称为真正研究国学的书；
《古史新证》中的“双证法”成为二十世纪考古学和考证学的重大创新。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
“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就像一座翠微亭，在千年老派堡垒上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通晓中西、博学多才的王国维，却在人生巅峰时选择了沉入湖底。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1877年12月3日，在钱塘江边的一所房子里，王国维出生了。 声音不大，但却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华夏发出最震耳欲聋的声音。
7岁那年，王国维开始接受启蒙教育。 在父亲王乃玉的指导下，他广泛读书，涉足传统文化的多个领域，逐渐养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王国维15岁时通过科举考试，被授予进士称号，与陈寿谦、叶亦春、朱家友并称为“海宁四才子”。
父皇对王国维寄予厚望，希望他仕途顺利，恢复家族辉煌。 没想到，一向循规蹈矩的王国维突然变得“叛逆”。
王国维的“叛逆”之路，必须从前四史开始。 他在《三十年序》中说：“十六岁的时候，看见朋友读《汉书》，很高兴，用年轻时攒下的钱买了前四史。”这是我一生读书的开始。”
王国维发现，相对于诗文升墨，他更喜欢文学和历史经典。 父皇不顾王国维的喜好，催促他去参加考试。 然而，他在邱伟考试中交出了一张白卷。
王国维没有科举之志，又无法与父亲正面对抗，只好救国而故意失败。
他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文史研究上。 到了科举考试的时候，王国维干脆没有参加。 恰巧这次考试出现了舞弊案件，所以我必须给父亲一个解释。
这起舞弊案让王国维彻底放弃了科举考试。 他认为，在这样的选拔环境下，很难选拔出能够救国救民的人才。
当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中国时，王国维产生了强烈的求新欲望。 他认为也许先进的西学可以带来新的灵感。
王国维渴望出国留学，学习新事物，但家境贫困。 他决定去西学最发达的上海，近距离感受新学的魅力。
王国维的“叛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
在日本京都生活了5年的王国维思念故乡，不想拖累罗振宇，决定携家人回国。 他先把小儿子送回了中国，留下大儿子一个人在身边。
1916年2月7日，王国维与长子王前明从长崎港登船回国。 经过三天的风浪汹涌，父子俩晕船，起不了床。
身体不能动，但头脑可以思考。 王国维躺在船舱的床上，想着那些未破译的甲骨文。 经过日思夜想，当他到达华夏海岸时，终于成功破译了三个甲骨文。
兴奋之中，他忘记了身体的不适，起身与罗振宇分享。
王国维在日本的五年里，跟随罗振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他在甲骨文、简牍、敦煌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
王国维早年放弃科举，潜心求学西学。 他为何转向研究古代历史并重视传统文化？ 这要从他去上海谋生开始。
1898年正月，21岁的王国维来到上海，加入《时事报》社，成为一名校对、礼宾员。
在报社工作期间，王国维结识了对他很好的罗振宇。 当时，罗振宇已是一位知名学者，并在上海创办了东文社。
有一天，罗振宇看到王国维的《史诗颂》：
“你知道千古壮丽的风景，是从黑海西边看秦朝吗？”
罗振宇觉得这个人胆识非凡，品质一定不凡，所以想要认识他，帮助他。
1900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留学日本。 他还要求王国维在他主办的《教育界》上发表大量学术文章。
当时王国维沉迷于叔本华、康德、尼采等哲学思想，研究有些痴迷。 这时，罗振宇给他打了个招呼。
罗振玉劝告王国维：“尼采的学说蔑视仁义，缺乏谦逊，不谦虚，如果想创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就会受到很多蹂躏。”
西方文化源于西方土壤，有西方习俗。 如果照搬到东方的土壤上，可能会不适应气候。
一个国家的文化亡了，这个国家就亡了，世界也就亡了。 想明白这一切的王国维顿悟了，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王国维决心振兴中华传统文化，让其代代相传。 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没有回头。 传播文化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书籍和教育。
时间转到他在日本生活的时候。 这五年间，除了开头提到的影响后世的著作外，他还在甲骨学中开创了用断痕连接甲骨的先例，也就是后人所说的“甲骨关节”。
1925年受聘于清华大学中国研究院，讲授历史，并将毕生研究成果传授给他人。 陶李的弟子和私塾弟子遍布中国历史界。
