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良心路程，照亮了冷漠的世态。
那个受伤的小女孩，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11月20日下午，上海男人潘跃昀应该轻松地开着自己的黑色“凯美瑞”轿车，回到家里，换上一身笔挺的西服，然后去参加朋友的婚宴。
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改变了他的行程。
在一个车来车往的路口，他看到了那个孩子：小女孩的左脚穿着粉红色的旅游鞋，右脚血肉模糊，不断往外淌着血；她整个人看起来迷迷糊糊的，还时不时地抽搐一下。一个年轻人抱着小女孩站在路上，伸出沾着血的手，想拦下一辆过往的车辆，过往的几辆车却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那是个繁忙的交通枢纽，两座高架桥交错立在马路上方。二三十个人围着一辆巨大的土方车，旁边是一辆被撞得扭曲的助力车，以及一滩血迹。
这个两年前刚刚当上父亲的男人觉得自己的心被狠狠抽了一下，很心痛的感觉。
“赶快上我的车！”潘跃昀说。他扭身打开车门，让肇事的土方车司机——就是那个年轻人抱着还在不断淌血的小女孩，坐进了自己车的后座，然后朝最近的医院开去。路途中，这位父亲时不时觉得，后座上那个喃喃喊痛的小女孩，“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如果见死不救，我如何期望孩子做一个好人？
潘跃昀印象中距离最近的是上海第十人民医院，于是他开着双闪灯，把车速尽量提到最高。
在他的身后，小女孩躺在土方车司机的怀里，拖着已经分辨不出来的右腿，不断喃喃自语。“爸爸，我要找爸爸……”
每一次，潘跃昀和土方车司机都会耐心地回答她：“爸爸马上就回来了。”事实上，那个时候，小女孩的爸爸还躺在土方车的车轮下面。在他们离开5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了现场。可当这位重伤的父亲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无法救治了。
随着下班高峰临近，最后的一小段路，周围的车变多了，潘跃昀的速度也只能慢了下来。他转过头，看到小女孩的伤口还在滴滴答答地流血，暗红色的血液沿着后座淌下，把脚下的地垫染红了。
“这么小的身体，出这么多血，还得了啊？”潘跃昀急了，他把车拐上路旁的非机动车道，摇下了驾驶室的窗户，一边拍着车门，一边对着旁边骑自行车的人们大喊：“帮忙让一下，车上有人要送医院！”
令他感动的是，路人们都带着理解的表情，迅速让了路。从车祸现场到医院的五公里路程，他只用了10分钟。
抢救室。医生在对伤口进行简单处理后，告诉潘跃昀，孩子的伤势医院“处理不了”，建议转院到设有小儿骨科的新华医院。潘跃昀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孩子的右脚被几吨重的土方车直接碾过，只剩下了一些血肉模糊的骨头碴子。
“在那种情境里真的受不了，很崩溃。”潘跃昀当时忍不住掉了眼泪。
当他们把小女孩抬上医院门口的救护车时，一个围观的路人忍不住问潘跃昀：“这是你们家小孩吗？”
“不是，”潘跃昀说，“就是路过看到车祸，就把她送过来了。”
他总觉得，当时自己的车已经停在了小女孩旁边，如果装作没看见，再把车开走，良心上过不去，甚至回家都没办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我以后要怎么教育他，让他做一个好人呢？”
人做什么，是由道德观而不是经济地位决定的
尽管第十人民医院的医生承诺用救护车送小女孩转院，可潘跃昀觉得，自己还是不能离开。那个时候，土方车司机已经吓得“腿都软了”，所有证件和钱包都落在了车上，潘跃昀觉得，只有自己跟着，才能帮小女孩“解决些问题”。
在新华医院门口，潘跃昀爽快地付了90元的救护车车费，然后和土方车司机一起把小女孩抬了进去。在新华医院，潘跃昀又一次被当作了小女孩的亲属，他急忙否认，又把前面发生的事情大概讲了一遍。
可能是感动于他的故事，医院小儿骨科的值班医生主动领着他们跑完了整个手续流程。这名医生还向办公室门口排队就医的病人们解释了情况，请大家稍微等一等。对此，潘跃昀十分感激。
于是，在这座现代化的医院大楼里，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前面带路，两个男人在后面推着担架车，在大楼里不同的科室间来回奔跑。三楼的小儿骨科急诊处、一楼的挂号、二楼的抽血化验、一楼的破伤风针注射、二楼的CT和X光检查……上下来回，不知道跑了多远。
在这些过程中，金钱的支出是免不了的。零零碎碎一千多元的检查费用，潘跃昀毫不犹豫地付了，等到办住院手续需要6000元押金的时候，因为身上没那么多现金，他又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
