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呼吸困难，大伟仍旧奋力地攀上那块搁着他衣服的岩块。他拿了一条大毛巾裹着他细瘦发颤的身躯，并且急速地揉搓着双手。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觉得无比畅快。他一旦下决心要跳下水去，就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止得了——即使是那些耸在翻滚的波涛上的危岩，那冷冽的黎明，或是，他父亲愤怒的咆哮。
“把你的南瓜处理干净，大伟！”他父亲说。
“你要不是已经十六岁了，我真想好好地揍你一顿。当心些，知道吗？”大伟依然记得他父亲掴在他耳朵上的那记强力的耳光。但无论如何，人已经来了，他想着，一边从那状似巨人指头般指向大海的岩堆上向下俯视——十五英尺（约4。5米）高。大伟明白这件事的危险性，而他也害怕。只要狠狠地一纵身，他的头就可能开裂，像六年前那个疯狂的孩子一样。
“从此以后，村里的人都离得远远的，”大伟的父亲朝他吼叫，并且再次抡起拳头，“除了我这个该死的蠢儿子。”
就算他真的是个该死的蠢蛋好了，他一边想，一边就着大石块的阴影穿好衣服，但是现在，说什么都不能就此打住，他不能。在地平線的那一端，一道白光横过东方的天空。再过一两个小时，那些城里来的人，会将沙滩覆盖在遮阳伞、海滩椅，以及他们上了油的苍白肉体下。当他们稍事休息的空当，他们会开着车，在乡村四处逛逛，为的是给他们的房子物色一些古董来做装饰。但是对村民而言，不管给的是一只松木匣子还是一把家庭用的摇椅，一样令他们心痛不已；但是一想到迫切需要的食物，村民也只好抿着嘴，无奈地收下交易的钱。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大伟和他父亲的身上。当时，他们正忙着修理下陷了的门、窗框和地板，来了一个人，开口问道：“小伙子，你们当地人冬季里都做什么？”大伟先是加把劲，把钉子用力敲下去，再答道：“我们只求生存而已。”
然而大伟却不介意和安德登先生聊天。他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物理教师，几个星期前才在这儿买下一栋旧农舍。而安德登太太曾经招待大伟吃过饼干及牛奶，安德登先生也肯悉心地聆听大伟谈自己一向不愿让他人知道的秘密——上大学，然后做个飞行员或工程师。大伟很纳闷：自己怎么会告诉一个陌生人这些事？也许是因为安德登先生正是吉妮的父亲。吉妮，那位像火苗一样机灵、轻快，有着一头丝般金发，以及一张甜甜的、意气高昂的面孔的女孩。大伟叹了口气：“我又在胡思乱想了！”他把湿漉漉的身体包在毛巾内，急忙朝路的另一端走去，然后突然拔腿飞奔起来，心里祈祷着父亲还未起床。但是，他父亲早已在门口守候着——他的眼睛，在布满线条的脸上显得特别深黑；他的双手也格外大，属于那种能打铁，能锯木，还能揍人的手。大伟缩了回去，然而父亲很快开口：“进来吧，儿子！把早餐吃了！我不打你，那是没用的。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为什么你必须去表演那样愚笨的特技。”
大伟走过父亲，走进了厨房。
“爸，别问我。”
他心里想着他如何解释这一切。那开始于两个礼拜前的一个下午，当时，他正站在凉亭里看着人们跳双人舞，一个全身穿着白色衣服，发色淡得像月光的女孩，清脆爽朗地笑着，笑弯了腰。大伟突然觉得颤了一下。隔天早晨，大伟正在安德登家量门廊的尺寸，以便裁些新木板的时候，纱门“砰”的一声打开，一个女孩跑过他身旁，却突然停下来。大伟心跳加速：她毕竟是真实的。
“我的天！”她说，“我没踩到你的手吧？”她在阳光下看起来是如此耀眼！大伟没说话，只摇了摇头。就在那时，一辆红色的敞篷车开了进来，一个理了平头、身穿马球衣的男孩，扯开喉咙大喊着：“好了没，吉妮？”接着她穿过草坪，迅速地离开了。吉妮和克林顿·亚伯里，那个拥有一辆红色敞篷车，并且住在一栋具有马蹄形屋顶的夏季别墅（这原是一位船长的房子）里的男孩在一块儿好长一段时间。晚上，当他穿上米白色的夹克，领着吉妮在舞池里跳舞时，看起来是那么壮硕、威武；而下午，当他在码头表演跳水时，吉妮则会站在岸上大声喝彩。
