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个姓张的人，在家吗？”
不一会，张执一的夫人王曦施施然走了出来：“这一大清早的，你们找谁？”
为首的特务亮了亮胸前的铭牌：“这里有个姓张的湖北人，喊他下来！”
王曦冷笑一声：“找我先生？别说你们，我还想找他呢！这兵荒马乱的，非要跑去南京做生意，一去大半年，连封信也没有……”
扑空了？几个人面面相觑，为首的又说：“人不在，照片总有吧！”
王曦转身回屋，拿了张巴掌大的全家福，递给对方。照片本来就不大，再加上全家福上站的、坐的有好几人，每个人的脸不比黄豆粒大，清晰度自然也差。特务们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个名堂来，领头的特务穷追不舍地问：“有单人照片吗？”
王曦说：“家里只有这一张照片，你们要就拿了走，不要拉倒！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照片留着能当饭吃？张妈陈妈还有厨子天天吵着要走，我说不行，他们走了，这一大家子老老小小天天等着张口吃饭，哪里应付得过来！”
王曦越说越气愤，最后抹起了眼泪。开门的妇人抱着襁褓中的娃娃过来打圆场：“太太，太太，该喂奶了。您和东家待我不薄，就是张妈和厨子回了老家，我也跟着您……”
不劝还好，一劝王曦干脆掩面号啕起来，襁褓中的娃娃也跟着哇哇大哭。在女人和孩子的哭嚎声中，特务一行人悻悻离开了……
目视着特务离开，王曦越想越后怕，永乐邨21号是不是已经暴露了？为什么特务会找上门来？她赶紧秘密联系了其他人，想一起研究对策。
没过多久，事情就水落石出了。
原来，就在一行人回上海不久，与张执一单线联系的一名国民党立法委员被捕了。尽管立法委员死不招供，但是，特务机关还是获知他与地下党里的一位姓张的高级干部有往来。至于高级干部叫什么、住在哪、相貌如何统统不知道，只能通过点滴信息，拼凑出张姓干部的模糊轮廓：一口湖北话，还是个胖子。
于是，特务们转而威逼起为立法委员开车的司机。他们用枪顶着司机的脑袋，让他凭着记忆开车带特务们去找送“胖子”回家的地方。无奈，司机只得把车开到江苏路附近停下了，说他当时因为忙着掉转车头，没有注意到客人下车后究竟是从哪个门洞、哪条弄堂回家的？
特务们大喜过望，有了大致方向，只要去找警署对户口就行了。果然，这一查便查到附近有三家姓张的湖北人。他们一家家地上门找胖子，排除了两家姓张的湖北人后，最后来到了永乐邨21号。
好在王曦是久经沙场的地下党高级干部，特务从王曦的话中找不出破绽，看到这户人家里有用人和厨师，男主人又是做生意的，想必条件还算富裕，不是他们概念中那些一穷二白的共产党员，便放弃了继续追查下去的念头。永乐邨21号又一次躲过了威胁……
永乐邨21号的新生
1948年冬天，方行和张执一同去了香港，在那里与刘晓、钱瑛会合。1949年元旦刚过，王辛南也服从组织安排，去了香港。
1949年4月，张执一离开上海后，转由沙文汉任“策反委”的领导。这时的“策反委”，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局长贾亦斌率部4000多人在嘉兴起义、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等人驾驶重型轰炸机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起义、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为加速上海解放进程及保护城市基础设施作出了重大贡献。
5月，上海解放了，党组织安排方行、王辛南夫妇回上海工作。直到这时，方家和张家又重回永乐邨21号。当年与两家老小一起生活多年的两名用人，对主人从事的工作毫不知情。当他们看到住在这里的先生、小姐、太太，个个穿上了解放军军装，惊得目瞪口呆……不久，永乐邨21号就移交给了上海总工会，上海局机关的历史使命在上海解放后画上了句号。
其实，早在受命之初，方行等地下工作者并不知道要他们负责掩护的地下领导机关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后来虽然一直在机关核心工作，也并不知道上海局正式成立于何时，只知道交给他们的工作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极其机密又极其重要，是上级对他们的绝对信任，万不可有丝毫闪失和偏差。尽管他们所做的，可能只是上海局地下工作中极小一部分……
因为隐蔽工作做得好，中共中央上海局这一最大的“红色秘密机关”从未暴露。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哪怕到了今天，人们仍然对发生在永乐邨的那些“潜伏”故事了解得少之又少。
1981年，张执一从北京来上海，他让方行和王辛南的女儿方虹陪着，特意到永乐邨去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这时的21号已经住了七户居民。对张执一老人来说，永乐邨虽物是人非，但却是他人生永恒的记忆。
今天，曾经出入于永乐邨21号的人大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能够还原它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江苏路永乐邨21号作为上海局的一个秘密机关，这段历史将镌刻在上海这座城市以及上海人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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