“你不担心到了最后，这些钱没有人补给你吗？”在事情结束后，有人问他。
“没人补就没人补吧，我已经参与了，不可能因为吝啬这点钱让她得不到治疗。”他说，“当然，这些钱也在我的承受范围内。”
在平常的生活里，潘跃昀是上海一家广告印刷公司的合伙人。不过，他强调自己“不是富一代也不是富二代”。“人做什么是由道德观，而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他说。
事实上，事情的后续发展也没有出现旁人担心的纠纷。当天晚上，土方车司机所在的运输公司赶来医院，并且在第一时间结清了潘跃昀垫付的全部款项。
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
在土方车公司到来之前，潘跃昀一直待在医院里。检查结束后，医生告诉他，小女孩必须尽快做截肢手术，需要直系亲属签字。可小女孩说不出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家里的电话。潘跃昀只好打了110，请民警帮忙寻找家人。
晚上七点，这个偶然路过车祸现场的普通市民终于跑完了全部的住院手续。肇事司机已经被警方带回去做笔录，土方车公司的负责人也赶到了医院。看到小女孩的家人没有找到，公司还专门派了两个人来医院守夜。
“不管后面事故责任怎么处理，你们一定不能让小女孩因为钱的问题得不到治疗。”潘跃昀对公司的负责人说。
“你放心，肯定该用什么钱用什么钱。”对方回答。
潘跃昀这才满意地离开了。他觉得，按照自己的观察，司机和这位公司的负责人“挺老实的”，自己这样才能走得放心。
晚上回到家，潘跃昀才突然想起，他把朋友的婚礼给忘了。他把下午的经历讲给父母和妻子。家人没有责备他“多管闲事”，也没有“被人讹上”的后怕，相反，太太很为他骄傲。
在他看来，整件事应当连同这段救人的路途一样，到此结束了。所以，当媒体接到线索前来采访时，潘跃昀感到特别意外。“我只是做了一件特别普通的事情。”他说，“我碰巧出现在那个地方，然后给小女孩搭了个便车。”
11月21日下午，潘跃昀再一次赶到了新华医院，他给苗苗带来了一束鲜花，临走又留下了3000元钱。小女孩的手术已经顺利做完。小女孩的家人找到了这里，人们才终于知道了孩子的名字：苗苗。这个四岁的女孩左手、左腿骨折，右脚被截肢，脸上也留下了明显的擦伤痕迹。在车祸过去一个星期之后，她仍然会时不时地从睡梦中惊醒；而长辈们更加担心，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这个早早失去右脚的孩子该如何走下去。
不过，在谈及那位素不相识的“潘先生”时，苗苗的家人满心感激：“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如今，距离车祸发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可关于潘跃昀的故事仍然在不断地传播。有人评论说，在那么多冷漠的故事发生后，我们太需要这样一个故事，来温暖冰冷的人心。
潘跃昀也曾读到过那些“冷漠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搀扶别人反被污蔑为肇事者的“彭宇案”。他曾经设想，如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怎么做，而现在，他自豪地说：“我做的和我想的一样。”
“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坏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他说，“退一步说，也许你会被赖上，但也许你还会有别的收获呢。”
这些“收获”，不仅仅是被媒体采访、成为“网络红人”，而更多是一种“强大的、安宁平和的感觉”。更大的“好报”来自于他最看重的儿子。当他参加一个现场直播的访谈时，他的妻子就坐在家里，抱着儿子在电视机前从头看到尾。尽管两岁的儿子“应该没看懂”，但潘跃昀还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就是一种最好的教育。
这段救人的路途当然也带来了一些麻烦。车祸第二天一早，他急忙打电话给那个结婚的朋友，为自己没能参加婚礼表示抱歉；随后他又把车开走，给沾满血渍的后座和地垫做了一个大清洗，防止父母和妻子看了害怕。
不过，这个年轻的老板还是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仔细想想，用4个小时的时间，加上一块坐垫，换来全部的这些‘好报’，真是挺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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