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九常说：“我死以后，车木匠这个行当就真的进入历史了。”他在一堆木料中吸着烟，看着手上斑驳的老茧。
杨老九的青少时光，在1970年代。那时候的单位生产组还是祖国建设的生力军，但没多久，气候就变了。杨老九的师傅不接受公私合营，一个人去了甘孜州，不久又回到成都，开始单干。
南海的春风，要吹到四面高山的成都平原，不可能有想象的快。他单飞得并不顺利，生产组负责人找到他，说：“教大家打烟杆眼子吧，都得吃饭！”
艺人的饭，师傅不给，子弟再多，也就只能饿死。他请来了自己的师傅和另外几个跟他一起做车工的师傅，条件是补齐他们的退休工资。几个老师傅进了生产组，负责人马上叫人写告示：招工，招5普工5学徒。
那天，杨老九跨进了生产组的大门，成了一名学徒。
有了大师傅镇堂，生产组大胆引进了一批机器，普工都上机器，学徒继续跟师。杨老九说：“机器挣钱就是快！”大师傅白了他一眼。
机器挣钱确实快，小小的生产组，居然也扩大规模了。生产组的后面盖了楼，学徒都搬到楼上，烟杆不那么紧俏了，大家都该学车工。原来的办公区，已经摇身一变，成了铺子，迎着八方来客。
车工的工作，是做产品刨光，车木锤、线辊、擀面杖、刀把。杨老九边看边学，根本没想过，这简单的车架上，还沉睡着那么多他未知的创意。
一天，杨老九看到师爷（当然不是县衙里那个师爷）手里一个精巧的玩意儿，啧啧称奇，赞道：“师爷，这个好耍，哪里买的？”
师爷扬了扬小玩意儿，不屑一哼：“我就是车匠，它还能挣得了我的钱？”
年青人的好奇心被启发，就是洪水猛兽。杨老九开始琢磨，就这一幅木架子，几把刀，能做出些啥？
单位又分料了，按规定，每人每月20斤木材，按时交产品回去。木材用不完，很多人都当了柴禾。杨老九说：“我还是有些舍不得，有些木材相当漂亮的，我就捡回来。我看师爷那么细小的东西都能够车，我想我还是应该车点。就准备去请教师爷，做点小玩意儿。”
师爷毕竟是师爷，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一番请教，就是“这儿，这儿，那儿，那儿，完了。”杨老九偷偷做了一副车工架，用钉子钉的，他白天做工，完了四处走动，偷偷看师爷的手法，回家自己模仿。
一个小小的玩意儿，他竟然学了很多年。
“我发现最难的不是车工的部分，而是钻眼。那时候我才明白，为啥当初生产组要花这个钱请大师傅几个来教打烟杆眼子。钻眼钻好了，木头自己规范自己，几下就车完了；眼钻不好，这一把就白搞了。”杨老九回忆当年，嘴角带着几分笑。
已经说不清是庆幸还是不幸，1990年代的杨老九学完车工，生产组就与一家玻璃厂合并了。新厂不要车工，新的负责人说：“要不你干搬运吧！”
搬运工一个月几十块钱，杨老九顿时陷入了生活的拮据。杨老九：“几十块钱工资，我整天干搬运，有点空了我还去卖旧书，还是养不活一家人。”无奈，活不下去。
干了两年搬运，杨老九离开了玻璃厂。他走街串巷，走收购站，收旧书，卖旧书。买卖当中，他在鲍家桥停下了脚步。
鲍家桥两个车木铺，一个老李家的，老李大小产品都能车，就是细节处理不到，车一个花瓶，瓶颈老跟他开玩笑；另一个老头，水平更次，颇有点“偷学不成功”的风范。杨老九说：“三分手艺，七分工具，你工具不换，名气就起不来。”
老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工具，说：“你有木架子？”
老头接的业务是修补家具、小杂件，小凳子的栓缺了一块，他看着也只能翻白眼。多年后，他对杨老九说：“我当时就欢迎你来，我很乐意把那些挣不到的钱给你挣，甚至倒给你点钱都行。要是客户晓得我这些东西处理不下来，以后就不会再找我了。”
杨老九的车工手艺，开始自立挣钱了。
车木匠杨老九仔细回忆了师爷过手的那些玩意儿，他开始不断尝试，不断突破，不知道到底要做成一个啥，但也一步不会停下。一个个的带圈葫芦、佛教宝塔、梅瓶、笔挂魔术一样从车架上跳跃出来，葫芦可分上下自由转动的，宝塔可分多顶多层的，梅瓶可分颈肚关系的……层出不穷，早已超乎杨老九的初衷之外。
杨老九说：“我发现我车的东西可以活，就再也不车死东西了。”“活”与“死”，在趣味，在机巧，机工无法办到。
如果说故事到此为止，那就只是一个车木匠的故事。杨老九在旧书当中，发现了自己的另一爱好，成绩可能并不输给车工手艺。
书签在历史上——至少在我们一代人心中，还存留着当年最浪漫的情怀。杨老九在一些收来的旧书当中，发现了这片宇宙。他开始无意识地收集，渐渐发展成有意识地、有目的和针对性的收集，或许这并不是故事，就像滴水成海一样，我们只有看到了大海最雄伟的模样，才会惊叹和感动于过程的珍贵。我把他的书签发出来，如果你曾经收集过，你会想象得到，必须经历多少的故事，具备怎样的情怀，才能把一项工作一件事，做成一件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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