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庆元市，朱炳坤见小弟开办的“荷叶麻辣全鸭厂”虽然扩建了厂房，和全球当前的形势差距还很大，流出了辛酸的泪水。就要帮小弟再次扩大生产规模，创一流水平，重振“荷叶麻辣全鸭”雄风。他投入大量资金，八个月后，一座占地2200平方米的厂房，在庆元市拔地而起。
竣工剪彩那天，庆元市市长、政协主席、对台湾办事处主任都来了。还有各单位的代表及当地民众千余人。会场红旗招展，鼓乐喧天，鞭炮炸响，热闹非凡。大会开始由市长宣读祝词；剪彩由政协主席和台湾赞助商朱炳坤同时开剪。在鞭炮声中，招牌上的红绸徐徐而落。“庆元市荷叶麻辣全鸭厂”十个烫金草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最后厂长朱兆仁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他说：“‘荷叶麻辣全鸭厂’，是传承朱家先祖一百六十多年的祖业，我们会把这一伟业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荷叶麻辣全鸭厂’的扩大，首先要感谢党的富民政策，感谢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感谢身居台湾大哥的鼎力相助……”
为了使“荷叶麻辣全鸭厂”发扬光大，朱炳坤指派在台湾的儿子朱洪涛，常驻庆元市指导生产。扩大后第一批出厂的“全鸭”，在厂门口召开品尝会。条桌上摆着“荷叶麻辣全鸭”。刹时，厂门口人头攒动，排成了长龙。民众秩序井然地品尝着，在品尝中，人们赞不绝口：“姜还是老的辣。”
这次品尝大会也是促销活动，从而赢得了市场，朱兆仁拉着朱炳坤的手说；“大哥，没想到你把朱家老招牌在台北扎根了。”朱炳坤欣慰地笑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祖国改革开放政策大快人心。余文胜要离开老石寨老虎坑破庙，回老家建新房。梁来英心有余悸，怕有人会认出她，就说她在老虎坑住了三十多年，习掼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要建新房就在这老虎坑建。余文胜拗不过她，就在破庙边破土动工。新房建成后，三十六岁的儿子余敏，娶了位名叫方小娟的姑娘为妻。夫妻俩都是老虎坑老石寨村小学老师，儿子、儿媳有了“铁饭碗”，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1999年的教师节，当地政府为尊师重教，给每位老师一只“荷叶麻辣全鸭”。余敏夫妇提着“全鸭”回家，母亲梁来英接下一看，礼品盒上印着“荷叶麻辣全鸭”六个字，生产厂地在庆元市青龙镇。梁来英犯疑了。五十年前公公朱考元，在青龙山开创的也是“荷叶麻辣全鸭”商标，怎么在庆元市被人盗用了？她一把抓住儿子的手问：“余敏，庆元市什么时候办起了荷叶麻辣全鸭厂？”余敏说：“以前只开了一家小作坊，1988年在台胞的资助下，扩建为规模庞大的工厂。妈，这么大的喜事你还不知道？”梁来英嗔怪地说：“我一个行走不便的古稀跛子，从未出过家门呢。”
梁来英得知有人盗用了“荷叶麻辣全鸭”的商标，等不及了，就要去庆元市看个究竟。第二天，他们一家四口驱车八十余公里。一路风光怡人，山林葱葱，河水清清，道路平坦，田畴金黄，丰收在望。梁来英赞不绝口地说：“变了，变了，大大地变了！”
余敏接口说：“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老石寨村不是也变了吗？”
一路大饱眼福，两个来小时到了庆元市，找到了“荷叶麻辣全鸭厂”。门卫听说是找厂长的，不敢怠慢，把他们四人请进了接待室，一位姓杜的秘书接待了她。
梁来英坐下后问：“‘荷叶麻辣全鸭厂’的老板是谁？”
秘书递上茶水说：“厂长名叫朱兆仁。”
梁来英一听兴奋地问：“现在他在哪里，我要见到他。”
杜秘书说：“很抱歉，我们厂长出差了。”
梁来英怕是同名同姓的，就问：“有他的照片吗？”
杜秘书把他们带到大厅，正面墙上有主要工作人员的照片。秘书介绍当头一位，说：“他就是我们厂长。”
梁来英一看兴奋地说：“我是你们厂长的大嫂，能召他回来吗？”
杜秘书一愣，她会是厂长的大嫂？从没听说过呀！厂长的大哥是台北“荷叶麻辣全鸭”的老总，这位嫂子怎么不跟丈夫在台北，怎么会到老石寨的老虎坑大山里？而且是个跛子？
梁来英见杜秘书不信任的眼神，说：“请把电话给我，我直接找他。”
杜秘书见她说得那么认真，就拨通了厂长的手机，一阵对话后，放下话筒说：“厂长上了车，正往回家的路上赶。”梁来英满意地笑了。
中午，厂方安排了酒宴，不一会一位西装革履，满脸红光的汉子走了进来。杜秘书忙上前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厂长朱兆仁。”
梁来英一眼就认出了，一把握着他的手说：“我是你大嫂，还认得吗？”
朱兆仁懵了，大哥从台湾回来告诉他，大嫂已跳海死了，怎么活着回来了，还是个跛子。一双疑惑的眼神看着她，口吃地说：“你，你没有……”
梁来英看到他疑惑的眼神，口齿不清，知道他要说什么。就一手撩开左耳边的发丝，耳背露出一小块暗红色的伤疤说：“还记得这伤疤的事吗？”
朱兆仁看到伤疤大叫一声“大嫂……”就泣不成声。
这块伤疤是1949年大哥朱炳坤结婚不久，邀小弟朱兆仁陪同大嫂上山踏青。大嫂见树上有个鸟窝，就爬上去掏鸟蛋，不慎从树上掉下。左耳后被树枝戳伤，血流不止。大哥抓起一把茅花敷上，止了血却留下了这伤疤。
朱兆仁当即拨通了台湾大哥的电话，把大嫂活着的喜事说了。朱兆仁和大哥朱炳坤一阵对话，对大嫂说：“大哥明天飞回来。”
次日上午梁来英一家人，早早在门口翘首张望。太阳直上中天，一辆小轿车在老石寨的老虎坑山口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翁，身后还跟着两个五十来岁的男女。梁来英一眼就认出老翁就是丈夫朱炳坤，把手上的遮阳伞一丢，张开双臂，如小鸟展翅扑进了他的胸怀，声音嘶哑地说：“炳坤，我是来英……”就泣不成声了。
朱炳坤盯着她好一阵子，掀起她左耳边的发丝，见到了伤疤，惊叫一声：“来英，真的是你，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梁来英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把大家请进了农家餐馆。服务小姐送上茶水，待大家坐定后，朱炳坤坐到梁来英身边，问她是怎么活过来的？梁来英没回答，牵着一位高个白发老翁，走到朱炳坤身前说：“他叫余文胜，是他从大海救起我的。”就把余文胜救她及跟随他五十年的事说了个透。
朱炳坤听出一脸泪水，双膝跪下大呼一声：“恩人。”连磕了三个响头。
余文胜慌了神，伸出双手把他扶起说：“天意，天意呀！我见她没挤上车就跳下大海，我能见死不救吗？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朱炳坤一把搂着余文胜，哭一阵，笑一阵，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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