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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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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译文】
 
江海所以能够成为百川河流所汇往的地方,是因为它居于百川之下,所以才能成为千百河谷的统帅。因此“圣人”要领导人民,必须心口一致地对人民表示谦下;要成为人民的表率,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所以,有道的人虽然地位居于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负担沉重;居于人民之前,而人民并不感到受害。天下的人民都乐意推戴而不厌弃。因为他不与人相争,所以天下就没有人能和他相争。
 
【导读】
 
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川河流所汇聚的地方,是由于它善于处下。圣人要领导人民,也要用言辞对人民表示谦下。即统治者应具有不争、甘为民下的品质。
 
【解析】
 
这一章讲“善下”和“不争”的好处。圣人之所以“善下”和“不争”,并不是为了得到它的好处,而是顺着道的法则自然无为。如果刻意为之,就会沦落为虚伪和权谋。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在中国的哲学里,“王”是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天、地、人的统一及相互贯通和彼此契合,也指人与人、人与世界所达到的最和谐的状态。此外,王还反映了古人对治国者的最高要求,所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王,也就是能够以整个天、地、人为出发点并能使之达到和谐统一的人。这样的人也被称为拥有天德、地德和人德的人。就本章而言,这里的王只是比喻性的,它可以解释为“集大成者”。这句话是本章的开篇,在这里,老子以“江海成为百川之王”物理现象来引出“善下”的观点。江海之所以能纳百川,是因为江海位于百川之下,所以百川自然而然就归属它了,从而成就了江海的浩瀚,成了百川之王。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言”指的是愿望或意志的表达。“身”指的是行为,它所代表的是目的的实现和利益的获取。在这里,老子以统治者与江海进行类比,说圣贤之所以能够安抚万民,主要是因为圣贤没有私欲,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对待民众的时候,就像江海对待百川一样谦和卑下。所以他才得到民众的尊敬和拥护。结合老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春秋晚期,国家制度已经日趋完善,统治者的地位亦已完全巩固。而人民无法享有政治权利,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地位相差悬殊,不要说身为最高领导者的王了,即便是普通官员也不会以卑下的言辞和谦虚的姿态对待人民。老子关注民众的苦难,也经常针对社会现状提出一些设想。他希望远卉时代的帝王们能够重新出现,或者是当世的统治者能够丰动效法古代的圣贤。
 
“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里的“推”意为推举、选举。推和举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经常出现,它体现了后人对于三皇五帝治世的向往,而老子在这里提出“天下了推之”,比之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更能突出人民的价值。在这里,老子为我们设计了一幅蓝图:统治者虽然高高在上,但百姓却感觉不到压迫;统治者虽然领导民众,但民众却并不感到伤害。老子提倡统治者应保持谦卑,他的这一态度是真诚的。他认为,如果统治者让人民没有感到压迫的感觉,那么他不但可以赢得国民的拥戴,还会获得天下人的推举。能够实现这螳,天下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与他抗衡了。
 
 
苏辙《老子解》
 
圣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盖下之后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圣人不想处于其他人之上,也不想处于其他人之前,所以低调地处于卑下的地位,但是道的规律使他自然而然地处于上而前的地位。
 
【经典解读】
 
在第七章中老子就以天地长久,来论述“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道理,这里再次用江海汇聚百川的比喻,来告诫统治者要能在言行上自甘民下,才能最终居于民上。
 
天下不是君王一个人的天下,也不是某些人的天下,而是所有天下百姓的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位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只有认清这个道理,才能获得百姓的认可,他们只有时刻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得到百姓的爱戴。所以第四十九章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有明白这个道理,将百姓放在自己的前面,统治者才有资格来治理天下,如果将自己高高地悬于万民之上,通过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而胡作非为,只能被人民所抛弃,失去他原有的位置。也正是因为此,古代的君主们自称为“孤”、“寡”、“不谷”,每遇到灾害就下罪己诏,向上天祈祷,降福万民,而惩罚自己的过失。
 
一个统治者是否得到人民的爱戴,在于他是否将自己看成人民的一部分,是否能和百姓同乐同悲。能爱百姓之所爱,恶百姓之所恶的人,才能“处上而民不重”。若只是考虑着自己纵欲享乐,而干扰百姓的正常生活,只能让人民反对。
 
【哲理引申】
 
统治者都希望得到百姓的爱戴、拥护,然而很多统治者只是把这些“梦想”放在口头之上,只有那些真正爱护百姓,关心百姓,与民同乐的君王才能得到百姓的爱护。《曹列论战》大家都学过,曹列在问鲁庄公何以战时,庄公先回答了“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都被曹列拒绝,只有“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个理由才被接受。因为前两个理由惠及的都是身边的人、神灵,他们和普通人民关系不大,所以人民不会支持他。
 
勾践在击败吴王阖闾之时,以为自己十分了不起,所以妄自发动与吴国的战争,结果大败而归险些灭国。这时,他才知道只有百姓才是他能倚靠的力量。于是开始善待国民,孕妇到了临产时,向官府报告,官府就派医生去看护。生了孩子国家协助哺育,死了孩子国家给予抚恤。那些孤老、寡妇、患疾病的、贫困无依无靠的人家,官府就收养他们的孩子。勾践还亲自用船装满了粮食肉类到各地巡视,遇到那些漂流在外的人,就供给他们饮食。勾践本人也亲自参加劳动,不是自己种出来的东西就决不吃,不是自己妻子织的布就不穿。因此,越国人都感激他的恩德,誓死为他复仇,最终战胜了吴国。
 
相反,夏桀无道,夏朝的人民不仅不爱戴他,甚至诅咒说希望能和他同归于尽。当听到商汤起兵讨伐夏桀的消息后,天下人都踞着脚盼望商汤军队的到来,发出“傒我后,后来其苏”的感慨。
 
《孟子·梁惠王》中记载了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次对话。齐宣王问道:“听说周文王的捕猎场方圆有七十里,真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问:“这真有那么大吗?”孟子说:“可百姓还嫌它太小呢!”齐宣王说:“我的捕猎场才方圆四十里,可百姓还觉得太大,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文王的捕猎场方圆七十里,割草砍柴的人可以去,捕禽猎兽的人也可以去,是与百姓共享的公用场所。百姓嫌它小,不是很合理吗?我刚到达齐国的边境时,问清国家的重要的禁令以后,才敢入境。我听说在国都的郊野有四十里见方的捕猎场,如果有谁杀死了场地里的糜鹿,就跟杀死了人同等判刑,那么,这四十里见方的捕猎场所,就等于在国内设置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大陷阱。百姓觉得它太大,不也同样合乎情理吗?"”
 
只有与民同乐,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者人民才会爱戴他,支持他,甘愿为他效力;那些高高在上,残暴不仁的统治者,所能得到的只有人民的怨恨。这也是老子说“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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