清末民初，西方世界代表着进步和自由，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西方。 然而王国维却一路逆行，试图以文化救国，向世界展示东方文化的魅力。
1923年，在罗振玉的运作下，王国维被任命为“南学士”，以学者的名义，陪伴皇帝读书。
“南书芳行”被称为皇帝的老师，非进士、翰林以上的人不得任用。 而平民王国维则与杨中锡、景方昌、温肃同时入南书房工作。
这是莫大的荣幸，但王国维却整天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见不到溥仪，在诺大宫又无事可做，他感到很不安。
王国维向溥仪做出了让步，恳求他将故宫改建成博物馆，向全世界开放。 其目的是让世界看到中华文化的辉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当伤害发生时，世界会保护它。
溥仪没有理睬。 他把紫禁城里的一切都视为私有财产和祖产。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王国维再次尝试，向溥仪陈述西学和政治事务的危险和弊端。
他相信以弱肉强食和强者法则为基础的西学和西方政治将会被东方文明和道德所取代。 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取决于周公、孔子的思想。
但溥仪却认为，外面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除了帝制之外，没有什么是好的。
王国维的建议落空，他只得整日在景阳宫读书、批改书籍。
1924年11月，冯玉祥派兵迫使溥仪离开紫禁城，溥仪被迫登上前往天津的汽车。
王国维也在其中。 这一天，他结束了他的“南修行”。 被人拿着枪赶出去，让王国维从心底里感到了一种如鲠在喉的羞辱。
1926年春夏，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并命令部下进军河北。 北伐的脚步已经逼近北京。 北京城一片混乱，人人自危。
文化名人李大钊在北京被羞辱致死，学者叶德辉因扎辫子被指为“前清老人”。 他们的死让王国维感到悲伤和恐惧。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学生蒋良辅来访。 王国维问蒋良夫对他的辫子有什么看法。 蒋良辅表示还是适应现在的情况比较好，并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让他放心了。
但王国维却说：“我不想再受羞辱了，我受不了任何羞辱。”
我们一生坚守的文化，像破鞋一样被抛弃了。 我想多读书，教更多的学生，但时代不允许。
文化死了，国家还能是国家吗？ 王国维对文化的衰落感到绝望，更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绝望。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来到校园。 像往常一样处理完公务后，他向同事借了2元钱。 由于王国维没有带钱的习惯，所以大家都习惯向他借钱。
王国维拦了辆车，前往颐和园，来到了昆明湖玉藻轩。 他坐在附近的石阶上，静静地抽了一根烟，扔掉烟头，跳进了湖里。
湖水不深，王国维落水后很快就被救了。 获救时，他的衣服还没有完全湿透，嘴里、鼻子上全是泥。
检察官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王国维的遗书，上面写着：“五十年来，我只欠一死，历经世事变迁，我将不再受辱。” 只有十六个字，没有什么可说的。
王国维之死震惊世界，引发热议。 他的死显得很神秘，成了一个谜。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最接近事实的是他的好友陈寅恪的推论。 他说王国维是为文化殉难的。
1929年，陈寅恪为王国维题词时写道：
“先生的著作有时可能不完整。
先生的教诲有时可能会引起争议。
但这种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崇拜，与天地同长。 它有三盏灯，并且永远持续下去。 ”
当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文人必然感受到它衰落的痛苦。 爱得越深，痛苦就越深。 当你无法承受的时候，你别无选择，只有死，只是为了内心的平静。
王国维的一生中，只有陈寅恪理解他的绝望和苍凉，理解他的选择。
王国维不喜政治，只讲知识； 他不喜欢社交，只专注于研究。 他对文化充满热情，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弘扬和传承。 然而，这一跳却结束了一切。
此后这些年，师父难觅。 可惜一位学术明星陨落了。
在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浮躁已经成为了主旋律，这种浮躁甚至蔓延到了文化界。
知识分子逐渐分成两大阵营，一是市场化，一是犬儒主义。 像王国维这样纯粹的学者已经不多了。
泰戈尔有一首著名的诗：“天空中没有鸟儿的踪迹，但我却飞过它。”
王国维就像这只鸟，飞过天空，留下了传奇。
。结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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