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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一号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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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

1933年冬,在呼啸的寒风中,陈为人、韩慧英悄悄地把中共中央文库搬到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名白俄老太家的楼上。那时,中共中央文库的文件进出,都由韩慧英与“张老太爷”(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的代号)单线联系。

当年,上海霞飞路已是繁华的商业街,有不少俄侨开的商店。白俄老太是“二房东”,带孙子住在一条石库门里弄尽头,因经济拮据,才将楼上转租。

韩慧英为了便于工作,主动与白俄老太联络感情。韩慧英有空时,常教白俄老太的孙子写作文;白俄老太喜欢烧“罗宋汤”,每次都会端一碗上楼。

有一次,两人在灯下闲聊时,白俄老太讲自己到过素有“西伯利亚的蓝眼睛”之称的贝加尔湖,赞叹它与19世纪的俄国着名作家契诃夫描述的完全一样:“贝加尔湖异常美丽,看到岩石和山脉沉浸在绿宝石般的湖水中,脊背都起了一阵凉意。湖水清澈透明,透过水面像透过空气一样。”

韩慧英告诉白俄老太:“中国长期流传着‘苏武牧羊的故事。在西汉,汉武帝曾派中郎将苏武率百余人出使匈奴;苏武完成任务正欲返还,匈奴上层发生动荡,他遭扣留并被流放于北海,但始终坚贞不屈,19年后才得以回归故里。贝加尔湖就是从前的北海,俄文里的’Байкал和英文里的‘Baikal,都是’北海之谐音。”

白俄老太听了,打趣道:“既然如此,那不妨就把贝加尔湖叫作北海湖吧!”这话把韩慧英逗乐了。

正是由于双方有着良好关系,白俄老太在一个紧要关头冒着危险帮助了自己的房客。

那天傍晚,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又大范围地搜捕“过激分子”。白俄老太所在的弄堂里,也来了一批巡捕,他们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并不断高声喊:“所有的房间都不能漏掉!”

白俄老太知道房客在厢房里拦出四分之一的面积,在里面放了许多纸质材料。她虽不晓得那是什么,但明白它们一定很重要,怕被几个巡捕发现,就连忙上楼报告情况。

陈为人正欲用一个柜子把房间隔板中间的门挡住,可惜它太小。他见白俄老太上楼,灵机一动说:“上次欣赏过您家的那条俄罗斯艺术毯,现在能借我一用吗?”

白俄老太心领神会,马上慷慨地把那条俄罗斯艺术毯取来,示意往房间隔板上挂。她又转身下楼,去敷衍几个已来到自家门外的巡捕。

由于白俄老太一个劲地“胡搅蛮缠”,几个巡捕过了10多分钟才上楼。他们在厢房里仔细搜查后,没有发现什么,正要离开,一个胖巡捕自言自语:“这个房间好像比邻家的小嘛!”

白俄老太赶紧上前打圆场:“我家在弄底,所以稍有点不一样。”然后,她又转移几个巡捕的注意力,故意让他们观赏挂着的俄罗斯艺术毯,热情地介绍上面反映了18世纪威震欧洲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上朝情景。

那胖巡捕一下子来了兴趣:“听说这是一位既美貌又风流的女皇。大家都瞧瞧,她到底长得怎样,哈哈……”

几个巡捕指手画脚好一阵,觉得这条俄罗斯艺术毯很精美,人物形象生动;那胖巡捕兴致勃勃,还讲了从书上看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秘闻”。随后,他们嘻嘻哈哈地下楼了。

看见几个巡捕往弄堂口扬长而去,白俄老太才放心地关上门。

韩慧英过来表示谢意:“幸亏有您家的那条俄罗斯艺术毯,遮掩了隔板中间的门。否则,就麻烦了。”

白俄老太说:“既然做了好邻居,就要互相照应。这次有惊而无险,主要还是靠你们巧妙应变。”

于是,她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心也贴在一起。

这时,夜幕已降临,霞飞路华灯初上,明亮光线射进弄堂,一切恢复常态。然而,谁也说不清楚,巡捕们什么时候又会气势汹汹地打破平静。

转移

在上海辣婓德路(今复兴中路)、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之间,有一条雷米路(今永康路),它全长仅600多米,属闹中取静的地段。“张老太爷”将一个党的地下联络点设于雷米路文安坊,并常在这里与党内同志接头。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迫于“军统”的压力,对国民党便衣特务的活动眼开眼闭;当国民党便衣特务发现雷米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又默许他们“采取行动”。1935年2月的一天,地下联络点遭破坏时,“张老太爷”恰巧不在,幸免于难。

“张老太爷”还未及发通知,韩慧英却已按照约定前往雷米路文安坊取文件。国民党便衣特务装扮成鞋匠、小贩,守候在地下联络点附近,看见有人敲门,立即抓捕。她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灵活地应对:“我是来帮这户人家洗衣服的,挣点钱养家糊口。你们干什么?要是耍流氓,我就报告巡捕房!”

这几个家伙一愣,不禁面面相觑。为首的“斗鸡眼”咳嗽一声,压低嗓门说:“这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你敲门就值得怀疑。乖乖跟我们回去接受审讯!”

陈为人见妻子迟迟未回,估计她遇到了意外,便当机立断,以木材行老板身份租下位于上海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的两层石库门房屋,立即转移到那儿。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陈为人既要守护中共中央文库,又要照料3个年幼的孩子,非常艰辛。最困难的日子里,全家一天仅吃两顿山芋粥,孩子们饿得哇哇大哭;陈为人由于缺乏营养肺病复发,不停地咳嗽,没钱到医院治疗就只好吃生萝卜。

然而,陈为人一直充满着信心,乐观地对待一切。过了数月,妻妹韩慧如接信从河北来到上海,帮助陈为人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每当晚上孩子们安睡,陈为人常抱病打开箱子,请韩慧如一起上下翻动,防止文件受潮发霉。

到年底,受尽酷刑的韩慧英由于坚持称自己是个穷苦洗衣妇,什么都不知道,敌人找不出破绽,只好将她释放。

韩慧如出了牢房,不知道中共中央文库隐藏于何处,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丈夫,只能没有目标地游荡。第二天,她走到小沙渡路,突然记起陈为人曾说去合兴坊看过房屋,作为后备地点。她马上拐入弄堂打听,终于找到了家人。

见到韩慧英幸运地平安归来,韩慧如抱住姐姐哭了一场。随后,她表示:“我要继续与姐姐、姐夫一起干,因为这是了不起的事业!”

不久,为了寻找党组织和维持生活,韩慧英、韩慧如在白天去小学代课,还抽空想方设法联系中共中央特科。

几经曲折,在1936年深秋,她们与中共中央特科情报机构的同志接上关系。党组织鉴于陈为人的健康状况,决定将中共中央文库交给别的同志管理。陈为人和韩慧英接到指示,经过认真整理,把一批装得满满的木箱全部安全送到了指定的秘密地点。

陈为人完成任务回到家,因劳累过度大口吐血,仅隔半年就病逝。此后,中共中央文库辗转设于上海新闸路、北成都路(今成都北路)等处,先后由缪谷稔、陈来生等管理。由于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号机密”始终安然无恙。

尾声

1949年5月,申城解放。陈来生满怀欣喜,将所保管的15000多件档案资料移送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数月后,中共中央收到华东局的《关于保存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如何处理的请示》。9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急电《历史材料请妥送中央》,其中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

后来,这批党的早期珍档被完好无损地收藏到中央档案馆。

“一号机密”的故事,就是一个精彩的红色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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