“你一向是个稳重的孩子，”大伟的父亲告诉他，“那些岩石是很危险的，要跳，到码头那边去吧！”大伟轻蔑地说：“码头是给城里来的男孩用的。”
他父亲微微地露齿笑道：“也许是。好吧！小心点，儿子。”
“我会小心的，我向你保证。”
城里来的男孩们也知道那些岩堆。一个礼拜前的某天傍晚，当大伟正卸下门廊的最后一块地板，而吉妮正在草坪上忙着招待朋友吃糕点、喝柠檬汁时，克林顿说：“自从那孩子死后，就没人敢到那些岩堆上跳水了。”
“你们谁愿意去啊？”吉妮问。大伟站了起来，拨了一下额前散乱的棕发，“我才不怕呢！”话刚说完，他忽然警觉到自己说了什么，一粒汗珠沿着前额滚下来。吉妮迅速抬起头来，而克林顿也盯着他看，“你试过吗？”克林顿问。“没有，”大伟说得很慢，“就算要试，也没什么。”
克林顿看了看其他的人：“他说大话了。”
大伟在工作服上擦了擦出汗的双手，然后蹲下来继续工作。有个东西轻轻地拂过他的臂膀，他抬起头来，看见吉妮正端着一杯柠檬汁站在他面前：“在太阳底下工作，一定很渴吧！拿着。”
大伟一口气把这杯冰凉的饮料喝光：“谢谢你，吉妮。”
克林顿大声喊着：“要喝，他自己会到厨房去拿。”
吉妮笑了笑，看着他，“还要吗？”她问道。大伟摇摇头，抓起工具，奋力地敲打。“我要让他们瞧瞧，”他心想，“我一定要让他们瞧瞧……”现在正是七月中旬，所有人的工作进度都慢了下来。只有大伟仍在太阳上升之前，卖力地练习，与鸥鸟分享他的孤独。他不断地升高起跳的高度，每升高一次，他就用指甲在石块上刮一道痕迹。有一次，他一不小心，在跳水的过程中擦破了肩膀的皮，流了不少血。这也使他更加努力，直到他跳得又直又准，并且能够精确地判断出水下岩块间的距离为止。他变黑了，肌肉变得发达，也意味着他终于准备好了。次日，他带着午餐到海边等候。当吉妮穿着黄色的游泳衣出现在海滩上时，大伟朝她挥手呼唤着，吉妮也回以热烈的挥手。霎时，大伟失去了理智，他的胸口仿佛有东西重击着。他朝着最高、最突出的岩石爬上去，那里已没有练习时做下的指甲刮痕记号，海水四下窜流。三十英尺（约9米）的高度。但他要做到——他必须做到。人们不断地聚集过来，码头上城里的男孩也在向这边张望。大伟绷紧了肌肉，摆好了架势。他突然听到一个女孩的叫声：“不！不要这样，大伟！”他朝下一看，吉妮正向他伸出双臂，乞求他停止。大伟凝望着她。
“大伟，下来。拜托你，下来，好不好？”她呐喊。她焦虑的声音使大伟犹豫了。他退回一步。但是当克林顿叫嚣着：“怎么了？没胆了吗？”他又紧握住拳头，再次向前踏出一步。这次他不会再退回去了，也不能再退回去了，他知道他一定办得到。
“大伟……”吉妮的声音中透出恐惧，“大伟，我求你别跳！”顿时，他明白吉妮是对的，他父亲也是对的——这只是一次有勇无谋的自我表现——虽然他一定做得到。他坐了下来，以抑制想跳下去的冲动，他把头埋进手里。下面传来一阵阵嘲笑的声浪，其中，克林顿的笑声格外清晰。他企图将汗水挤回去，但无论如何，他的手掌已经湿了。当他抬起头时，人群已经散尽。只有克林顿和吉妮站在岸边，看着他缓缓地从岩石上下来，此时，他已是筋疲力尽。他们同时走向大伟，吉妮那惨白欲哭的脸，克林顿带着纡尊降贵的笑容，“你在那上头，看起来真像已经夺得锦标的选手。”
他讪笑着。大伟握紧拳头，然而吉妮过来挽住了他的手臂，大伟的心不由得软化了。
“谢谢你没跳下来。”她轻柔地说。
大伟多想告诉她，要让克林顿笑他怯懦比从岩堆上跳下来难多了。但他不知道究竟该如何解释清楚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勇气。任何一个孩子，都可能有胆量从悬崖上往下跳，但只有一个成熟的人，才具备使自己免于荒谬的胆识。
“我并不是胆小，”大伟说，“我不怕跳水。”
“我知道。”她回答，她的手顺势滑落下来，“但是你所做的，却更需要勇气！”他们相携着走离了克林顿，不过大伟丝毫没有察觉。他一心想着：“她一定知道，她是明白的。”大伟以前总是想象着，恋爱，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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